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由谁提出的?由信息通讯行业和个人的电子商务组成
如Negroponte、Junmo认为数字经济是电子商务的子行业,它由数字商品和软件组成的,后来进一步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不仅要包含电子商务,还需要包含信息技术行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数字内容生产行业,并确定了行业代码。裴长洪将数字经济界定为是基于信息数字化和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的经济,最重要的三个组成成分是设施、产业和使用者。广义的数字经济被看做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信息化网络为载体,不断推进国民经济结构发展的经济活动总和。
如黄征学、杨新铭认为数字经济不单纯是ICT行业的技术创新,而是数字带动国民行业变化的新经济形态,Knickrehm等在收集整理欧洲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将数字经济看做是以数字技术为动力,与实体产业相结合,进行一系列国民生产的经济活动集合。李晓华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动能,不断推动各行各业交流合作的新经济形态。澳大利亚把所有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信息通讯技术参与的生产活动的产值和中间产品的产出、衍生产品的产出都归纳为数字经济生产活动。
在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上,专家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网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总结上述关于数字经济界定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对于数字经济理解有所差异,定义不同,但是几乎包含以下几点共性:第一,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经济;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与ICT密切相关;第三,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联系紧密。通过综合分析以后,在参考各机构和学者们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其主要涵盖数字化基础设施、信息产业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数字渗透和应用水平等方面。
就业产业结构指的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按三大产业进行划分,通常可以用三大产业的就业占比来表示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行业结构指的是劳动力在各个不同子行业间的分布,根据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我国现共有20大类行业;就业技能结构指的是不同技能水平的就业人员比重,主要分为低技能就业人员、中技能就业人员、高技能就业人员,而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划分就业人员技能水平的依据也有所差异。
Autor和Dorn按照在生产中从事的劳动内容,将在生产中处于第一线的工人视为中低技能人员,将从事脑力活动的人员视为高技能人员。Acemoglu和Restrepo在研究就业技能结构时,按照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划分劳动力技能就业结构。大多数学者将受教育程度作为划分就业人员技能结构的标准,如孙早和侯玉琳在分析智能化影响就业结构时,将就业人员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三个水平,视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为“高技能就业人员”,视高中和同等学历的劳动力为“中技能就业人员”,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为“低技能就业人员”。
由于不同就业人员的工作内容和工资数据不易获取,将参考多数学者的做法,按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划分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以此来衡量技能层面就业结构,开展研究分析。1676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著作《算术》一书中提出人们从事不同的行业获得的回报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从事商业的就业人员的利润回报要明显高于工业和农业,由于行业的利润回报率不同,将诱导人们更多的从事商业领域的工作岗位,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
在此基础上,1940年,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对40个国家和地区三次产业在不同时期的劳动力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整理和归纳,总结得出,随着经济进步和收入增加,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将超过第一产业,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力将超过第二产业,即一二产业劳动力向三产业转移,学术界将配第和克拉克的研究结论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在配第、克拉克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库兹涅茨研究了国民收入、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三者的变动关系。
库兹涅茨将三次产业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变化趋势在经济发展中几乎保持一致。具体来说,随着经济增长,消费多样化等的发展,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占比将逐渐下降;与此同时,第二产业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并加上不断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工业的国民收入比重持续增加,资本集聚效应吸引了更多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但是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方式变革,会造成部分岗位人员的技能与工作不匹配,产生部分结构性失业,所以就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
紧随其后,服务业部门日渐壮大,因为它对资金与就业人员的技能要求不高,所以大量劳动力涌入服务业部门,就业比重不断增加,产值比重也不断上升,后人将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成为“库兹涅茨法则”。1939年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提出了创新与经济周期论,他认为引起经济变动的主要有三类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增长和创新,并认为创新是带动经济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波动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熊彼特认为影响就业变动的根源因素是创新。
他认为创新会产生新企业、新产品,并改变原有的生产技术,进而会带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并在同等人力、时间成本的条件下,将产生更多的利润资产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变动将影响就业结构发生变动。但随着创新技术的普及,企业的相对生产优势又将回到最初的同等状态点,经济发展也将随之呈现周期性的变化,那么相应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也会呈周期性变化,这就是“创新周期理论”。在深入分析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弗里曼和佩雷斯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该理论认为,全球经济之所以呈现周期性波动变化,甚至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主要根源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缺乏与之匹配的新的社会制度条件。
新技术的出现将带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将产生新产品,衍生出新的市场经济交易活动,老的社会制度如果没有及时更新,可能会制约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不能充分发挥出新的市场的生产交易活力,严重的话会使市场出现“黑市”交易或者更严重的市场问题,从而制约稳定的国民生产活动,进一步影响就业。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技术进步不会产生劳动力失业,他们认为之所以产生失业是因为不匹配的社会制度引起的。因此,只有与技术发展相匹配的社会制度支持,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就业才能同步优化。
在实际生产中,厂商为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追求更高的利润,将不断的想方设法的去改进生产技术,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从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实际生产中则表现为在单位时间内,工人将能生产更多的产品,进而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资本技术构成的增加,反映在资本价值构成上,则表现为不变资本占比相对增多,可变资本部分占比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国家或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不变资本占所有资本的份额将不断增加,而可变资本所占的份额将逐步递减,从而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相对减少,进一步引发人口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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