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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的利益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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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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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以来,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民生问题和民生政策得以凸显和强化,各种文件、媒体和的讲话中,“民生”二字可谓铺天盖地,几乎达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让过去不敢大声说只敢偷偷看的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主张,在今天成了核心价值追求。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执政党成长成熟、自觉自信的表现。

  可民生是什么呢?许多地方政府都说,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把项目当民生,把政府工作当民生,把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当民生的事例很多,其实,我们对民生的内涵与外延知之不多,或者说知道就是不愿意按民生的本意去做。

  在第173期“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上,广东省著名社会学、学和公共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就“民生问题、人本需要与社会建设”问题进行了讲解。要理解民生,就需要了解什么是人本需要,民生一定要回应人本需要。在他看来,要真正理解民生,一定要弄清楚老百姓需要什么,要了解,就一定要让老百姓参与表达他们的需要,所以,要有公众参与。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搞社会建设不仅是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还富于民,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最终推动中国社会的建构。

  以来“民生”成了媒体、文件、官员口语中频率最高的词汇。有人说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关注民生、重视民生的新的时代,如果留意到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都把民生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一时间,“民生实事”、“民生财政”、“民生政府”这样的话语铺天盖地。究竟什么叫做民生?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具体来讲就是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习总上任伊始提出了他的民生观:“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番话讲出来之后,国际评价非常高,过去我们讲的套话、官话太多,不亲切,现在讲出来的话能表达老百姓的心声。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要把民生理念化作公共政策、化作施政的具体举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众所周知,改革基本上是在增量上做文章,如果真的是把政府公共资源按照有利于民生的原则方向做重大改变,既得利益者一定会有抵抗。所以,现在各级政府都在说把财政收入的70%、80%的资源用于民生,大家都不信。其实是利用了民生概念的模糊性。

  民生概念我们经常用,现在搞高速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豪华大剧院、高档体育中心、大型城市广场等大型公共设施建设,这样的设施是不是一个民生投入?这些是存在争议的。那种以部门职能、工作为基础的民生安排、民生实事,离老百姓的真实需要也是有点差距的。我们是否有对民生政策制定一整套社会统计的基础?有没有一套制定民生政策的公众参与程序?在这些民生实事的决定过程当中,体现的是长官意志还是部门利益,还是真的是老百性的意志?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政府说我一片好心,为老百姓办实事,做惠民的事情,老百姓最后感觉是毁民的事情?有些地方把民生全部工程化,到底是在搞真的民生还是在搞GDP呢?对于这一类工程化的民生,政府有一种说法叫做“大民生”。民生一大就可能有假,其实这是一种泛民生化,这种泛民生可能就是伪民生,它不是真的民生。民生不是运动,也不是政绩,它不一定是工程、项目。按党中央的说法,民生问题应该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才是民生。

  从学理上来看,民生可以用两个维度来理解:用老百姓的维度讲民生就是与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具体来讲可能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等等。从政府层面来看,所谓民生问题体现的就是政府对人民生存发展应尽的责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民生问题已经不可能完全靠个人、靠家庭、靠慈善来解决,政府要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体,政府有责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基本的发展机会、基本的发展能力、基本的权益等。讲民生,一定要把摆在足够重要的位置。当然,光有还不够,政府做决策,还要有理论依据。所以,我们讲民生问题,在重视,在重视公众参与的同时,还要懂得基本的人本需要理论。

  讲到人本需要,很多人很自然就想到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英国学者布拉德肖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社会需要的分类”理论,将需要分成规范的需要、感觉的需要、表达的需要、比较的需要。做决策的时候就按照这些类别先后缓急制定政策,分配资源,看他分别是哪一类。现在讲得最多的人本需要理论是上世纪90年代多亚尔与高夫这两位学者提出的“人类要过美好生活是有先决普适性的条件。”人最基本的两大需要,首先要健康,然后是自主。所以,健康是最大的重要。这一点很多决策者没有认识到,公共医疗支出占GDP可能不到2个百分点。光有健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也不行,同时你还要有能力去实现,两者加起来便是个人自主。如果能解决这两大基本需要,民生问题就能基本解决。

  按照多亚尔和高夫的理论,要实现健康和自主还需要满足一些中介需要,比如足够营养的食物和水、能起保护作用的住房、安全的工作环境、自然环境、适宜的医疗服务、无忧无虑的童年、重要的基本关系、亲密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以及人身安全,物质与经济保障和适当的教育。这些中介需要实际上是政府的承担。所以,从人本需要的角度来理解民生,民生就是人本需要,解决民生问题就是满足我们人本的需要。这些需要怎么满足呢?个人、家庭、社区、市场、慈善、政府都有责任,但是在现代社会最大的责任在于政府。

  具体来讲,在一个国家、地区,社会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它涉及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个人社会福利和社会照顾。每一种政策回应一种主要的社会问题,具体而言,包括那些被视为“基础性”的社会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及有关收入维持和就业的服务,借助它们,可以确保社会安全和经济生产力;其次是有关住房和环境的服务,以及可以确保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最后是所谓的“个人”社会服务,旨在为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提供照顾或保护。

  从社会政策学的视野看,社会建设就是提升人民福祉,也就是改善民生,实现美好生活的政府行为。落脚点就是要更好地回应和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各级政府,一定要有清晰的社会政策理念。在中国叫做“财权集中,事权下放”,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都在基层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讲,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或者是次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政府真正的责任是为市场主体、为个人创造财富、创造条件,不是自己去创造财富,其实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社会、国家有清晰的分工,政府的职能是再分配社会财富。在社会建设过程当中,一定要把重建与完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作为一个战略性的任务目标。我们不仅要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还要完善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住房、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社会服务、康乐文化这一系列政策。

  社会建设要成功,最大的成果就是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壮大那就是富的人和穷的人都减少,那我们社会的结构就是一个橄榄形的结构,那就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一个稳定的社会才能繁荣,才能有希望。从长远来讲,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打造“社会中国”,在社会角度来讲,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的,福利的安排都是地域分割的,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是时候认真考虑一下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空间特点。现在提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定要有空间层次,是我们广州市越秀区的均等、还是广州市的均等、珠三角的均等、整个广东省的均等、全中国的均等?如果不强调一个空间特性,不强调更高层次的均等,那实际上是更加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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