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加剧：被煽动的美国暴力

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加剧：被煽动的美国暴力本站　　7月21日，一名男子在竞选活动中用尖锐物品袭击了纽约州国会议员、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李·泽尔丁（Lee Zeldin）

　　7月21日，一名男子在竞选活动中用尖锐物品袭击了纽约州国会议员、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李·泽尔丁（Lee Zeldin）。在一周前的7月13日，一名男子在国会进步党团主席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的住所外被捕，据称他大喊着“滚回印度去”及其他种族主义脏话，并威胁要杀死贾亚帕尔。而在6月，当局对一名男子提起联邦指控。据报道，此人从加州前往马里兰州，意图谋杀最高法院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

　　据《卫报》报道，美国众议院警卫官（House sergeant at arms）于7月底宣布，美国众议院议员将获得最高1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升级他们家中的安全设施，以应对议员们面临的、日益增多的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险和暴力的新阶段。[1]专家们警告称，美国对暴力的支持似乎呈上升趋势，这种威胁危及了美国的健康。但他们也表示，如果，尤其是共和党能够站出来谴责这些令人担忧的行为，美国仍有时间压制危险的暴力言行。

　　接连出现的暴力事件似乎表明，美国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日益危险的事业。而根据最近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暴力采取了开放态度；尽管他们对于可以接受的暴力类型存在分歧，但受访者对暴力的接受程度总体有所增长。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本月发布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暴力是合理的。3%的受访者认为暴力通常或总是合理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小组指出，调查中有7.1%的人表示他们愿意为了实现重要的目标而杀人。[2]对此，一些未参与该研究的暴力研究专家警告称，对暴力的态度并不总是转化为行动；然而这样的极端态度依旧引起了相关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教授莉莉安娜·梅森（Liliana Mason）指出，自2017年对此类问题进行调查以来，美国对暴力的支持确实迎来了上升。梅森表示“（尽管）我认为实际上支持暴力的人数很少，但问题是，支持率从 7% 增加到 20%，这意味着在某些社会空间中，围绕反暴力的规范正在受到侵蚀。”2021年，美国国会报告了共计9625起针对国会议员的威胁和行动声明，相较于2017年的3939起有大幅增长。

　　在众多受到暴力威胁的公职人员中，调查1月6日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成员、以及选举相关人员在内的公职人员成为了主要的目标。根据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六分之一的选举官员因为工作原因受到过威胁，77%的人认为近年来针对他们的威胁有所增加。佐治亚州立大学专攻两极化的学教授珍妮弗·麦考伊（Jennifer McCoy）指出：这种对负责选举管理官员和调查工作人员的威胁和恐吓此前从未出现过，这非常令人担忧。

　　当地时间2022年6月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就国会山调查开启系列公开听证会。9日至23日，该委员会将先后举行6场听证会。

　　在1月6日的国会山事件后，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明显增长。保护组织的政策倡导者珍妮佛·德雷斯顿（Jennifer Dresden）表示：尽管专家认为目前的暴力尚未达到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地步，但暴力与虚假信息和竞选的结合，依旧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和公职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

　　近年来部分极端分子陆续对民选官员发出人身威胁、对政府机构进行攻击，这些行为都展现了部分群体对于美国社会及政府机构的持续疏远和不信任。该群体已经决心不惜代价，甚至使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5年内美国迎来了极端的两极分化、民众对政府和制度的怀疑上升、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销售持续上升，以及阴谋论和错误信息的猖獗传播，这一系列因素相互影响，而以特朗普为首的部分美国人物更是煽动了民众的焦虑和愤怒，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在当下，任何敏感的社会议题或事件都可能引发危险的暴力事件。

　　对于极右翼以及部分右翼群体而言，为达到目的而使用暴力手段并非不可接受。据《纽约时报》报道，近1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能让特朗普重返总统职位，使用暴力至少“有时是合理的”。当被问及“对美国来说，拥有一位强有力的是否比维持更重要”时，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同意。另一方面，超过40%的受访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正在被移民所取代”，即相信被称作大替换理论的种族主义学说。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警告：从堕胎到边境管理等一系列引发分歧的话题都可能会成为那些愿意使用暴力来表达不满的群体的动机。[3]

　　另一方面，许多批评者指出暴力的激增也与的煽动息息相关。特朗普曾表示自己的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进行了致命的起义，称他们“非常特别”，并表达了对他们的喜爱。[4]尽管特朗普因在1月6日的中扮演的角色被党控制的众议院，但他之后在参议院被无罪释放。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上也面临过暴力。三K党曾在20世纪20年代大肆发展；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之后，南方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抵抗”的起义。在这两起事件中，当选的家或候选人都促使了暴力的正常化。[5]

　　研究美国国内治理、发展与冲突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博士（Rachel Kleinfeld）表示，由于共和党的对暴力采取了某种模糊的态度，导致极端分子不断试探“暴力”的底线。克莱因菲尔德认为：“右翼的暴力和恐吓在2016年选举周期后开始。因此，在2016年、2018年特朗普被期间，以及在1月6日之前的不同事件中，普通民众使用暴力的理由越来越多。有一种感觉，暴力事件日益化。”[6]

　　在过去几年的冲突中，大量的参与者自称为民兵，并以支持极端思想为由实施暴力行为。暴力威胁损害了民众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而针对公务人员的威胁也使得他们胆战心惊。此前，调查1月6日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成员，曾投票特朗普的共和党人：亚当·金辛格（Adam Kinzinger）分享了一封发给他妻子的威胁信。发件人发誓要处决金辛格、他的妻子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金辛格表示自己将不会在2022年寻求连任。

　　在极右翼阴谋论的宣传之下，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将他们使用暴力的对象视作道德败坏、乃至非人的对象，从而减轻自己的道德负担。克莱因菲尔德指出，专家在研究其他陷入更大暴力的国家后发现，社会在发动暴力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非人化阶段”。目前在美国，针对自由派的抨击包括了明显的厌女行为、为某些群体起种族主义绰号、称党人为“儿童诱奸者”并将他们视作恋童癖。[7]阴谋论的大流行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约四分之一（23%）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是“由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领导的，他们在全球开展儿童易活动”。[8]

　　除去观念上的偏向外，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政府机构的立法者和候选人的威胁和骚扰更能说明暴力和极端思想的重合。据《卫报》报道：一项针对发送给 2020 年国会候选人的在线信息的研究发现——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更有可能成为被辱骂的目标。在所有接受审查的候选人中，身为索马里裔美国人的进步派国会女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在推特上收到的辱骂信息比例最高。同为波多黎各裔美国人的进步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则在脸书上收到了极具侮辱性的辱骂。这些在国会任职的有色人种女性公开谈论了她们所面临的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她们在国会山生活的一部分。黑人国会女议员贾哈娜·海耶斯（Jahana Hayes）去年表示：“我记得，在第 116 届国会（2019 年）开始时，我们关注和强调了即将到来的国会多样性。但随后，在每个党团会议上，我们的成员每天都会收到死亡威胁。”

　　此外，在美国实施的暴力行为在意识形态范围内也分布不均。根据反诽谤联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过去十年美国发生的 450 起谋杀案中，右翼极端分子的犯案比例约占75%。相比之下，宗教极端分子与左翼极端分子的所犯下的谋杀案比例分别为20%与4%。

　　在研究了全国范围内不同群体对于暴力的态度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教授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Walter）指出：“暴力往往源于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在表达了愿意使用暴力来达成目标的受访者中，也不乏相信“拜登在2020年窃取了特朗普的选举胜利”；“（人们有必要）维护基于西欧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以及同意“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将发生内战”的群体。他们的观点准确地反映了“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极右翼抓住了这些负面的感受，并鼓励追随者使用极端行为来发泄不满。对此，克莱因菲尔德表示，当下支持暴力的美国人的百分比不断上升；在极端情况下，特定群体可能通过暴力手段解决分歧。克莱因菲尔德指出：“如果美国的派获胜，那么当下的暴力升级将继续下去。但如果他们展现出颓势，那么他们就会建立起很多仇恨，包括对系统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然后暴力就会失去他们的控制，甚至引发一场叛乱。”

　　尽管包括沃尔特和克莱因菲尔德提出了一系列减少暴力的措施：包括提高选举的可信度和改革选举程序；改革警务，建立公平和问责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平性；“预防”极端意识形态团体的招募；对于那些考虑采取极端主义的群体的不满做出更有效的回应等等。然而，研究者同时强调，在缺少对暴力进行谴责的情况下，暴力将会进一步正常化，甚至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