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作为总体性社会科学

社会学作为总体性社会科学本站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任何止于局部观察的研究可能都无法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塑造了瞿秋白的社会学观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任何止于局部观察的研究可能都无法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塑造了瞿秋白的社会学观。瞿秋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社会”看作由“互动的关系”构成的“现实的总和”，将社会学视为“总体性”社会科学，注重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迁的规律性。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处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阶段，重识其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源流及其当代发展的得失。

　　项目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19XNLG04)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社会学史和网络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余年来，其学科化和专门化程度日益提高，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同时，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突显出来。在社会学研究多元纷呈的情况下，时有从个别理论或方法技术出发的关于社会学之科学性或人文性、实证性或非实证性、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的短长的争论，但往往又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对此，我们或许要跳出社会学高度学科化的视野，从其源头和脉络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巨变时代，工业、变革、思想激荡等诸多力量推动了社会学的兴起。孔德、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对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及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进行思考，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变迁的趋势，并探索这一转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化解之道。相类似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境和整体性社会变迁，激发了思想界的回应和讨论。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关于社会进化、社会变革的理论被很多思想家所接受，如严复于1895年3月4日至9日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尤其是社会进化观，并以荀子的“群学”翻译西语sociology，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探寻国家富强之路(严复，1895/2006①)。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中，唯物史观社会学是重要的一支。实际上，唯物史观社会学也是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探索变革之路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唯物史观较早地得到传播并为人们所熟知(陶德麟、何萍，2007：19)。五四运动以来，众多思想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视野分析中国的危机和可能的出路，在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上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如李大钊多次使用“社会学”这个概念，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李大钊，1919/2013：19)。李大钊在遇难前留下的《狱中自述》中曾言：“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李大钊，1927/2013：297)根据李大钊的论述，这里的“社会学”主要是在整体上(而非某个具体领域)研究人类历史变迁的学问。

　　瞿秋白与李大钊同为中国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先驱。瞿秋白也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的奠基人，曾对社会学的学科与课程结构进行具体设计，其所著的《现代社会学》被称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著作”(季甄馥，1992)。相较而言，李大钊侧重在较为宏观和一般的层面引介唯物史观社会学，而瞿秋白则更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根据以及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一般层面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社会变迁的动力与规律等问题，并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特点。

　　近年来，有学者呼吁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如刘少杰，2019；赵万里，2019)，这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挖掘和整理，而瞿秋白作为中国唯物史观社会学最早的系统阐释者，自然也是无法绕开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偶见关于瞿秋白社会学的短评或介绍性文章(如吴晓迪，1983；吕希晨，1985；周建明，1989；季甄馥，1992)，也有社会学史类著作概述或简要提及之(如高平，1997：265-269；郑杭生、李迎生，2000；杨雅彬，2001：115-136；阎明，2010：225)，专门的研究往往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思想领域，社会学者的相关研究屈指可数。本文拟结合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与学术变迁的背景，讨论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何以构成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重要环节，以及其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历史和当代发展的意义。

　　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阐释唯物史观社会学，与其学习和工作经历直接相关。瞿秋白生于1899年，1917年考入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成为俄专学生领袖。1920年底以《晨报》记者身份采访苏俄，向中国报道苏俄“主义人间化”的一些线月，瞿秋白到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任译员兼助教，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理论。1922年加入中国党。1923年回国，在上海负责《新青年杂志》《前锋》《向导》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参与创办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1925至1934年，瞿秋白先后在中国党党内和中央苏区担任多个重要职务。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遭军队包围被俘，6月18日就义，年仅36岁(参见陈铁健，2014：1-2；王磊，2014)。

　　瞿秋白曾回忆说：“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瞿秋白，1935/2014：18)这带有自谦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重要传播者。在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瞿秋白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科)学观日渐形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学说和中国学说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若要深入了解瞿秋白的社会学思想，就不能不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和阐释。

　　首先，瞿秋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根据他的理解，唯心论对一切宇宙现象、一切物质的性质，都以“精神”的某种性质为原因来解释，而唯物论则用物质的种种性质、人类或动物机体的种种组织来解释心理现象。“物质”是唯物论宇宙观的根本要素，“凡是可以用我们的外部感觉去接触，并且有分量体积等可以称量的东西都是‘物质’……感情、思想、意志等类的东西，便不能直接接触，也不能称量，这是所谓‘内心’”(瞿秋白，1926a/2013：3)。就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而言，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人类脑细胞的各种物理化学过程，对于个体而言就是“思想”“感情”“愿望”等感觉。在认识层面，一切认识都以世界的物质性为基础，是从人的经验中发生的，是主观的“我”受外界的刺激而发生的。“唯物论哲学的要点，便是以科学的宇宙观去观察一切现象，纯粹客观地考察外界事物，对于各种现象都要寻找物质方面亦即客观的实际的方面之原因；却不能根据主观的、理想上心理上的解释，去说明宇宙或社会现象。”(同上：15)

　　瞿秋白肯定了唯物论对于认识世界的意义，但认为应该将唯物论与某种“唯物主义”区别开来。这里的“唯物主义”指的是对于私人道德的评价，说某人是唯物主义者，等于说他是利己主义者，只贪图的满足，而不知道其他精神上及文化上的事业。“这种唯物主义和哲学上的唯物论是迥不相牟的。唯物论的哲学家往往在私人道德上是极伟大的道德家；唯心论的哲学家往往在私人道德上却是卑污不堪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论唯物哲学的时候，决不可把通常世俗的所谓唯物主义和哲学上的唯物论相混。”(同上：15)可见，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拜物主义”，与该词在今日中国社会的用法不同。

　　当时有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经济学说，瞿秋白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因为它对于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都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经济学说，也不限于社会科学，而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综合各科学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现代的唯物哲学……不用说经济学、社会学里，便是天文学里也有马克思主义。”(瞿秋白，1926b/2013：19)更具体地，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四个部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总宇宙观；社会学的方或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②；社会经济的理论或经济学；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主义或科学的社会主义(同上：21)。

　　关于社会学，瞿秋白认为，人类社会在总体上是自然界里的一部分，也遵循宇宙自然界的公律，但不能将自然界的笼统公律直接应用于社会学；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与自然公律相适应而研究出社会公律。“因此，马克思主义之中，特别分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之中包容着两种社会科学：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唯物史观的应用③；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的。”(同上：19)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整个社会进化——如历代的经济制度、国家组织、文化制度、道德艺术等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研究产生了唯物史观社会学。

　　通过瞿秋白的论述不难看出，辩证唯物论主要提供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般性方法，适用于自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门科学，而唯物史观社会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的构成及变迁。而后，瞿秋白撰写了大量文章，以唯物史观社会学的视野分析中国社会变迁，这一分析强调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理解瞿秋白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关键点是，他将“社会学的方”与“唯物史观”并称，又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看作“唯物史观的应用”，而欲解析这一关键点，还需要考察瞿秋白对“社会学的性质”与“何谓社会”这两个问题的论述。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中国思想与社会变革注入新的活力。“赛先生”不只是一种口号，主要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在为《新青年》“国际号”撰写的发刊宣言中，瞿秋白说：“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状况，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绝不是玄虚的理想。”(瞿秋白，1923a/2013：9)“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同上：10)可见，在瞿秋白那里，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不仅要认识社会，还要为变革社会服务。瞿秋白对社会学的性质与作用的论述，也是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进行的。

　　瞿秋白看到，每一个社会学家对何谓社会学都有自己的解释，似乎社会学包罗万象、没有明确的范围，甚至有的社会学，可能只是通俗的社论或新闻记者的通信稿。瞿秋白追本溯源，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那里理解社会学，认为社会学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是应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学问，并且寻求用新的方法从根本上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如其所言：

　　从孔德以来，社会学跟着近世人类发展而起，他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产儿。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及内容已经非常复杂，于是就发生研究他的需要：社会之中问题，一天一天的难解决起来，所以不能单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非有一纪律完整的科学从根本上研究不可(瞿秋白，1924a/2013：388)。

　　瞿秋白对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同上：390)对于这个定义，他解释道，只偏重研究某一种社会现象的不是社会学，无机界、动植物界的现象也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研究的当是“社会”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及其相互行动。在另一个地方，瞿秋白也说：“社会便是这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研究这社会现象之总和——是社会学。经济以及其他是社会的某一种职能，研究某一种的社会现象(职能)的——便是经济学、学、法律学等。”(瞿秋白，1924b/2013：537)

　　表面上看，瞿秋白似乎认为社会学是包括经济学、学、法律学等在内的更广泛的科学总体，但其实他并不这样认为。关于社会学的性质，瞿秋白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将社会学看作社会科学的总体，是经济、等科学的总数，这实际上是将社会学奉为虚名而取消了它；另一种认为社会学研究特别的社会现象，而其他社会科学不研究这种现象，实际上将社会学与学等并肩而立，不成其为综合的科学(瞿秋白，1924a/2013：398-399)。根据瞿秋白的观点，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方面的科学，没有一种可以直接运用自己的原理来研究总体的社会现象，而社会学正可以扮演这一角色。这种看法和孔德关于社会学在科学发展序列中位于高级阶段的观点有些相似。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社会学不是“社会科学的总体”，但又是“综合的科学”；它似乎包罗万象，但又与其他科学性质有别。本文认为，理解瞿秋白的社会学定义，重在把握其背后的现实关怀，而非纠缠于概念本身，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社会学，是对现代社会的整体变迁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不是对单个领域或专门主题的研究，而是秉持总体性视角寻求对社会现象的总体把握和对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而这，可能恰恰是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最富有“社会学”或“社会理论”色彩的地方。

　　瞿秋白所阐释的社会学追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他看来，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综合的科学，研究综合的问题，如什么是社会?各种社会现象(经济、法律、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如何?社会的发展和崩坏的原因何在?因为社会学能解释人类发展的规律，所以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方法，而社会学的结论不是头脑空想出来的，而要有历史的事实证明，因此历史是社会学的材料，社会学是历史的方法(同上：399-401)。④可以说，这一关于社会学和历史之关系的观点，和社会学的“总体性观照”是一致的，因为要完整地理解社会，势必要探究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和变化过程。

　　在1923年提出的上海大学建校和教学方案中，瞿秋白把社会学置于首要位置，认为“社会学系、文学系、艺术系三系最重要”，其所设计的院系结构是(瞿秋白，1923b/2013：126)：

　　如前所述，瞿秋白眼中的社会学是对社会的整体性研究，且与历史关系紧密。他认为中国较早的社会学往往偏于叙述、描写，是社会学的预备时期，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社会学应该能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规律，而更进一步的研究，应以社会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史料，以期切于中国实际。在这个思路的背后，是瞿秋白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及其危机对科学发展的需求的考虑，因而他将社会学看作在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与社会变迁的学问，如其所言：

　　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生活。这并不是什么“国粹”问题——而是因为中国旧式的宗法社会经济遇着欧美帝国主义，所不得不发生的适应作用……现时中国社会生活受外来的影响，骤至复杂，求解释它的需要，已经非常急迫。由浮泛的表面的军事技术之改进，而不得不求此技术之根源于自然科学数理科学；由模仿的急功近利的制度之改变，而不得不求此种制度之原理于社会科学(同上：124)。

　　据此，瞿秋白设计了社会学系的必修课程，共19门，其中“史”类的多达9门，即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史、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史、学史、法制史、史、历史哲学(同上：128-129)。根据瞿秋白对社会学性质的理解，他设置这类课程的用意或许是：一方面，通过对一般性社会进化过程以及、经济、法制等主要现象的历史脉络的学习，加强对社会的整体性理解；另一方面，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了解当前的问题是何以发生的；此外，学习历史、整理史料也是学习和运用社会学方法的过程。概言之，社会学的综合性与总体性，决定了社会学的训练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特点。

　　瞿秋白的社会学思考具有鲜明的改变现实的理想追求，就此而言，其唯物史观社会学不仅提供了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一种人生道路的指针，如有学者所言，唯物史观被当作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陈峰，2018)。实际上，从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到瞿秋白对社会学性质与作用的阐释，尽管具体主张不同，但都志在探究认识中国和改变中国的道路，而到了瞿秋白的时期，因为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加上对中国工农群众的悲惨生活有了更多了解⑤，其认识世界进而改变世界的愿望似乎更加迫切了。

　　瞿秋白将社会学看作总体性社会科学，与他秉持的社会观是一致的，或者说，基于一定的社会观，才有相应的对社会学性质的看法。瞿秋白在1920年至1921年访苏期间，曾论及中西思想文化碰撞，新知识新迭起，使年轻人眼花缭乱，并分析了“总的原因”：

　　中国向来没有社会，因此也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⑥。中国对社会现象向来是漠然的，现在突然间要他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从没有这一层经验习惯，一下手就慌乱了。从不知道科学方法，仅有热烈的主观的愿望，不会设问问及社会问题之人，置于社会现象之前，难怪他眼花缭乱。于是大多数所谓“群众的”青年思想，突然陷入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旋涡里，或者是“西洋的”亚里士多德的论理监狱里(瞿秋白，1924c/2012：118)。

　　显然，瞿秋白反对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单纯进行抽象思辨以及在思想论辩中排斥异己的做法。那么，究竟何谓“社会”呢?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时，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了他对“社会”的理解，他认为：“社会是现实的总和⑦——因为社会内各分子之间有共同的生活，永久不断地互相动作。”(瞿秋白，1924a/2013：455；布哈林，1921/1988：90⑧)互动有经济的、的、宗教的、道德的、思想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互动之间又包含更具体的互动，这些错综复杂的互动合起来便构成了社会生活。“总之，只要有经常互动的各种现象的一个范围——这一范围便是一个现实的总和，一个系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经常的互动现象之最广泛的系统——便是社会。”(瞿秋白，同上：457；布哈林，同上：92)可见，这里的“社会”并不特指某一种现象或某一特定范围的现象，而是一定范围的现象构成系统，“最广泛的系统”才是“社会”。

　　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虽然复杂，但并不是“不可理的乱丝”，这就涉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均势以及达成均势的必要条件。需要研究的是，在诸多互动关系当中，哪一种是全社会形成均势的根本条件?哪一种社会联系是其他的社会联系的基础?瞿秋白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的联系”，这种劳动的联系便是“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类无意的或有意的，不自觉的或自觉的‘互相为而工作’，说句俗话，就是‘你替我做事，我替你做事’。”(瞿秋白，同上：459；布哈林，同上：94)反过来讲就更清楚了，假使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联系忽然消失，产品或商品不再交易、流通或分配，人人所做的事都只及于自己而不及于别人，那社会就不复存在了。

　　劳动是社会与自然界相接触、相适应的过程，社会通过劳动取得自然界里的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社会要适应自然界，全靠社会内有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有时还要变更其内部的劳动关系。因此，生产过程是社会内一切过程的实际基础，而劳动联系是根本的社会联系。⑨于是，瞿秋白说：“我们对于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乃包含人类之一切经常的互动而且依据于人类的劳动联系上的最广大的‘系统’”(瞿秋白，同上：460；布哈林，同上：96)。瞿秋白在其他地方也从“劳动关系”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定义：“社会者能制造工具的人类之劳动结合也。此劳动结合——‘经济体’之演化，乃生、法律、道德、宗教、哲学、风俗、艺术、科学等现象，以应组织劳动之需。”(瞿秋白，同上：454)显然，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社会”的定义——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劳动联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的生产过程。这样一来，瞿秋白的“社会”概念就有了客观的现实基础。

　　在明了“社会作为现实的总和”的基础上，瞿秋白讨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根据瞿秋白的论述，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性”只能在社会里发展。人的“天性”是社会性的，当社会发生变迁，人的“天性”也随之变迁。就个人的发展而言，他在家庭里、学校里、街市上受着种种“训育”、种种影响。具体来说，个人所说的话，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个人所想的种种观念，是前几辈人所渐渐确定下来的；四周的社会风尚习俗包围着个人；整个的社会生活陶冶个人。个人从小到大的生长，完全处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其性格习惯完全是在社会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包含着“社会的内容”，个人自身是社会的缩影。

　　社会由个人组成，但不是许多个人的简单加总，或者说，社会是“现实的总和”而不是“逻辑的总和”。此外，社会之内许多个人之间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但人与人的互动并不总是直接的，“社会往往是各种人的团体之互动的总和，这种团体是那一大的现实的总和(社会)内之小的现实的总和，他居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瞿秋白，同上：464；布哈林，同上：101)。也就是说，社会之内有许多小团体，个人与个人通过共同的大系统(社会)里的小系统(团体)进行互动。社会在物质层面不是许多个人的简单加总，在精神方面或心理方面也是如此，如组织、语言、文字、科学、艺术、哲学、宗教，以及风尚、礼貌等精神现象，都是人的互动的结果。

　　瞿秋白举例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个工人和其他工人经常相遇，而和手工业者、农民或资本家相遇的机会要少得多，这便是阶级的联系。这一工人与其他阶级相遇，往往不是直接的，不以个人的资格，而以工人阶级一分子的资格，或者以“自觉的组织”(如政党或工会)之一分子的资格。所以工人与社会相接触，是经过自己的阶级或自己的党会的，并不是完全直接的。在阶级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团体，如职业团体、宗教团体等。因此，“各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种资格，这种资格之相同，便是社会内的小‘总和’(团体)的形成——使各个人与社会的接触变成间接的”(瞿秋白，同上：465)。

　　个人是社会或阶级的一分子，其行动是以某一阶级或某一团体之一分子的资格而行动的，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假使要研究社会的发展，应当先考察社会情状，然后进于个人事迹的研究——决不能只看见英雄，而不看见‘庸众’”(瞿秋白，同上：470)。从社会生活的各种条件、阶级、职业、家庭、学校等方面，可以解释个人发展的原因，而从个人的思想行动方面，却不能解释社会发展的原因。瞿秋白举例说，技术家发明一种机器，往往是社会里先有一种旧的技术或科学，他觉察出已有技术或科学的局限，然后从已有的技术着手进行改良，发明新的技术或方法。旧的技术、科学或方法，是集合几代人几百年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而成的，新的发明不过是考察旧的而创造新的罢了，概言之，不过是社会的结果罢了。

　　可以发现，瞿秋白讨论社会的构成(劳动关系的结合)及影响(塑造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引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有作用的种种力量：自然界、、技术——他们是人类应用势力之实行的结果。人类的势力必定为当时当地的环境所范围，为前此已有的生产力所限制，为前此经济关系所造成之社会组织所束缚，所以在每一阶段里，人类不能以主观自由选择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每时期每地域总只能从现有的生产力之状态着手……生产力是劳动的必要元素，所以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的实质，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这社会实质的根性，所以社会能变动，而且他的变动的主因便是生产力的发展(瞿秋白，1924b/2013：545)。

　　生产力属于经济因素，其作用说明了经济因素的变化对整个社会变化的推动作用。可以发现，在瞿秋白的论述中，经济与社会不是并列的关系，前者乃包含在后者中，不仅如此，、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都包含在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都有相互关系，绝非独立自在的；而且每种现象既自成其为一系统之后，又各有内部发展公律；不过社会是包含这些种种现象的一大系统，他的基础是生产力之状态及经济关系，这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其他一切现象的根本。”(同上：581)因此，瞿秋白将社会的结构描述为图1。

　　在这个示意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归入“社会基础”，而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社会思想归入“社会建筑”。通过这个图示能够看到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接受，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于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社会思想具有基础作用。“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最后的根底——是社会结构内的物质成分(人与自然的接触点)——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唯物论的根据。”(同上：582)从中也可以看出，瞿秋白使用的“社会”概念包括广狭两层意思：广义的社会指的是最广泛的现象的系统，或“现实的总和”，这是一个“大系统”；狭义的社会，如“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社会思想”等用法，则指“现实的总和”中的某一层次的现象，或可称为“小系统”。瞿秋白讨论的主要是广义的社会概念。在这里，“社会”概念已经没有了中国传统的“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的含义，也比“合群立会”的内涵要宽泛得多⑩，或者说，“社会”已经是一个具有明显“现代性”和唯物史观色彩的概念了。

　　如前所述，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产生了唯物史观社会学，那么这种唯物史观社会学是否也适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呢?答案是肯定的。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以作为“现实的总和”的“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的变化为研究主题，“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瞿秋白，1927a/2013)，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瞿秋白以比较的方法认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而中国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宗法社会的文化已处于崩坏状态中，自然经济下的宗法社会伦理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资产阶级稚弱，地方军阀割据形成；在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下，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勾结政府(军阀)，间接实行其统治权，而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时起战祸(瞿秋白，1923c/2013：15-19)。

　　显然，这里的“文化”主要不是在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层面说的。在瞿秋白那里，“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同上：20)。可以认为，瞿秋白是在“社会基础”与“社会建筑”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的意义上谈论文化和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

　　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瞿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封建制度侵害的现实(瞿秋白，1923e/2013，1923f/2013，1923g/2013)。而后，在《中国党党纲草案》(11)这篇颇有《党宣言》风格的文章中，瞿秋白基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高屋建瓴地讨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欧战后中国社会各种力量斗争的形势，中国国民以及无产阶级的地位、责任和目的，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以及党的任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瞿秋白，1923g/2013)。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文章勾勒了中国社会结构——主要是阶级结构的大体轮廓。

　　瞿秋白一贯注重结合世界形势考察国内问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产生了帝国主义，其目的是把殖民地变作其经济机体的附庸。帝国主义列强各自发展又相互攘夺，酿成世界大战，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于是他们趁机在各殖民地发展工业、扩充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优越的权利，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生活和经济生活。在上，中国的军阀往往依赖帝国主义列强，甚至甘心做其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势力有此依凭，便逞强争雄，争夺势力范围，酿成无数冲突。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占领中国市场，使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日渐退步，工业又被外力阻碍而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地失业者快速增加，而少数不成熟的工业生产所能容纳的劳动力又十分有限，结果是兵匪增多。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性质和依靠力量是什么?在瞿秋白看来，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发展不充分，相应地无产阶级也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主义及本阀之下，不能不要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这种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瞿秋白，1923e/2013：115)但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力量，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多数阶级为列强的经济势力所束缚，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而无产阶级是一个比较彻底而有力的部分。此外，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正面敌人是列强与军阀官僚。因此，瞿秋白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全力促进国民，同时唤醒和联合农民，并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彻底的，取得自由和民族独立。

　　中国无产阶级同时从事国动和阶级运动的复杂斗争，任务非常艰巨，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稚弱，所以其斗争必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最密切的关系。这种自中国国民进而至世界社会的斗争，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党及国际的任务(参见瞿秋白，1923d/2013：87-107；1923e/2013：111-119)。(12)瞿秋白对中国党的任务的论述，来自对中国的经验教训的分析：“以前的力量，不过少数人的奋斗，其余都不管；以前以为可用兵力征服民敌之后，再来按部就班地照着书上写好的计划办理，现在却已经知道三义是平民自己的要求，当将平民实力组织运用，使在斗争的过程里，炼出实行主义的力量来。”(瞿秋白，1924d/2013：378)

　　瞿秋白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形势的论述具有鲜明的社会学视野，其主要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因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与殖民扩张，这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传统农业，导致工人和农民的贫困化甚至无产阶级化；西方列强与军阀勾结又限制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使得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选择妥协自保，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无法形成开展的强大而持久的力量；这样的宏观条件和社会结构状况，决定了必须将数量庞大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开展社会。

　　通过分析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统治力量以及工农大众悲惨命运的根源，进而有助于认清的对象和方向。瞿秋白没有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结构的分析，而是看到中国社会中殖义、封建主义、军阀主义、宗法主义混杂的特点，尤其体现为地主豪绅、军阀和买办阶级剥削广大工农群众。瞿秋白的论断是：“中国国民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瞿秋白，1926c/2013：385)因此要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式剥削，开展工农武装(瞿秋白，1927b/2013)。这一基于中国社会结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为中国党探索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瞿秋白引介和阐释唯物史观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致力于建立变革中国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社会学，或广义的社会科学。在瞿秋白那里，唯物史观主要是认识事物的一般性方法，强调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根本性作用，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社会学，也适用于经济学、学、法学、历史等领域。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主要体现在，将“社会”看作由“互动的关系”构成的“现实的总和”，注重把握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变迁的规律性。实际上，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特点，即理论视野的总体性(刘少杰，2019)。当然，社会学的“总体性”并非“包罗万象”的同义词，而是注重探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关联及其历史变迁。尽管瞿秋白关于社会学的一些论述借鉴自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3)，但并未像后者那样直接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布哈林，1921/1988：7)，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以唯物史观社会学分析中国国情和现实。

　　或许可以说，不了解马克思对自然法学说的批判，便难以深入理解其历史科学和社会学学说，而不了解中国传统经学的现代困境，也难以理解唯物史观社会学及其中国化的意义。唯物史观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即由传统的对经史子集的注解诠释转向在现象资料背后寻找统一的解释逻辑，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李培林、渠敬东，2009：2-3)。在根本上这是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任何止于局部观察的研究可能都无法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对传统经典的注疏也无助于直接解决现实问题。唯物史观社会学契合了中国社会化解危机的变革需求，其所研究的“现实”，不同于某个具体现象或事例，而主要是对纷繁复杂的现象的总体把握，并探寻现象演化的规律。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如果说瞿秋白侧重在文本概念和思想理论层面传播和阐释唯物史观社会学，那么，以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等为代表人物的“中国农村派”和、张闻天等中国党领袖，则在实地调查研究、理论与经验的结合上，将唯物史观社会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注重社会调查和客观资料的学术风格或工作作风，为中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也为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4)

　　实际上，瞿秋白也肯定了农民调查对于中国的意义。1927年4月撰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以《湖南农民》为书名出版，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和读澎湃的《海丰农动》(15)一样。”(瞿秋白，1927c/2013：559)可以说，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处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体用之争过渡到基于中国国情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中间阶段，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一种努力。

　　瞿秋白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和当时欧美的主流社会学不同，也和今日高度学科化的社会学面孔有很大区别。在瞿秋白阐释社会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社会功用之时，中国尚未形成成熟的社会学学科建制，甚至关于何谓社会学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孙本文曾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凡例”中指出：“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孙本文，1948/2011：2)。表面上看，这是社会学“综合派”和“唯物史观派”的分歧，但在根本上，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过程中知识与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体现，这种多元性和开放性正是需要我们挖掘和继承的学术遗产。

　　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社会学学科被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取消，这实际上是将唯物史观社会学等同于历史唯物论的一般性方法。本文认为，唯物史观社会学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学，在根本上是因为它源于作为古典社会理论家的马克思对“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变革的分析，它以总体性视野直面鲜活的社会现实，并探究被人们视若当然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因而它绝不只是抽象的认识工具。此外，如果以某派社会学或社会学专门化的名义将唯物史观社会学拒之门外，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品质——以总体性视野直面时代巨变，并伸张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中国早期唯物史观社会学寻求社会问题之根本解决的致用取向，和兼顾历史与现实、本国与世界的总体性视野，对于我们反思当下社会学研究中的抽象经验主义和碎片化问题，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⑤1919年11月，北京社会实进会创办了《新社会》杂志，由瞿世英、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主持，该刊刊发了大量关于人口、劳工、犯罪、教育、妇女问题方面的文章，瞿秋白也是撰稿人之一。郑振铎曾回忆瞿秋白，说他那“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或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分量的”(参见吴晓迪，1983)。

　　⑧瞿秋白的社会学思想深受布哈林的影响(参见季甄馥，1989)，他关于“社会”的论述，主要采用了布哈林于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四章“社会”的观点，此类引述，本文同时注明。布哈林此书，曾于1929年由许楚生翻译出版，译名为《唯物史观社会学》，2017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再版。

　　⑨瞿秋白显然受到布哈林“平衡论”的影响，见前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五章“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

　　⑩当然，这并非瞿秋白独有的观点，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观念史变化的体现(参见金观涛、峰，2009)。

　　(11)这篇文献写于1923年6月中旬，略早于《现代社会学》(1924年2月)，不过已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而且就瞿秋白1923年7月上旬入上海大学担任系主任并讲授相关课程看，在他起草《中国党党纲草案》时，其社会学的思想已经形成。

　　(12)瞿秋白在后续的文章中借鉴列宁的学说，进一步讨论了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参见瞿秋白，1925/2013：42-45)。

　　(13)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曾言：“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瞿秋白，1935/2014：18)

　　(14)改革开放之后，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成立了《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编纂组，致力于编选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量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于1985年至1989年分三辑出版，在中国农村社会学、经济史、社会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

　　(15)农动领袖澎湃的《海丰农动》出版于1926年，被称为中国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动的专著。

　　[1]布哈林，1921/1988，《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北京：东方出版社.

　　[4]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1985、1987、1989，《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二、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5]陈铁健，2014，《导言》，陈铁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瞿秋白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金观涛、峰，2009，《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10]李大钊，1919/201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1]——，1927/2013，《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2]李培林、渠敬东，2009，《导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学术史》，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刘少杰，2019，《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15]瞿秋白，1923a/2013，《〈新青年〉之新宣言》，《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6]——，1923b/2013，《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7]——，1923c/2013，《东方文化与世界》，《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8]——，1923d/2013，《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1923e/2013，《中国之地方与封建制度》，《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23f/2013，《的国会制与军阀》，《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1]——，1923g/2013，《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2]——，1923h/2013，《中国党党纲草案》，《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3]——，1924a/2013，《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4]——，1924b/2013，《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6]——，1924d/2013，《中国史之新篇》，《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7]——，1925/2013，《列宁主义概说》，《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8]——，1926a/2013，《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9]——，1926b/2013，《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0]——，1926c/2013，《国民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1]——，1927a/2013，《〈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2]——，1927b/2013，《中国是什么样的?》，《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3]——，1927c/2013，《〈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序》，《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6]陶德麟、何萍，200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7]王磊，2014，《新版〈瞿秋白文集〉理论编“瞿秋白简介”商榷》，《江海学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