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跃洲：经济循环中的循环数字化与数字循环化——信息、物质及资金等流转视角的分析

蔡跃洲：经济循环中的循环数字化与数字循环化——信息、物质及资金等流转视角的分析本站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断点，畅通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断点，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种机制为畅通经济循环提供助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加速渗透，可强化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引导，加速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涉及面广泛，畅通生态体系各环节本身便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循环，并为加快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当前，这两种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工业互联网及其他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滞后、ICT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以及就业结构调整和分配失衡。须从加快新基建、强化ICT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数字技能等着手加以应对。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面对愈发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2020年4月习总首次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是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经济运行各环节堵点、断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加速提炼和传递有效信息，通过信息流引导物质流、资金流，提高经济运行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性，畅通经济循环。与此同时，作为数字经济运行的物质技术基础，数字技术产品涉及庞大复杂的产业生态体系，其循环畅通本身也是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时期，我国应从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方面入手，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为着力点，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助力。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循环的相关论述，经济社会的运行本质上是以生产为起点、消费为终点、分配和交换为中间环节的动态循环过程。或者说，经济社会运行可抽象概括为具有相互继起关系的四类活动，即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和消费。在新发展格局中，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归根结底都需要畅通上述四个环节，有效对接供给和需求，加快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动态大循环。

　　农耕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循环过程都伴随着物质流/能源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传递和流转。畅通经济循环的终极目标是商品/服务（物质流）能够快速、精准地从供给侧配置到需求侧。在实现商品/服务供需对接的经济循环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信息流。而受制于不同经济形态和文明发展阶段的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交流方式，物质/能源、资金、信息等在经济循环中流转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别。

　　在农业经济时代，经过史前文明而逐步形成的语言、文字成为主要的信息技术，人与人近距离的交谈是最基本的信息传递方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物质、信息、资金三者的流转基本上是同时完成的，且信息流在多数场景下都是物质流的伴生物。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在长途跋涉完成商品交换过程中，不仅打通了东西方商品贸易渠道，也传递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供求信息，带来了技术、文化等信息的交流传播。当然，信息流独立并先行于物质流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如驿站系统、烽火台、飞鸽传书等，但信息流先行传递的成本很高且信息量非常有限。事实上，驿站系统传递的书信本质上还是物质流的伴生物。

　　在工业经济时代，电报、电话等现代通信技术的诞生，使得短时间大范围跨越时空的信息交流成为可能甚至是常态。信息流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物质流而独立存在，围绕电报、电话等技术形成的通信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步发展成为体量庞大的产业部门。以曾经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为例，在1984年拆分前，该公司掌握了美国90%的长途电话市场，旗下贝尔系统总资产高达1500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流在很多场景下能够引导物质流、资金流的走向。例如，在国际贸易中，国际长途、传真经常作为发送交易指令的手段引导跨境的商品生产和货物运输。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互联网、3G/4G/5G通信、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使得数据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分析等发生全方位的性变化。随着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加速渗透，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引导作用愈发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数据信息收集、传输、分析、交互的即时性，使得各环节间物质、商品、服务、资金的传递流转更为精准、高效，从而减少了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冗余，缩短流转时间，加速经济循环。

　　1992年，在时任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推动下，美国政府实施了振兴经济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信息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服务（产品）提供为核心的新经济热潮在美国兴起。数字经济的概念也于1996年被加拿大商业分析师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首次提出，并以信息互联网为起点，向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不断演进。在此过程中，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产品及服务也形成庞大复杂的产业生态系统，对宏观经济循环产生重要影响。

　　在信息互联网阶段，信息流的独立性得到显著强化，一些围绕信息服务提供生产和消费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并形成了快速循环格局。然而，受数字技术渗透范围和新兴信息服务部门边界所限，数字技术畅通循环的作用范围仍非常有限，主要以电子邮件、在线广告、视频游戏等信息产品服务为主。

　　进入21世纪，经过信息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短暂调整，数字经济由信息互联网阶段逐步进入到消费互联网阶段。从2010年以来的实践来看，伴随着3G/4G/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以淘宝、京东、滴滴、美团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快速成长，加速推动消费和服务数字化转型，在悄然改变人们生活模式的同时也为畅通经济大循环提供了强大助力。在消费互联网阶段，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和改造交换环节，借助交易平台对供需双方信息进行汇集匹配，使得商品交换效率和流动速度大大提升，在服务领域更是实现生产和消费的瞬时对接匹配，并促使信息流与物质流再度融会。由于物质流动速度远低于信息流动速度，消费互联网阶段物质流往往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的瓶颈，而信息流则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对物质流和资金流在各环节的转移发挥着引导作用。

　　2018年前后，中国乃至全球的数字经济发展由消费互联网阶段逐步进入到工业互联网阶段。消费和服务领域的互联网平台，配合日益便捷、快速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及物流快递网络，在畅通经济大循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实物商品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的畅通以及生产环节内部的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建设既是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必然选择，也将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整个后疫情时代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提供重要支撑，包括生产环节的效率提升和生产消费之间的更有效对接。

　　制造业企业的全面深度数字化转型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构建和运行的基础条件。理想状况下，数字化建设完善的制造业企业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后，通过数据交换共享，可以更好地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测控制，提前预判故障并提供智能化的维护和优化方案，从而实现生产过程效率的提升和生产环节物质流动的提速。与此同时，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在技术层面完全可能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实时信息交互，达到生产厂商和消费者无缝对接的理想状态，再配合高效物流配送体系，实现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快速转移，进而使经济循环中生产、消费、交换这三个环节之间的衔接更为畅通。而各环节循环顺畅的最终结果将体现为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GDP增长。

　　以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为核心形成的数字技术/ICT产业生态系统，涵盖材料、设备、制造、应用四大模块，每一个模块又细分为多个环节。其中，处于上游的材料和设备是整个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石，处于中游的制造模块的产成品芯片则几乎构成所有数字技术的物质载体，下游则是经济社会不同领域的应用（见图1）。当然，ICT产业生态系统还包括ICT服务业，但这部分涉及的模块和环节相对简单。

　　以制造业为核心的ICT产业生态系统，具有超长产业链条，经济体量可观。仅从中游和下游的ICT制造业和ICT服务业来说，它们基本对应数字经济的“数字产业化”部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前沿课题组（以下简称“数字经济前沿课题组”）的测算，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部分对应的增加值规模为95200亿元，占GDP比重约为9.5%。而这还只是ICT产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根据图1，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游，材料和设备两个模块所涵盖的产业范围都较宽。其中，材料至少包括7大类，每一类材料又分为多个品种，仅光刻胶就有G线、I线、极紫外光（EUV）等多个类型；设备模块仅关键设备就有9种，每一种设备同样包括多个型号，而且每种设备又会涉及更多前端供应商。这两大板块同样有着较为可观的产业增加值规模。

　　当然，从ICT产业生态系统的全球产业链分布来看，能够参与集成电路上游和中游生产活动的企业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荷兰、中国、中国，且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产能分布在上述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也严重失衡。其中，材料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装备主要集中在日本、荷兰，代工主要集中在中国、中国及韩国。中国在上游和中游各环节均有本土企业参与，但跟国际先进厂商相比普遍存在1—2个世代的技术代差，光刻机等个别领域差距甚至达到3—4代。围绕产业中游、上游各环节高端产品的攻关突破，从技术和产品供给上打通断点、堵点，不仅有利于畅通整个产业生态体系，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循环，也能为加快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

　　尽管理论上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种机制畅通宏观经济循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但要真正发挥出上述两种机制的支撑作用，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约束。

　　“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应当成为畅通经济大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事实上，自2012年GE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后，与之关联的“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等又先后被推出，到2018年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时，社会各界对工业互联网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和期许。包括投资机构在内的很多市场主体都期望工业互联网能像以前信息互联网、消费互联网那样出现一轮爆发式增长，引领数字经济向纵深快速发展。然而，就当下实践而言，预期的爆发式增长很可能不会出现，甚至可能呈现较大程度滞后现象。这是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障碍所决定的。

　　第一，最直接的障碍来自技术方面。在消费和服务领域，业务场景主要是汇集商品、卖家、买家相关信息，然后进行交易撮合，实现数字化转换的难度相对较低。而工业生产过程通常较为复杂且具有行业特性，实现数字化转换需要IT技术与不同行业操作技术（OT）的深度融合，技术难度大幅增加。从很多企业的实践来看，真正做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沉淀和磨合，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软件和算法方面的进步难以支撑制造业企业对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极致追求。不少企业反映，IT的进步更多表现在硬件方面，而软件和算法方面的进步并不是很快，这使得企业在数字化建设中虽付出巨大投入，但效率提升幅度却无法达到预期。

　　第二，资金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根据数字经济前沿课题组疫情期间开展的一项制造业数字化建设问卷调查，国内企业数字化建设程度的差异性很大，未开展数字化建设的企业占据相当比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资金约束。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数字化改造需要投入巨大资金，而很多中小企业都在盈亏平衡点附近徘徊。未完成数字化改造，企业就无法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也就无法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产业组织模式、构建新的产业生态。

　　第三，支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专业人才供给不足。2012年以后，以电商、社交媒体、本地服务为代表的各类消费互联网平台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带来软件开发等IT技术人员薪资水平的大幅提升。相比之下，传统制造业的薪资待遇很难与互联网公司对标，对IT人员的吸引力明显不足。而从IT人才角度来看，进入传统制造业从事IT工作还意味着对单位主业的偏离，职业前景并不看好。即使在南京这样人才汇集的准一线城市，诸如南瑞继保、南京康尼等行业标杆企业，也面临招人难的困境。IT人员进来后，能否与企业操作技术（OT）人员有效融合、深度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流程的数字化改造也有很大不确定性。事实上，从数字经济前沿课题组对北汽奔驰、北京ABB等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访谈来看，数字化转型领先企业普遍反映，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人才通常并非来自企业IT部门，而是来自工艺和创新部门。他们既有专业技术知识，又通过自学掌握IT技能，成长为OT+IT的复合型人才。当然，此类复合型人才的成长需要长时间的培育，很难满足企业快速转型的需要。

　　第四，平台中各主体间的数据共享及由此引发的数据安全问题也是制约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交换共享渠道，在技术上实现并非难事，真正的制约来自客户和供应商开放数据的意愿。从客户角度来讲，重点客户一旦接入平台并开放数据后，某种程度就意味着企业被平台所绑定。从生产企业角度来讲，企业生产的物料清单、过程控制等开放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一旦被竞争对手获取，企业将无任何商业机密可言。

　　第五，工业互联网建设主体及网络通信技术的选择也存在很多现实矛盾。目前，5G网络的个人用户版本标准已经确定，但企业用户版本标准尚未确定。内网性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最终由谁来建设？如果由5G运营商建设则必然带来数据安全和企业商业机密的问题；如果由企业自行建设，固然会通过防火墙、授权、数据加密、物理隔离等实施多重保护，但一旦接入5G公有云进行数据传输交换，数据安全还是难以保证。

　　此外，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等其他新型基础设施也是制约经济循环的重要约束。其中，数据中心影响到数据信息处理的即时性和有效性，而现代交通体系则决定了物质流能否在信息流的引导下快速实现从厂商到客户的转移。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外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受到因素的干扰，来自境外的需求和供给都会因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因素而出现波动和变化。这意味着，原先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无障碍的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生产环节，随着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越来越细分的产业部门及产业链基本上都是全球分工布局，各环节间的协同配合愈发重要。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脆弱性，其中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为代表的ICT产业生态系统显得尤为突出。

　　半导体集成电路属于资金和技术双密集行业。高技术门槛不仅体现在单个环节的技术难度，更在于不同环节前后端之间的高技术关联度。例如，晶硅圆片加工精度取决于前端光刻机和光刻胶的性能，加工工艺流程的确定需要前后端长时间磨合验证，从而形成了前端锁定后端、上下游高度关联的特征。更为关键的是，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上中游三大模块特别是一些重要环节都呈现集中垄断特征。材料模块中多种材料都呈现由全球5—6家主要厂商占据85—95%市场份额的格局，而日本信越化学等个别厂商在硅晶圆、光刻胶等多个细分领域都占据20—30%的市场份额；设备模块的垄断程度更为严重，其中最为关键的高端EUV光刻机由荷兰阿斯麦独家垄断；制造模块相比材料设备垄断程度虽明显下降，但在诸如高端通用芯片设计、EDA芯片设计软件等细分市场也呈现寡头垄断格局。上述技术经济特征和厂商格局，降低了单个经济体内自我调整的弹性，也使得全球产业链整体处于脆弱的“刃锋平衡”状态。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提高关税、列入实体清单、禁售产品等方式，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间重新构筑起各种贸易、非贸易壁垒，致使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不断加大，尤以数字技术、ICT相关产业所面临的风险最为突出。从2018年4月“中兴事件”开始，特朗普政府以强硬的方式针对中国数字技术、数字经济领军企业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在美国推动下，欧盟、英国、日本的对华立场和行为都在发生微妙变化，并且直接体现在数字经济领域。2020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自2021年起禁止该国移动运营商购买华为5G设备，甚至着手拆除已安装的华为设备。英国上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良的示范效应，截至2021年5月30日，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等欧盟国家先后加入了禁用华为设备的行列。在对华设备和材料出口方面，荷兰自2019年便在美方要求下对华禁售最高端的EUV光刻机。2021年5月28日，日本信越化学宣布对中国厂商限制光刻胶供货，虽然该举动目前还只是企业层面的行为，但对比2019年12月日本断供韩国半导体材料事件，我们也不能完全断定其背后没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芯片自给能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疫情冲击带来的全球供给能力下降将导致供需缺口的扩大及特定时间内部分品种的断供。芯片作为信息通信技术（ICT）物质载体，一旦出现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的断供，势必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甚至延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进程。而综合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疫情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和当下全球疫情发展态势等多方因素，长时间大范围断供情形的出现可能并不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经济循环的畅通，从根本上还受制于供给侧和需求侧在总量、结构上的平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城乡、行业发展及分配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衍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将直接影响居民支付能力和最终需求，制约生产环节产能的释放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的家庭收入调查，被抽样的家庭户样本划分为低收入、中间偏下收入、中间收入、中间偏上收入、高收入五个组，每个组样本数量占抽查量的20%。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占40%，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

　　上述状况意味着，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着需求侧的重要约束。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能够改善经济运行各环节间的协同，但不能自动实现区域、行业的均衡发展，也不会自动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工业以来的历次技术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自动化进程和机器替代不断推进和深化的历程。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建设则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下机器换人的表现形式。从历史经验来看，自动化推进在消灭部分就业岗位的同时虽然也会创造更多新的岗位，但结构性失业往往不可避免。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往处于中间层的程式化岗位更容易被替代，就业结构可能呈现高收入、高技能型岗位与低收入、私人服务型岗位比重同步上升的“两极化趋势”。伴随就业结构的调整，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将进一步降低，在被替代行业中教育和技能水平较低、年龄偏大、无法胜任数字化技能岗位的人群将遭受更大冲击，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要发挥好“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种机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针对前述面临的现实约束采取相应措施，着力推进数字化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作为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进一步畅通经济大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要着眼于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有机地连通特定产业部门上下游各环节，形成产业生态体系。完善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产业生态体系，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过程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性，更有利于对接匹配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供给需求，畅通产业生态体系内部的小循环。而多个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互相渗透、相互交织，则有望在更大范围内畅通循环。除工业互联网外，还要抓紧推动5G通信、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未来智能工厂、无人驾驶、远程医疗（手术）等诸多应用场景和生产环节都需要低时延、大容量、高速率的数据信息传输网络作为保障，需要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作为支撑，而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则是打通信息流和物质流的载体。“十四五”时期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契合了世界科技产业发展潮流，将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促进产业消费升级等提供基础性支撑。从短期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能迅速形成较为可观的投资需求，从而为加强需求侧管理提供重要抓手。

　　要着眼于科技自立自强，进行长远布局，稳步实现关键数字技术和重要产品自主可控。一是要聚焦高端芯片生产、工业软件研发等核心技术，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的合作攻关力度，稳步推进核心电子元器件、工业软件等技术突破；二是积极发挥各方作用，建立健全关键数字技术联合攻关制度体系。既要发挥政府在总体布局上的统筹协调作用，也要让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深度参与体制机制设计，确保人才和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三是积极鼓励国内用户和终端生产厂商使用自主可控数字技术产品，推动自有技术、自有产品尽快发展壮大。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得以运行的基础。由于其特殊属性，数据要素既能通过提高协同性、发挥非竞争性实现更多的价值创造，也会因数据滥用侵害个人隐私，形成不正当竞争，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并带来信息安全隐患。要通过加强数据要素市场相关制度建设，以数据要素的安全、有序、充分流动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一是推动数据交易的标准化工作，对数据质量、交易合同文本、数据定价机制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或参考规范；二是推动建立合理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和数据权益保护立法，营造安全有序的数据流通环境；三是加强数据要素市场监管，建立数据溯源追踪机制，从制度上保障数据的合法流动和使用，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并加大对非法数据交易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切实提升数据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数字人才供给和数字技能培训不仅直接关系到数字化转型的成败，更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需要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培训等全方位入手，有针对性地加强和完善数字人才培养和数字技能提升。一是创新技能人才培育模式，推动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等加强与企业人才培养合作，通过定点实习、订单培养等方式，让用人单位特别是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企业更直接地介入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二是有必要在职业教育中加强新兴就业市场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培训，为新兴就业市场的年轻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就业保障；三是加强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训和职业再教育，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