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发区为何成为腐败易发多发地？

经济开发区为何成为腐败易发多发地？快活林饮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侯颗报道日前，浙江省金华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多湖中央商务区原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陆峰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扣押在案的受贿赃款人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侯颗报道日前，浙江省金华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多湖中央商务区原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陆峰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扣押在案的受贿赃款人民币702万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有多名经济开发区领导干部接连落马：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工委组织部部长李国友，滨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福友，湖南郴州经济开发区党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主任靳卫，等等。

经济开发区、中央商务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高地为何成为腐败易发多发地？如何强化监督，防控廉政风险？

通过梳理相关案情可以发现，经开区腐败风险从项目审批环节就已存在。多湖中央商务区从2013年开始兴建，占地6.78平方公里，是金华城市东扩布局的重要举措。目前该区主要承担开发建设职能，2020年有亚运村等在建项目共计17个，完成投资额约26亿元。

在陆峰担任金华市规划局局长期间，一些落地在多湖中央商务区项目的审批规划事项，也在其权力管辖范围内。

“规划领域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审批和变更两个环节，在一些硬性指标之外，还存在着权力自由裁量空间，特别是在开发项目的合理性审查上，批复时间可长可短、某些事项可批可不批，部分领导干部便会利用手中的审批权收受贿赂。”金华市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副主任胡俊杰告诉记者。

据了解，陆峰曾对位于多湖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的某公司房地产开发规划审批事项提供帮助和关照。该企业老板以24%的年利率向陆峰借款付息，在明知该老板及其公司除银行贷款外并无民间融资需求、此举明显系向其输送利益的情况下，陆峰仍以他人名义分两笔出借340万元，以收息方式收受贿赂148万余元。

除了项目审批外，在拆迁过程中，从落户调查、资产评估到签订征迁补偿协议、拆除房产等环节，都存有权力寻租空间。

2018年，金华市“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多湖中央商务区征迁指挥部指挥长黄炳立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2016年至2017年间，黄炳立利用职务之便，以直接指派或围标串标等形式，帮助调查公司或拆迁公司拿到项目，从中获取分成。在收受好处后，黄炳立通过更改测绘评估数据，使被拆迁企业获得更多补偿。

2020年4月，喀什经济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促进局原副局长王金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据办案人员介绍，王金鹏掌握着开发区重大项目审批权，经常左右部门集体决策，以违规办理项目手续等手段进行利益输送。此外，王金鹏还涉嫌滥用职权犯罪，挪用国家建设资金，伙同他人骗取国家资金。

与一般行政区相比，经济开发区、中央商务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经济功能区主要以开发建设为主，重大项目运作密集、资金体量大，与企业、投资商之间接触机会多，廉洁风险也随之增大。

此外，中央商务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有国家诸多优惠政策，被赋予大量的人、财、物权，部门职能高度集约，干部一人多岗现象较为普遍，权力过于集中也成为滋生腐败的一个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的开发区为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讲究特事特办，在征地拆迁、施工建设等环节上实行“先建后补手续”，为权力寻租带来可乘之机。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越是经济开发的重点区域，越应成为监管重地。经济开发区在推进简政放权时，监督一定要跟上，不能放而不管，要通过不断加强制度规范，压缩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规划管理等环节的灰色空间。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1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先后因靠地吃地、以地谋私问题落马。针对这一问题，连云港市纪委监委督促开发区从体制机制入手推动标本兼治。

“我们在查办案件中发现，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根源主要是招商引资把关不严、用地准入门槛过低，因此重点督促开发区党工委完善招商引资、土地出让等制度规范。”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例如，在项目正式签约前，设置预审和会办两个环节，开发区纪工委监察工委监督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履行监管职责。

喀什经济开发区纪工委督促开发区党工委规范工程项目程序，会商职能部门，制定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项目、招商引资等方面监督管理办法，利用网络平台推进工程项目等公开公示，及时与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沟通联系，强化监督的协同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