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周刊的发展看传媒参预社会建设和社会促进媒体发展的辩证关系

从《生活》周刊的发展看传媒参预社会建设和社会促进媒体发展的辩证关系本站　　传媒是一门科学，也是参预社会建设它所特有的一种手段

　　传媒是一门科学，也是参预社会建设它所特有的一种手段。传媒工作所产生的正确引导，对社会建设产生的作用和效能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

　　从科技和传媒自身的发展看，三十年代，是传媒走向现代传媒的一个关键时期，技术上电子技术缩短传播空间，许多现代传媒理念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成熟。《生活》周刊正在产生在这一时代，受到西方现代传媒的很多影响，同时，也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着自已的努力探索、实践。

　　传媒参预社会建设，在具体的事物中，如何去做？怎样做到？必须经过作用具体事物、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个过程。传媒工作也就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并实现传媒价值。这就也要求传媒工作者把握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深入到真实的民生状态，去引导，建设社会。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只有这样，传媒才能有更多的受众、更高的权威、更大的影响。传而广之，集而为力。之力也在于集，在于社会上下形成共识的最大化。从《生活》周刊的核心内容来看，《生活》周刊有过从正常的参预社会建设转到以抗战为核心的过程。这种转变，更加强化了它的社会责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升为第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危机。《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为中心内容的阵地。1933年，《生活》周刊被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生活。在过程中，他苦苦探寻“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1935年，邹韬奋回国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的思想变化也体现在这本新刊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

　　如果说，《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周刊以及《大众生活》周刊又被政府查封后新办的《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在传媒形式意义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它的核心内容，也有一种传承，更有一种发展。这是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基本是重合的。应该说，《生活》周刊的生命力和社会作用力也正是在这一上面。《大众生活》周刊和以后的各种改版，逐步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权利为中心内容。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在中国党的帮助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进行抗日救亡这一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大众生活》周刊（包括以后的各种改版）仍然坚持建设社会的责任和理念，在一个更高高度，将它们结合。在抗日根据地，邹韬奋继续进行采访，写下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文中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到这时，可以说，传媒和邹韬奋本人都已经看到了新主义新中国。这个建设社会的目标更加明确，他们的更加迸发，传媒本身也成为当时中国走向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传媒是现实引导形成的关键平台，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引导的重任，注定要求传媒工作参预建设社会要从单纯旁观者变成探索者、鼓吹者、实践者，是在之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外完全脱离。同时，以一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来认识事物，从普遍的庞杂的民生状态中发现社会进步的脉络，也是对传媒工作更高的要求。但这也一定存在于探索、鼓吹、实践的过程中，并作用于这个过程。身在其中，思越其外。这就要求传媒工作认识社会既要深入其中实际，尤其要在此中与群众坚持、保持一种血肉联系；又要尽量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去认识社会。传媒工作就要坚持整体的、联系的、变化的唯物论认识观，从社会建设整体的高度去认识具体的事物，发现变化的脉络、问题的症结、发展的方向，准确把握立场、分寸和理性；从社会建设相互联系的思路去认识具体的利弊是非，寻找解决问题关键节点和科学的度；从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变化的角度去寻找新的办法、思路，去适应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记录历史，兆示未来，推进社会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本身也得到锻炼、提高。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当局的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当年全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8年，《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又创当年全国刊物发行量新记录，有力地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媒的技术手段和形式在不断变化更新，从文字纸质到电子手段，到电脑多媒体时代；传媒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展变化，也就是随着传媒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传媒的社会责任和责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应该去传播什么？传媒价值在那里？如何去体现？这个认识和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将是传媒工作永远面临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传媒能否担当起这个重任？成为实现这一中国梦的鼓吹者、参预者、推动者，这也是传媒在当今中国的价值核心和努力方向。在这之中，《生活》周刊当年的探索和努力，以及它的影响力和社会作用力的形成过程，依然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