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说百年（9）丨刘东超：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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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持续在各个层面推进思想文化建设：既重视科学艺术的建设，也重视思想道德的建设；既注重宏观的、长远的深层问题的解决，也注重当下时段、具体层面的操作性问题的解决。

刘东超

坚定不移地开展文化建设是一个政党履行其政治使命、践行其政治理念的重要方式和重要保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持续在各个层面推进思想文化建设：既重视科学艺术的建设，也重视思想道德的建设；既注重宏观的、长远的深层问题的解决，也注重当下时段、具体层面的操作性问题的解决。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考察这一过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这既可以为把握文化建设的深层规律和必然关系提供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也可以为未来文化建设的规划设计提供重要理论认知基础。

三大历史任务

任何文化工作的实质都是解决时代在文化领域提出的历史任务。在一个世纪波涛汹涌的历史江河中，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任务。从最为主要的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有三个：一是促进人民福祉，二是实现民族复兴，三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图片来源：新华社

广大人民的福祉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早在红军时期的193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关心广大人民的利益问题。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他说：“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在关心群众生活的各项工作中，他明确讲到文化教育工作。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多次讲到文化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可以说，早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晰意识到文化建设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对党的文化工作服务对象的简洁揭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然坚持这一宗旨，2015年习近平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要办实事、讲实效，紧紧围绕促进人民福祉来进行……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一以贯之的历史任务，就是从根本上、从总体上增加广大人民的幸福。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经过百年之间数代人的努力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为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提高作出巨大贡献。

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近代整个民族的共同愿望，是先进的政党和仁人志士的奋斗方向和历史目标。这构成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历史任务。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里，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紧密地和文化建设联系起来，明确指出没有新型文化的昌盛发达就没有自由繁荣的新中国。七十多年后，习近平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清晰解释了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紧密关系。他还谈到一些具体领域文化建设的服务方向，他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我们要总结发扬，使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历史智慧的挖掘和弘扬仅仅是文化建设中一个较小的具体工作，习近平把它提升到民族复兴的事业的高度来理解，这是因为它关涉到民族特色的保持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可以说，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和方向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理念和做法。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党，向他国人民学习借鉴积极的文化成果是其早年就开始的工作。在军事斗争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仍然非常注意学习外国的文化。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的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仍然主张世界上进步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的联合。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世界主义的眼光长期存在。历史走到今天，习近平明确提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他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视野、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从党和国家的各项文化政策来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为自己日常性的工作来开展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三大任务各有自己的方向：一个指向广大人民的生活，一个服务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一个指向整个人类文明的提升，从中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格局和情怀。这三大任务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努力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今天的重要工作和任务，同时还将在未来继续推进。

三种思想资源

正如经济建设需要运用大量资源，开展文化建设也必须借助各类资源。中国共产党长达百年的文化建设充分依靠和深入开发了三类资源。

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一种科学体系，其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还是其中国化成果，都是层次丰富、论域广阔的博大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框架，也提供了语言工具和知识元素。对此，党的各代领导人都曾经多次谈到。毛泽东曾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是非常经典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的功能和意义的明确厘定。习近平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时，强调要善于融通各种资源，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他认为，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这里，马克思主义既构成文化建设的顶层引导，也构成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

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国际主义者，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和双重体现。在文化问题上，民族主义的表现就是充分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全面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今天我们处理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启示，因此，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新的涵义和价值。在此，习近平清晰说明了今天从传统文化中应该继承和汲取的内容是什么。

三是外国文化。中国共产党具有广阔的胸怀，在文化建设从来不排斥对国外文化的学习和引入。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习近平在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外资源时指出：“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文化建设的包容性和开阔精神。这既是对其他民族和传统的尊重，也是强大文化自信的表现。这既可以为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也可为文化民生带来福祉。

有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资源，其地位和功能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但同时其又体现为知识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作为知识资源存在，更多地展现为民族特色。外国文化主要体现为参考和借鉴的功能。

三大方法特征

历史任务的完成必须具备合宜的方法，思想资源的转化也必须寻得合宜的程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百年艰辛的奋斗过程，中国共产党探寻到文化建设的丰富方法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方法特征。

第一，鲜明的实践特征。

文化建设的实践特征指的是它从属于并受制于人类广阔的社会实践整体。具体而言，文化问题来源于实践需要且只能在实践中解决，文化进步从根本上说源于实践进步，文化特色从根本上说源于时代的实践特色。对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并以之作为文化工作的指导。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这里所说的“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就是文化建设，他明确指出这是人类实践的一个部分。这是对文化建设本质属性的认定。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时，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谈到文艺创作时，习近平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虽然这里所谈问题属于具体文化领域，但其中包含着哲学高度上的对文化建设根本方法的揭示，那就是社会实践是思想活动的源泉，也是解决思想文化问题的根本动力和方法源泉。

第二，鲜明的创新精神。

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文化建设中更是贯穿着强烈的创新能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他在这里所谈的是文化形态层面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文化境界的根本跃升。习近平多次谈到文化创新的问题。谈到文艺创作时，他说：“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时，他说：“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里他不仅肯定了创新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创新的途径在于真正找到时代的问题、融通古今中外的资源。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文化建设的创新精神。

第三，鲜明的系统方法。

系统方法是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观察，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外因的相互关系中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最优地满足各个层次的需要。作为具有现代精神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把系统方法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在文化建设中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曾谈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系统方法。在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时，习近平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这是对系统方法的描述，既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也适合文化建设的实际状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既要看到这一过程面对的历史任务，也要看到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源禀赋，还要看到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模式。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不断丰富，也是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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