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解读】减税降费2万亿意味着什么 医疗房产等民生问题如何改善

【报告解读】减税降费2万亿意味着什么 医疗房产等民生问题如何改善本站　　“减税降费”是近年的高频词

　　“减税降费”是近年的高频词。昨天上午十三届全国二次会议开幕，“减税降费”再次出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相比2018年整体减税降费1.3万亿元的规模，今年的力度更大。

　　政府工作报告在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中明确提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以及“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并且，目标规模是“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减税降费再度成为昨天讨论的热点。

　　减税降费2万亿对企业、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新一轮减税降费又会在哪些方面为企业减负？我们能不能分享到减税降费带来的好处？本报连线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听听他们的见解。

　　此外，报告中一系列数据和关键词都被公众高度关注。其中，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自然是民生话题，其中医疗保险、房地产税立法、高职院校扩招、政务服务、移动通信等领域的提法热度最高。

　　【报告原文】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这次减税，着眼“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劲并考虑财政可持续，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并不感到意外：“经济政策要加力增效，这是中央早就明确的方针。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这都是在加力，并且落实到各个企业的具体运营中去。”

　　从进一步突出减税效果来看，报告中明确此两档税率分别下调3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减税的幅度，主要还是由国家根据综合的实际情况经过大量数据测算得出的结果。幅度大是在加力，而增效还需要其他改革来配套。减税降费必须紧密结合税制改革，这是系统工程。”贾康认为，减税降费可有作为的空间主要存在于增值税税率的减并和适度调低上，同时“降费”也值得充分重视，各类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都具备一定的调整降低空间，而且这样做对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有莫大的好处，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

　　他谈到报告中提及，“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很明显这次减税的重点是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负担。”贾康解释说，“结构性”就说明减税会区别对象，“或者侧重重点行业，或者侧重行业中的重点企业，会有选择。”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减税降费措施，将给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记者也就此采访了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

　　她表示，2019年最大的愿景就是对行业进步特别是对高端制造业发展有利的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近年来，中国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仍然突出。其中，制造业增值税税负较重，一直是反映强烈的“痛点”问题。对此，陈爱莲表示，“2018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普惠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在企业减负方面，力度很大。”

　　今年的报告中提出，要“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让她更为振奋，“这极大地提振了企业对未来的信心。”

　　“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听报告时，陈爱莲就一直在思考，“把这个3%的税降下来做什么，就是要投入到科技创新提质上面去。”

　　她始终认为，科技能力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但研发和创新，都需要有资金的投入。”而减税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同时企业可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转型升级，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升级。

　　“此次减税降费措施是空前的，由此可见政府下定的决心。”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实际上，近年来减税降费力度一直在加大。自2013年到2017年，中国实施营改增改革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2018年全年实际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

　　而在李锦看来，“这只是初见成效，未来还将出台更大规模、更加明显的减税降费举措。”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市场激烈竞争，通过尽可能地减轻税费负担，企业才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增强活力。

　　针对实体经济以及小微企业税负较重、税率层次较多等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给予了详细回应。同时，为保障减税降费落实到位，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了开源节流措施。李锦认为，从措施到落实，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相当实在，并体现了极强的操作性。

　　以“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为例。据李锦介绍，我国的社保费率此前一度接近40%，在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反映负担较重。而降低社保费率，就是针对企业痛点，“增强我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此次减税降费，主要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李锦看来，这无疑抓住了重点，确保税负明显降低，有助于增加实业企业利润，也有助于增强中小企业信心。

　　“看见新闻，感觉很暖心！收到了一个价值不菲的减税红包，这无疑又一次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作为杭州一家专注于为孕期以及0-6岁家庭提供育儿服务的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亲宝宝CEO冯培华说，这一波减税降费不仅提振企业信心，而且对企业发展业务、加大投入、增加就业方面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同地区企业社保缴费率不一，浙江省的养老社保费率是14%，已经低于报告中提出的16%，对亲宝宝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能这么算。其实看到新闻后我特别激动，第一时间跟财务一起做了粗略估算，以亲宝宝现有的体量，按照报告提出的减税降费标准，大概能为我们减少一年500万元的税负成本。”冯培华说。

　　亲宝宝去年营收在2亿元左右，那么这500万元，对这家企业意味着什么呢？“差不多是我们公司一年数千平方米办公场地的费用。”

　　这两年，冯培华明显感觉到政府减税降费的力度在加大。“2018年行业税率从17%降至16%。这一点对我们亲宝宝来说也减轻不少税负成本。作为创业者，我非常感谢政府屡次对企业进行减税降费。有政策利好，我也有信心继续加大投入，发展业务，增加就业！这才是良性循环。”冯培华说，亲宝宝目前约有300名员工，他今年的目标是扩招到450人。

　　【报告原文】：抓紧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尽快使异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持卡看病、即时结算，切实便利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

　　“每年的上，我最关心的就是异地就医费用结算问题。”新杭州人武爽说，2016年、2017年全国期间，她的朋友圈都转发了和此事相关的新闻，“我还记得2016年上，总理说过，争取用两年时间做到跨省异地住院费用直接结算。2017年又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去年我们就享受到这项福利了。”

　　武爽是北方人，父母是典型的“老漂族”，以前在杭州看病，都要先垫付，再带一堆证明回老家报销。但去年，已经可以直接用医保卡在定点医院结算了，“我爸去年在浙江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就是直接在医院结算的，特别方便。”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浙江从2017年开始做这件事，异地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从最初的207家增至517家。

　　来自浙江省医保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省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7.54万人次，结算费用19.36亿元；外省参保人员来我省成功结算3.07万人次，费用5.68亿元。而武爽的父亲正是众多受益人之一。

　　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院长丁建刚告诉记者：关于房地产税，在去年记者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就“房地产税”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今年上，关于房地产税会如何安排或作何表述，也格外引人关注。报告中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丁建刚说，除此之外，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表述还有：抓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强调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以较长的篇幅强调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强调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

　　政府服务引入“淘宝”评价机制，满意就点赞，不满意就给差评。早在2014年，浙江政务服务网就开通了满意度评价功能，各部门负责的事项中都有“办事评价”这一项，它包括满意度和综合评分(满分5分)，其中满意度的构成是：很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截止到目前，浙江政务服务网已经收到90多万笔办事群众提供的有效评价，满意度达98.7%。所有的评价结果都在网上公开。全省3000多个行政机关进驻该网。

　　“政府服务做得好不好，让群众来评判。浙江很早就开始这么做。杭州2000年就开展过‘万人评议政府’的活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这是让群众来给政府找短板，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是种极大的推动。”

　　范柏乃表示，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方式有很多，包括上级评估、独立第三方机构来评估，而群众的评判是最直接的，“部门是否依法依规办事、办事过程和结果是否公开公正，群众都可以评判，它最终倒逼政府改变自己的工作机制。这个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报告原文】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教育学家熊丙奇表示，他很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内容。他认为：“这是对职业教育和教育结构的一种调整，有利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专业技能产业的整体提升。”

　　对此，熊丙奇表示认可。他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鼓励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确实是能调整社会就业结构、提升专业技能行业整体水平、增加就业数量与质量的优选。

　　同时，熊丙奇认为，扩招政策落地过程中，必须要非常审慎，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把握中职人群和高职人群的培养比例以及生源。他说：“如果不能避免学历追求趋向、不能扭转很多人不愿从事专业技能工作的思维，就依旧解决不了蓝领人才的缺失问题。”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