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力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发力第三次学术大转型本站　　相较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贡献中国智慧依然重任在肩

　　相较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贡献中国智慧依然重任在肩。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新时代的中国学界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亟须向出思想、出模型、出概念、出方、出话语体系转变，目前正处于这个大转型过程的初始时期。

　　王学典:当代中国基本完成了从延续千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转型,用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两三百年的路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条道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崭新的东西?颠覆了哪些基于以往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结论?蕴含着哪些中国道路的特质与奥秘?这实际就是一个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

　　准确地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阔用武之地。这也就意味着,诸如经济学、学、法学等面临着本土化转型。转型的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遍规则的若干预设。

　　王学典:中国历史上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只有史学可以对接现代学术分类。文、理、工、医等现代学科分类,从一开始就移植自西方。不仅大的分类体系如此,小的分类体系如所谓“文科”内部的分类体系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框架,都是从无到有取自西方。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就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的呼声始终未曾停歇。但将近100年后,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些直接照搬而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境——讲不好中国自身的发展故事。

　　碎片化与历史学转向,是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表现出的两个明显特征。前者是聚焦在具体研究中,下了很多功夫,却形不成新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无法将点的成果拓展为面的创新。后者集中表现为学、经济学、法学等转身向后研究学史、经济学史、法学史,这固然有助于奠定学科继续发展的历史基础,但从事这一方向的学者规模已过于庞大。

　　半月谈:西方化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当代中国的不适应,既反映在自身进行表述时的“言不及义”,也反映在他者观察时产生的误解乃至曲解。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否有助于世界真正了解中国?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道路,与西方相比不敢说截然不同,但的确存在很多差异。比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上下齐心的抗疫模式,在西方就是行不通的。

　　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缺点譬如：重道不重器,不看重技术发展,不善于理论构建,不精于抽象思维锻炼。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就要接受文明冲突论;或者因为有人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就要自我抹杀文明之间的差异。

　　半月谈:近些年,“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等热度不减,并陆续进入探索实践阶段。您怎么看？

　　王学典:我认为,所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就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的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像经济学、学、法学和管理学这些直接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的锻造方面,面临的任务似乎更重。

　　我们不应当再沉湎于用中国的实践去验证西方学界理论的正确性,或者让西方学界在中国学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化工作,将这些理论输回到国内来指导实践。这些理论并不契合也不能阐释好中国经验。

　　半月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向来有“入世”和“出世”两种取向。对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如何取舍?

　　王学典: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处于这个过程的初始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大转型已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来置换在年间占统治地位的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用西方化的现代化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

　　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明确号召。当下的中国文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

　　进入新时代，我们《文史哲》杂志呼吁展开一场围绕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讨论,鼓励培育重视大规模材料综合概括能力,为有相近潜质的学术文章提供发表阵地。

　　我们认为，中国经验已经十分雄厚,中国材料已经汗牛充栋,中国案例已经无法穷尽,形形色色的具体微观研究成果也如恒河沙数,但是,当代学术界并未从这些东西中高度抽象出应有的中国理论、中国法则、中国定理、中国范式。中国学界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关键时刻、重大时刻,第三次学术大转型要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向出思想、出模型、出概念、出方、出话语体系转变。

　　王学典:有两位学者,我认为具备一定的代表性。一位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贝淡宁教授,他从中国历史上大量选贤任能的材料中,梳理总结提炼出了“贤能”一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学视角。

　　另一位,是郑永年教授。我最近在读他的书——《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学》,有不少收获。他的治学方法,特别是中西方比较的视角,对国内学者应有一定的启发。

　　就我自己来说,我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已进入第5个年头。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示学界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是健康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是要回归到乾嘉学派,不是聚焦碎片化,不是奉某一学科的治学手段为圭臬,而是要以“入世”的态度积极研究现实问题,少做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研究,最终形成带有“出世”气质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真正将学问写在中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