刘国恩谈民营医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啦叮便民服务站

这需要很长的，一是继续教育，在工作中转型；另外要加大医学院培养全科医生的力度，各医学院也应该尽快成立全科医学系，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转型，为解放医生提供必要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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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服务在50年代、60年代并不是那么突出，而现在越来越突出，所以从医疗服务需求变化来看，也提出了要求我们对医疗服务供给侧进行，让200多万全部是专科大夫的构成转变为越来越多全科大夫的构成。当然，我们仍然要保留相当部分的专科大夫，毕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还是有人会生疑难重症，还是有人会发生需要住院和手术服务的疾病，但那毕竟不是大头。

如果民营医疗机构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它跟从大医院走出来的医生结合，再得到支持，建立越来越多便民诊所，医保能买单，它又何苦一定要钻政策，承担这么大风险呢？

现在我们热议的魏则西事件里涉及到的莆田系之所以表现令人不满，也是因为它想把服务做好其实不具备太多条件，为什么它找总队第二医院合作，因为二院作为公立医院有很好的条件、很好的平台，所以就把平台外包给它，其实他们也是因为条件不是很好，才去寻找机会，其实这种机会就是因为市场本身没有完全打开，我们的市场条件不是那么公平，更不是那么有效，它只能通过寻找不正当的机会发展，因为正当机会太少。

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看病拥堵，公立医院资产庞大，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因为所有知名医生都在公立医院，导致老百姓更愿意去公立医院，从而更拥堵，从医生配备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大多数知名医生都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的资源少一些，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原标题：刘国恩谈民营医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刘国恩：比如你得了一个不是特别急的疾病，却要马上动手术，在公立医院排队没有排上号，比如10个月后才能排上号，但你说不行，10天我就要把手术做了，这样你就可以去私立医院马上做，但需要自己掏钱。

主持人：通过魏则西这个事件的这一个点，引发的社会现象，但我们可以更宏观地审视这个问题，请您谈一下在中国现状下，民营医院，包括您说的科室外包的现状是怎样的情况？

主持人：像您刚才说的，民营医院可能会主动寻找机会，可能会用一些不正当的操作手段，从另一方面来讲，是不是我们的公立医院，包括二院，国家在监管方面是不是可以加强一下，把民营医院的运营提高得更好？

所以说，你到英国去，他会问你“你自己的全科大夫是谁？”“你的家庭医生是谁？”中国目前也在推这个制度。

但作为公立医疗机构来说，在把科室外包的过程中，如果为了科室更好地发展，或者以前医院缺失这样的科室，希望通过和社会办医结合，建立得更快、发展得更快、技术更好、人员引进，让老百姓到二院看病时因为社会办医效率的提高，能够接受更好的服务，这个目的本身没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因为魏则西事件的发生、因为莆田系参与，莆田系是民营医疗机构，我们误认为应该缩小、阻碍民营医院、社会办医的发展，那么就和我们的政策，和希望解决问题所应采取的方式背道而驰。医疗机构做了不当的事情，不代表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应被约束发展、被逐出市场。”针对这一次的魏则西事件，刘国恩表示。

刘国恩：你说数量很多是个事实，其实中国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远比中国公立医院的数量多，不要说民营，就是自己办的基层医疗机构，数量也是极其庞大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说它非常薄弱呢？因为仅有机构、仅有一间房，老百姓就会去看病吗？最重要的还是其它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医务人员的配置。

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要把你刚刚讲的这么多好医生，特别是专科医生待在大医院这种与需求产生严重脱节的状态改变过来，让医生能够走出大医院，到社区去、到基层去，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而转型，这样他们的事业发展就会依靠自己的服务平台发展得更好，他们的收入也会比现在的基本工资+金要高，如果服务转型，不管是个人掏腰包，还是医保都能买这个单，让他们给我们提供方便的服务，他们的收入就会得到根本性改善。

主持人：谢谢刘教授，今天网易财经的专题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刘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中国民营医院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民营医院之后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我们希望好的就医能够真正改善百姓的生活，最后非常感谢刘教授来到网易作客，同时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和观看，希望大家后期可以继续关注网易财经的专题报道。谢谢大家。

一般来说，大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金分配是基于每个科室对整个医院一年贡献的大小，你想想，如果一个大医院开设全科科室，那它的创收就很小了。长此以往，提供全科服务的科室就越来越不会受到医院的重视，因为它对创收的贡献相对比较小，但骨科、肿瘤科贡献特别大，金也比较高，所以人们也就越来越不重视，如果收入分配是基于科室收入，（全科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小，这是第一。

近几年我国民营医院发展迅猛，尤其是在数量上，与公立医院日益接近，但在整体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与公立医院差距很大，很难成为社会的主流，且常常被污名化，这是为什么？是民营医院自身就存在问题还是我们的监管制度不到位？

刘国恩：我们想像一下医院办诊所，需要很多所谓的生产要素，首先你得需要一个设施，也就是房子；要设施、要房子就需要土地，如果社会办医需要的土地价格是同一个地方公立医院机构用地价格的十倍以上，请问，如果你来办民营诊所，你的行为要跟（公立医院的）一样端正，而你的用地（成本）是它的十倍，请问你能几天？

就这次事件本身来讨论，两边都是有责任的，一边是民营医院，它要寻求更好的条件和发展契机，它去寻找公立医院能够获得发展的平台，莆田系做了它作为商业机构来说要做的事。

刘国恩：你说得很好，比如说这次事件，就以为魏则西提供医疗服务的事件的两个主体来说，一边是民营医院莆田系，一边是二院，公立医院机构。

所以在英国的医院拥堵就不像中国这么严重，但它有等待时间，它会告诉你，不怎么急的手术要等一年，如果等得起，照样给你提供服务，等不起，你就去私立医院。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时间，另外其实很多事情在制度改变之后，就会有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不改变制度，你想解决目前这些现象，而这些现象本身又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就会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制度没改，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就会比不出现更正常，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公立医院外包科室给民营医疗机构（的情况）。

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做相当多的工作，有个形象的说法：大夫怎么被解放出来的，九个字，一个是要“下得去”，如果大夫是一个机构人、单位人，需要院长签字同意，有关部门审核，他就很难“下得去”，所以我们希望首先解套的一扣是让医生变成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社会人，这样才能下得去，这是第一个。

与此同时，老百姓的一般普通门诊服务就不需要跑到大医院去了，那时候我们到的三甲医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拥堵，也就不存在“号贩子”现象了。

以我自己为例，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已经快13年了，我还没有一次到医院去寻求住院服务的，当然也就没有手术服务，当然这13年来我有很多次门诊服务，但也是因为中国门诊服务的平台在基层非常薄弱，虽然我们有平台、也有人员，但资源配置的品质和人力非常薄弱，所以我们不得不到大医院去接受这个本应在自己口诊所接受的全科医疗服务。

今天我们看到的民营医院、民营医疗机构相对来说比较不好，我们有时候把它形容成“脏、乱、差”，其实这个描述也不是那么准确，有些高端的民营医疗机构并不脏乱差，当然大多数相对公立医院来说比较差，但我们要看到，制度在过去并不是以社会办医为主的制度，今天这个结果是这个制度带来的必然结局，所以我们要搞清楚鸡和蛋的关系，有了蛋，不可能孵出猫或狗。

最后三个字是“用得上”，如果专科大夫不进行职业转型，即使“下得去”、“留得住”，坐在那儿你只能看耳科、只能看眼科，这可不能解决全科的问题，全科大夫要解决病人发生疾病和第一站所有的服务，所以他们必须进行职业转型，从专科大夫转型成全科大夫。

刘国恩：如果我们给民营医院土地的价格就是公立医院价格的十倍以上，起跑线就完全不同，你还期待它跑得和你一样快，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如果我们期望它提供的服务和公立医院一样具有口碑、一样具有品质，一样使老百姓承担得起，首先进价的生产要素要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吧，我们不能又要马儿跑得快又想它不齿槽，给它很贵的地，又希望它提供公立医院一样的服务，不可能吧。

主持人：经过我在网上查的资料，目前民营医院的数量也是很多的，网上显示民营医院数量和公立医院数量其实差不多，但它依旧不能成为主流，会不会自身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目前医疗服务体系的和发展，特别是分级诊疗这个目标的确立更需要民间的力量、社会资本的参与、医生的解放，而不是缩小社会办医的规模。如果因为魏则西事件的发生、因为莆田系参与了，莆田系是民营医疗机构，我们误认为应该缩小、阻碍民营医院、社会办医的发展，就和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希望解决问题所应该采取的方式背道而驰了。

刘国恩：很难想像，在中国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比如英国、美国、还有我们的地区，民营医院机构的口碑为什么比公立医院机构的口碑要好？你不能说公立医院机构天生下来就是坏的吧，不能这么推论吧。

刘国恩：目前中国民营医院不管是规模、品牌还是质量，这些人们特别关心的指标，都比公立医院更劣势的，这不奇怪。如果它现在在这些关键指标上超过了公立医院那就更奇怪了，在过去相当长的几十年过程中，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一直是沿着公立医院为主的这个主线发展而来，民营医院、社会办医在过去本来就不是我们鼓励、支持、欢迎的。

以量来看，我们每年住院服务的发生率在10%左右，2014年住院服务也就是1.7亿人次，10个里面有1个人一年会生一次病，并不是很高，但非祝愿服务、门诊服务就多了，有70多亿次，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疾病谱已经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非住院服务越来越多，特别是慢病服务的长期管理。

说白了，“号贩子”主要是挂门诊号，哪个“号贩子”拥堵是因为挂住院号？包括前段时间那个的姑娘，她说的就是门诊号，如果门诊服务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基层，大医院不再提供门诊服务，哪里还有“门诊号”呢？“号贩子”不就也消失了吗？

所以从个人职业发展来看，在目前现有体制内进行自己的职业发展，也不鼓励人们去选择全科、小儿科服务，因为他没办法发很好的文章。

近日魏则西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将民营医院推向了的风口浪尖，那么目前我国的民营医院现状到底是怎样的，未来将如何发展？

问题是在合作外包过程中存不存在变相的利益输送，存不存在把医院的外包服务平台廉价转移出去（的情况），并且转移出去的回报是以某些个人收入（提高）作为回报，这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当然，这已经涉及到法律层面的相关问题了，如果数额比较大，就已经构成了犯罪。

刘国恩：还有就是医务人员，如果医务人员绝大部分仍然还是处于事业单位编制体制内，他出不来，这些民营医疗机构，莆田系开个诊所，上哪儿找医生？要么就偷偷摸摸地找公立医院的医生出来“走穴”，要么就找一些庸医，他们弄不到好医生，你开诊所不希望得到好医生吗？如果我们一天不把医生解放出来，他们就一天得不到成规模的好大夫，即使他们把医院办得非常漂亮，技术很尖端，坐堂的大夫仍然很多是庸医。

刘国恩：刚刚已经给大家解释了，60多年来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是以公立医院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模式，医务人员是作为医院事业单位编制发展壮大的，所以医务人员自然就成为了机构人、单位人，而不是社会人或个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一个人要发展，就会尽可能寻求很好的发展平台，规模更大、级别更高的医院自然符合要求，所以大医院、医院留下更多更好的人才常自然的结果。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国家医疗体制的刘国恩教授。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这么多年来讨论国家医疗体制，真是希望通过分级诊疗把资源配置的结构进行调整，使得我们分级进行诊疗，该住院的时候到医院去，有急诊问题出现，需要会诊、疑难重症的时候去医院，通过专科大夫以及专科大夫会诊团队把疾病诊断出来，以及后续手术、住院在医院完成，但绝大部分看病实际上并不需要专科大夫会诊服务，也更不需要手术服务。

这个问题和我们资源配置密度安排相关，有这样的中国大医院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的安排，就一定会拥堵，因为把人们各种各样的疾病制度性地引导到一个固定场所去看病就医，而这些固定场所不需要提供所有的服务，比如现在我们讨论的医院，医院在现代医学里的定义是“提供住院服务的固定场所”，提供固定住院服务的大夫主要是以专科大夫为背景来提供住院服务的，而不是以全科训练背景的大夫为主体来提供非住院服务的平台。

很多因素交织到一起，最后就导致没有人希望变成全科大夫，你想，儿科大夫也常紧缺的，大家都愿意变成专科大夫，可是变成专科大夫和我们提供全科服务的巨大要求就产生了系统性的矛盾。

在，民营医疗机构占了整个医疗机构服务的75%甚至更多，口碑非常好，不管是品质、收费还是服务态度都是最好的。

【实录】

刘国恩：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要它提供和公立医院同质的服务，那么你给它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要同价吧，这是其一。

网易财经5月9日讯近日魏则西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再次将民营医院推向了的风口浪尖。以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院的发展与监管，再次受到社会关注。对此，网易财经特邀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做客网易，解读民营医院发展现状。在中，刘国恩表示，当今的民营医院、民营医疗机构相对来说确实比较不好，但还是应该大力发展民营医院，通过解放医生，促进医疗资源下放，才可以更好的解决看病拥堵的问题。

我们就这个问题的展开应该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一个医疗机构做了不当的事情，不代表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应被约束发展、被逐出市场。

可是目前的中国医疗服务体系是从大医院开始进行资源配置，导致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医生队伍、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财务和其它人力资源等等都高度集中在大医院，所以才造成了目前中国看病特别拥堵的“中国特色”和现象。

刘国恩认为，目前中国医疗服务体系是从大医院进行资源配置，导致人才、医生队伍、技术、财务和其它人力资源等等，都高度集中在大医院，所以才造成目前中国看病特别拥堵的“中国特色”和现象。因此，大力发展民营医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让老百姓的一般普通门诊服务不需要跑到大医院去，三甲医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拥堵，也就不存在“号贩子”了。

刘国恩：在英国，医疗服务体系分成两大块，一块是门诊服务，主要是提供全科医疗服务，所谓全科医疗服务就是我们说的，不需要住院的那些服务，这样的服务对一般百姓来说很具有现实意义，平常的感冒发烧拉肚子，第一时间就到非医院的诊所去接受全科服务，在这个全科服务诊所里获得服务的医生都是自己开设全科医疗服务站的大夫，是他们自己开办的，而买单是由来买。

如果我们对这块“肉”管得更好，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现代医疗机构的转型发展，把能够留下、应该留下、必须留下的医疗机构留下来，把不必留下来的公立医疗机构进行公开透明的社会化，请第三方事务所全面进行评估，让国有资产保值保量的得到比较全面的评估，让国有资产并没有流失，同时它变为社会办医机构后，经营起来就更有人监管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资产。

刘国恩：英国有相当多的大夫在社区开设了自己的诊所来守护老百姓所需的全科医疗服务，医生开办的全科诊所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全科是什么概念，医生需要对整体人的系统了解非常全面，对每个部位的了解不需要很深、很复杂，但对整个身体全面了解程度是最高的，所以他会给我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当他发现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已经复杂到超过了他所能判断的程度，那么他就会说，全科诊所已经没办法确诊你的问题，我必须把你推荐给上一级专科大夫为你看病。

刘国恩：其二，用电、用水，很多公立医院享受特别大的优惠，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给它们同样的生产要素的价格，那我们就在缩短它们和公立医院的距离。

刘国恩：就我们国家整体医疗体系以及目前状态来看，其实目前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仍然还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为中心进行配置资源的体系。这个体系最大的特征包括大医院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医疗市场的绝大部分，造成了普通人普通门诊服务都不得不到大医院排队挂号，人为地或制度性地造成了拥堵，这也是中国人这么多年来的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第二是基于医务人员的个人职业发展，本来医务人员的个人职业发展应该更多基于自己的临床水平、品牌，如果是基于自己举办的诊所，我是名医，病人很多、口碑很好，如果医保也能购买我的服务的话，我的收入就会很不错，但中国不是，大多数医生是在医院里作为事业编制人员工作，拿工资和金，很多医生的发展要顺着体制内这条线一步步往上发展，这就和医生开办诊所要求的条件不一样，在系统内往上发展，仅靠自己的临床水平、品牌就不够了，你还要有发表文章的能力。

刘国恩：你问民营医院多还出现这么多怪现象，是不是它本身有问题？我一直说它本身确实有问题，但它存在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它天生生下来就是恶的主体。

但是我们也知道，让大量优秀大夫变成专科医生留在大医院和医疗服务需求的机构是越来越脱节的，三四十年前，大量疾病还是传染性疾病的时候，也许我们到大医院进行集中救治处理可能很有效，但现在疾病谱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我们还有相当程度的传染性疾病，但越来越多是发生在个人层面上需要长期护理、长期管理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诊断非常明确，他真的不需要到大医院挂号、排队、住院，仅仅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医生对他的管理和，而这样的服务完全可以在社区内医生举办的全科诊所里提供这样的服务。

与其让这些公立资产偷偷流失掉，被偷被抢，还不如公开透明地让它社会化，让我们等价交换回来，同时把这个资产作为社会办医的主体，他会管理得更好，这种方式总比现在偷偷摸摸地让少数人赚取公立资产的价值好好很多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要认真研究如何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现在我们讨论社会办医也是近几年国家医疗体制提出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方针，因为我们看到了目前以公立医院为主、以大医院为主的医疗服务体系必然会带来拥堵现象的这个问题，才进行了这场，提出了相关目标和方针。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办医能够把目前医疗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解决得更好，让老百姓在口就能看到越来越多好的大夫开办的方便我们就诊的诊所，这个诊所当然应该是社会办医的主要形式，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如何更好推出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准入的、监管的、保险的、融资的，这些手段都需要，为医生走出大医院在口开办诊所搭建更好的平台，这样明天的民办医疗机构就会比今天好得多。

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其实需要两面讨论，一是民营医院以后如何更好地受到监管、约束自己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公立医院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把服务外包出去交换自己的利益。一个苍蝇飞过来寻东西，这再自然不过了，但如果你这边没有腐肉，它怎么会过来盯呢？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目标紧盯在苍蝇上，而应该想到引苍蝇来这里盯肉的平台。

这样来做平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民营医院机构、公立医疗机构都有好的，也都有相对比较差的，所以不应该以点代面来否定本应得到更好发展，更有利于解决目前医疗拥堵所需要的社会力量。

主持人：刚才您说民营医院可以很好地发展，但目前在中国民营医院发展确实比较薄弱，一般情况下大家更乐意首选公立医院，对民营医院不太信任，或者有一些其它看法，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主持人：您从整体医疗体制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因为您之前也在国外待过，我想问您一下，国外的民营医院是不是发展得好一点，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咱们可以学习、效仿，之后我们再改善。

再回到中国，如果要学习英国的经验，中国现在大概有270万的大夫，95%以上都是以专科大夫的形式在医院里待着，我们看感冒发烧也要去301排队，去协和挂号吧？这就是用高射炮打苍蝇啊，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医生解放出来，通过解放医生来实现医生职业转型、事业转型的基本目标，最后完成分级诊疗的中心任务。

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民营医院在夹缝中，如果还能长出大树，这样就更奇怪了。

刘国恩：所以我觉得医疗服务机构的品质好坏根据上不取决于它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医疗机构发展所处的市场大，如果我们的有利于它健康茁壮成长，它就会发展得更好，如果不利于它发展茁壮成长，它要么就死掉，要么就变成一个不正规、不健康的苗子再生出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们希望把门诊服务引导、转型到社区来，那么社区这个平台显然就不应该再以医院形式出现，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社区这个平台应该是由大量医生开设的社会诊所，它是分散的，平台很广，这样老百姓看病就医就很方便，就医场所也会比较松，没那么拥堵，医生给我们的时间分配也会更多。

刘国恩：医务人员的配置、平台的配置、技术的配置、医保的配置，这些如果不能上去，仅有一间房，名字叫“医疗服务中心”，有什么用呢？老百姓会因为那里有张床有间房而去看病吗？你是去看大夫的，不是去看房子的，看房子还不如去酒店呢。

这些医生开设的社会诊所，或者说工作室，显然就代表自主医药的基本特征，英国叫“诊所”，我们叫“社会办医”，这些都是所谓民办医疗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你问他们如何发展得更好，是因为英国医疗服务体系提供了医生自己创业、发展的空间，老百姓信得过，来买单，医生去开设自己的诊所，它把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解决了。

这需要医生队伍也进行职业转型，从完全的专科转变为越来越多的全科，为什么中国医生构成都是专科服务呢？这也是历史制度造成的结果。照理说，200多万大夫里应该有很多，甚至超过一半的全科大夫，但中国没有，过去有很多约束、全科医生发展的制度，比如我们过去医院进行收入分配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收入来源，一个是基本工资，这是行政定的级别工资；另外一个是在基本工资基础上的金。

刘国恩：我这样给大家介绍吧，我们选一个具体的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里面，可能主导办医程度最大的代表莫属英国了，拿美国举例，可能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妥当，因为美国是市场主导医疗服务体系的国家，而英国是主导医疗服务体系的国家，所以我们以英国为例可以更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他们是怎么把社会办医做起来的。

刘国恩：在英国，医疗服务的收费不需要医保，因为它是全民医疗，也就是说，老百姓看病就医不需要有什么保险，买单，不管是一般性的感冒发烧门诊服务，还是住院服务，都会买这个单，当然，你要用特别昂贵的新药品，不在买单的目录里的，这部分也需要自己掏钱。

在医院里接受的服务，医院在英国本身是举办的，在医院里工作的大夫也是拿固定薪资的，因为他必须守在医院提供服务，所以整个英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有两大块，举办的医院和医生开办的诊所这两块，两边的单都由来买，老百姓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全科大夫作为常年他健康的“守门人”。

我相信莆田系的人脑袋也是聪明的，如果他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他又何苦要来承担这样大的风险，钻这么大的？我不是为他，如果他有更好的选择，他干嘛做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您说到发展的，目前在国内我们如何营造一个更健康的，让民间医院和公立医院协同发展，营造这样一个好的状态，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主要也是为了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

第二，“下得去”之后我们还希望他“留得住”，现在也有很多医院的大夫下去，比如人民医院、北大三院，这些医生为什么下去？因为医院有任务，王大夫、李大夫，你到下面哪个诊所待三个月，这是医院的任务。如果是为了完成医院的任务，你会留得住吗？留不住，你随时在盘算时间到没到，我该回去了，因为你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所以要解决“留得住”的问题，就要解决为谁而去的问题。

专科大夫对身体全面了解的程度低一些，但他对每个部位了解程度很深，专科诊所和专科医院就是为了解决全科诊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医院，主要是提供专科服务，表现形式主要是急诊、住院、手术等等，这些都是专科服务。

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解决看病“拥堵”的问题，同时从长远来看还有助于我们对公立国有医院资产的保值。

大夫是临床大夫，你让他发文章，暂且不论每个人发表文章的能力、努力程度，你搞什么科发表文章的可能性高？尤其是发SCI到国际文献上，你肯定要去研究那些尖端的、疑难的、罕见的，只有研究前沿，发文章的可能性才比较大，研究一般的小儿科，提供全科服务，感冒发烧拉肚子，怎么发好文章呢？发不出来。

刘国恩：谁来买单？买单的是百姓，我们买这个单的结果是因为好医生没有被解放出来，他们走不到社会上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单”不好是我们自选的结果，不是吗？

所以我们有很多可选方案能够把庞大的公立医院体系管理得更好，现在看来公立医院体系还是偏大，偏大的代价很高，一是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管理效率越来越低，同时我们又没办法管理公立医院资产的那些人都是那么的大公，完全没有，一旦他们有，一旦他们管理出现了漏洞，那么庞大公立医院资产的流失基本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其实需要两面讨论，一是民营医院以后如何更好地受到监管、约束自己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公立医院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把服务外包出去交换自己的利益。一个苍蝇飞过来寻东西，这再自然不过了，但如果你这边没有腐肉，它怎么会过来盯呢？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目标紧盯在苍蝇上，而应该想到引苍蝇来这里盯肉的平台。”谈到对民营医院的监管，刘国恩表示。（张令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