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数字经济千年变局中的十三个转折点

杨培芳：数字经济千年变局中的十三个转折点本站　　数字经济正在引发自蒸汽机和电气以来的第三次重大社会突变

　　数字经济正在引发自蒸汽机和电气以来的第三次重大社会突变。唯有中国的模糊正义和多元包容文化基因，具备引领这次社会变革的潜质。但是，关键因素是国人能不能把握新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旧社会结构、新旧核心价值以及新旧经济伦理和哲学思维转型的规律。

　　数字经济是指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计算机、数字通信和数字传感等）及其网络，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或新经济模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的34.8%。而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当一项重大科技普及到35%左右，就会引发突变或者出现一系列重大转折点。

　　200多年前，一场蒸汽机使世界经济重心从中国移到欧洲，纺织工业阻断了辉煌千年的丝绸之路；100多年前，一场电气又让欧洲的蒸汽机文明黯然失色，世界经济中心很快移到美国。目前正在快速普及的数字经济，虽然源自美国，但正在中国引爆，世界经济重心将再次向东方回归。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精准化个体还原论思维不再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而中国文化中的模糊正义和多元包容基因更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更具备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潜质。重要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多个社会经济突变转折点的维度上，把握住快速转型的历史机遇。

　　农业社会人们直接使用耕牛镰刀生产，形成那个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工业社会人们操纵动力机械生产，形成工业时代的核心生产力；进入信息社会，50％以上的劳动者利用信息和知识，通过智能化信息网络以服务方式从事生产，形成信息时代的生产力。

　　但是自1983年互联网问世以来，其主要应用于信息交流和信息媒体，很难称其为生产力。21世纪以来，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技术和5G移动通信，使数字经济广泛向生活、流通和生产领域渗透，标志着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了信息生产力时代。

　　其实最初的蒸汽机发明出来以后,几十年都是作为“汽顶球”、“用火取水”的演示器物，1786年瓦特改进了纽科门的蒸汽机原型并普及到航海和纺织业，人类才真正进入了蒸汽机生产力时代。莱顿瓶发明以后，电同样是长期作为展示用具，后来电动机和发电机发明出来以后，才进入电气生产力时代。

　　马克思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现在，人们更应该思考，数字智能磨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

　　人类劳动可分为纯粹肌肉劳动、位置移动劳动、机械操作劳动、信息处理劳动和智慧创造劳动这样五个层级。随着数字经济的扩展，纯粹肌肉和位置移动劳动基本绝迹，机械操作劳动也越来越少，信息处理和智慧创造劳动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劳动。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就是生产中的许多环节正在从生产流程中分离出来，形成服务外包生产模式，使原来的生产者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或服务者。

　　传统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劳资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

　　农业时代，生产工具在个人独占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工业时代，产业工人被绑定成为机器系统的一部分。信息时代，智能网络将催生无人工厂、无人驾驶、无人飞机作业，协同共享、平台服务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

　　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生产方式演化的一个缩影。最初的计算机采用大型单机运算方式，后来由台式机组合成垂直信息系统；直到网络化、云服务化以后，才真正改变了计算机的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导致社会化协同共享平台的出现。

　　农业时代的社会需求主要是维持生存的离散产品；工业时代的主要社会需求是标准化商品；信息时代的社会需求将主要体现在多元化服务上。除了满足日益个性化需求的生活服务之外，人们更应该关注多元生产型服务。

　　当前许多国家的第一产业劳动者比例降到3％以下，工业劳动者比重稳定在20％左右，服务业劳动者比例达70％以上，其中50％左右属于信息和智力劳动，信息智力劳动又包括信息职业劳动和信息行业劳动。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服务化，企业内部各类生产环节，特别是信息劳动环节正在从直接生产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型服务企业群落。

　　过去一个农民耕种十几亩、几十亩土地，从春种到秋收各个环节都属于农业劳动。现在，一个农民可以经营上千亩土地，翻地外包给机耕服务公司，浇水有灌溉服务公司，发生虫害有飞机服务公司，收割靠收割服务公司，多数生产环节都进入服务业的统计序列。即使边远山区，不适合大型农机作业的区域，也可以在共享平台上租用小型机械装置，转变耕作方式。

　　近来，企业内部软件职业正在外化为专业服务公司，或者外包给跨国软件服务企业，现在流行的SaaS（软件即服务）,CaaS（计算即服务），DaaS（数据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NaaS（网络即服务），今后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将更加明显。

　　农业社会分散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使经济主体的劳动收益维持在一个恒定值上，一个农民只能耕种几亩、几十亩土地，要想占有更多土地，就得有更多的农民耕种。所以人们长期用粮食价格做整体价格平衡的参照系。

　　工业社会，机器大量吞噬不可再生资源，使得单位经济主体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张。但是，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必然受到资源边界和销售边界的限制，表现为边际成本上升和边际收入下降，形成收益递减规律。

　　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将不再是钢铁、水泥和化石类能源，而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和有效数据信息。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主要消耗的硅原料来自沙子，且用量越来越省，边际成本趋零；有效信息则来自人脑和电脑，越用越多。另外，一个人随着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新增财富的使用价值就会直线下降；而一个人随着掌握有效信息的增加，新增信息的使用价值才会更高。

　　数字经济的收益递增特征源于它的三大定律：摩尔芯片密度定律、吉尔光纤带宽定律、梅特卡夫网络外部性定律。它表明了数字经济收益递增规律的可持续性。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比较，一个因资源独占而稀缺，一个因资源共享而丰裕。传统经济鼓励无限，数字经济追求关系友好。传统经济边际成本递增，数字经济边际成本为零。传统经济资本竞争、贫富分化，数字经济红利共享、普惠大众。

　　前工业时代，小农分散化生产是那个时代经济的主要结构特征。大工业时代，生产的集中化必然导致资本垄断和政府干预。但是千万个企业对着一个政府，政府掌握的有效信息量永远小于企业掌握信息量的总和。长期粗放式资源配置造成结构失调和整体效率低下的直接后果。

　　信息时代，平台经济的兴起使经济结构走向扁平化分布，企业在信息相对透明的环境中可以及时调整产品方向和服务品类，在家上班的劳动队伍日益庞大，公司经理通过网络对其雇员进行式管理，组织结构也由宝塔型向扁平化发展，社会化平台和关联企业的共同利益将促使整个社会资源实现优势互补、高效运作。

　　资本主义早期，成千上万的小私有者投资工商业，仅仅把它作为谋生手段。后来资本的集中使其日益脱离生产，变为纯粹攫取利润的工具。

　　随着信息的相对透明，投资行为正在从盲目走向理性。人们最终会发现，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攫取最大利润，而是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水平。它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更需要改善两个环境：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人文环境。它们都是直接影响生存质量和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

　　当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幸福程度增加较少。除了财富分配不公、公共环境恶化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价值导向出了问题。

　　我们既不能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物质财富，又不愿意少数巨富的豪宅像监狱高墙，建在遍地贫民的沙漠里。中国人实现全面小康之后，应该学会用中产思维规划未来，而不是用高大上思维去制造穷屌丝，形成两极分化。

　　人类需求模型分为生存、安全、交往、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级，如果说生存和安全需求主要靠物质财富来满足，那么人与人交往、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都需要靠关联互动来满足。

　　如果我们不追求物质财富，人类肯定还像工业以前那样困苦；但如果我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就像一个喝了大量烈酒的醉汉还要再喝一样荒唐。人类的最佳选择是在适量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通过改善自然和人文环境，普遍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

　　农牧社会，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不断用冲突或战争手段实现族群利益最大化。工业社会人们学会用机器生产力代替人力和畜力，通过竞相改进生产方式的和抢占市场的办法来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信息社会，数字化网络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从标准化同质产品过渡为多样化异质服务，如果说生产同质产品的市场主体间容易发生对抗竞争的话，那么从事异质服务的企业间则更容易产生合作动机。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渗透，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同一个地球村庄，所有交易行为将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由于关联范围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理性经济人必然向关联社会人演化，人们发现只有与他人平等合作才能获得互利共赢的生存空间。

　　自由市场可以较好地解决工业资源和产品的有效配置问题，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则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按照资本竞争规则根本形不成有效的生产力。就像一辆辆汽车挤到一起，放任自由竞争肯定是一场噩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市场化改革成功解决了工农业产品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解决交通、通信、水利、电力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随着工农业生产比重减小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比重的增加，资本竞争和权力干预的缺陷双双凸显出来。

　　由于权力的自大和无知，必然会孳生经济人倾向，人们尝到了权力变现并和资本沆瀣一气的苦果。理论界陷入了“没有政府干预不行，有了政府干预更糟”的诺斯悖论。而互联网和区块链正在完成资本和权力的双重超越，非正式约束（网络诚信）和社会协同机理将担负比任何第三方都更加公正的社会责任。

　　区块链之父斯科特指出，“与其要我们始终信任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来确保数字文档的准确性，不如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成为数字文档记录的见证者。”只要人们进入区块链社区，你无须信任陌生人就可以与其进行交易；你无须信任银行就可以安心储蓄；你无须信任政府，就知道它不得不公平、公正。只要有35%以上的参与者持公平互利态度，区块链就会保证任何阴谋者和作恶者都不能破坏这个体系。

　　中国先哲告诉人们“人之初，性本善”，结果几千年来，总是老百姓多善，权贵寡善。汉宣帝推崇性善和仁慈，太子直言要求皇帝说到做到，应该对百姓施以仁政，结果宣帝骂他不谙世事，将其逐出殿外。因为按照孟子的规范，只有小人才需要言必信，行必果，“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篱娄下》）。

　　西方哲人提出性本恶理论，却造就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辉煌。但是随着信息技术普及和社会进步，“过善者难以持久，过恶者惹人唾弃”，两者都将被时代淘汰。只有人与人平等相待、协同互利，才能获得更大、更多机会。专门利他出圣人，贪婪利己出恶人，平等互利出好人。对多数人而言，他们既不想当圣人，也不想当恶人，他们只想当一个既能平等对待别人，也希望别人平等对待自己的好人。

　　不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除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天然法则就是“一还一报”。近百年人类过度工业化，掠夺性开发大自然，正在遭到自然环境的报复；西方奉行的经济个人主义，又严重破坏了人文环境，也要遭到人文环境的报复。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以往信息传递的时延太长，能量积蓄缓慢，这种报复机制来的太慢。互联网、区块链不仅使信息传递时延缩短，同时也使能量动员速度加快，人类必须自觉适应一还一报的法则。未来的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有用价值，才能从社会得到合理的回报；人们终将发现，遵循平等互利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几次不义之财更有意义。

　　农业时代的基础伦理是“族群理性”，每个自然人都被要求符合封建家族利益最大化；工业时代的基础伦理则是个人理性，形成了贪婪占有物质财富的经济规则。而信息时代正以“协同、互利、普惠”的互联网精神实现社会理性。它的重要机理就是“随着信息相对透明,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

　　北大教授厉以宁最近提出，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利润、最小成本来进行判断，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完全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济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可以预见的是，人类正在摆脱个人理性市场经济，进入一个以平等合作、关联互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理性经济阶段。因为信息网络创造了平等、互利的刚性条件，在网络环境中，惟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与他人真诚合作、平等交易，才能获得“客永存、我永利”的持续发展机会。

　　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力学途径，比如万有引力使天体作有序运动，磁场使磁性分子有序排列，这些都是在力学作用下被组织的有序状态。另一条则是靠信息途径使生命系统进入自适应、互组织的有序状态。

　　在工业时代，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控制中心通过高度同一的组织体系来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结果人们发现社会总是在过组织或欠组织的状态下摇摆，一放就乱、一控就死，很难稳定在最佳控制点上。

　　事实上，被组织化只适应单一目标的符合机械决定论的全结构化系统，不适应日益多样化的非结构化的网络。问题出在，超出人脑这种复杂系统之上，起维系作用的主要不是能量而是信息。在一定的信息环境中，各社会单元和经济主体不断地进行互组织，才能达到复杂网络结构的次优状态。如果说农业社会是无组织社会，工业社会是被组织社会，那么，信息时代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互组织化的社会。

　　农耕时代，生产力只能在私人占有条件下发挥作用，即使封建主吞并了大量土地，也只能分包给佃农耕种，无论是耕牛、人力、还是农具，也是分散化的小农耕作模式。机器时代，农场主可以继续拥有土地和农机，中小资本家也可以独自拥有厂房和机器，但是在大型股份集团甚至国家垄断势力面前，他们日渐式微。

　　除了极少数秘传百年的老店之外，大多只能被具有背景的企业或者跨国集团挤压直至吞并。尤其是进入后工业时代，水利、电力、铁路、公路、通信，绝非私人占有的企业所能胜任，中小资本只好把它们让给大型财团甚至集团。也许大家忽略了一种现象，那就是现在大凡成功的企业，都不再以短期利润为首要目标，而是追求与消费者、劳动者、投资者、竞争者乃至全社会互利共生。

　　即使如此，泛股制企业依然避免不了“坏人来撬门”的风险。职工股份、网员股份、社区股份也许是一条通向社会所有制的可行之路。然而这条路也正在被新型共享经济同化。人们要问，土地可以是地主的，厂房可以是资本家的，铁路、公路、通信网可以是大型财团或者国家的，那么互联网是谁的？铁塔、光缆、路由器，以及几十亿手机终端的占有者，离开相互关联就啥都不是！如果说100多年前贝尔发明电线年专利，还组建了贝尔电话公司。

　　那么，互联网之父和光纤之父正是放弃了专利，才有了今天低费微利的新基础设施和社会化企业，才有了把几十亿人廉价连接在一起的推特、微信、网络购物和全球支付体系。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互联网，互联网又不属于任何个人和集团。互联网就是淡化占有权、强化使用权，最后成为只适合社会直接占有和管理的生产力。

　　恩格斯早就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了除了社会管理之外不适应于任何管理的生产力。”

　　历史已经证明，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都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重重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元对立的深刻危机。各国只能采取“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实用主义政策，结果促使权力和资本沆瀣一气（对立统一？），造成了价值扭曲、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更严重的社会失衡。

　　农牧时代的人信奉地心说和整体一元论，折射到制度层面就形成了大一统民族主义，那个时代人们最重视的是土地，结果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工业时代的人改奉日心说和二元论，折射到制度层面就形成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对立。人们最重视的是机器动力，它必然遵循牛顿力学思维，吸引还是排斥？精神还是物质？穷人还是富人？好人还是坏人？敌人还是朋友？对立斗争被奉为普遍规律，两两竞争、零和博弈成了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信息时代，自然科学已经发现复杂宇宙的多元协同规律。在社会经济领域，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体系日益复杂，原来的同质化竞争必然被异质化合作代替。只有自觉遵循信息生产力时代的多元协同规则，才能避免纳什均衡，实现互利共生。

　　中国具有延续几千年的多元包容、普惠共生的文化基因，应该率先顺应社会变革大势，重构协同哲学和互利主义经济伦理，迎接公平美好信息社会的到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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