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抗疫07·闻讯者 新闻既是一种权威体制也是一个社会竞争的场所

以理抗疫07·闻讯者 新闻既是一种权威体制也是一个社会竞争的场所本站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各类新闻报道源源不断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各类新闻报道源源不断。有不少是关于疫情爆发地区的民众的医疗和生活状况，一些则是关于国内各级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应对方式与态度。另外，海外确诊状况、经济生产影响、药物研发进度等与疫情有关的讯息也轮番进入公众视野。不论是传统媒体（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等），还是新兴媒体（包括公众号、网站、App等），不论是媒体还是海外媒体，“新型冠状病毒”皆成为近一个月来报道中的绝对高频词。

　　新闻似乎弥补了人们“不在场”的遗憾，但同时又给人带来许多新的情绪。当我们在获取新闻时，我们究竟在获取什么？人们的道德会在暴露的讯息面前遭受怎样的考验？新闻报道背后有着何种潜在的权力关系？学者叶礼庭深度检视了电视新闻背后的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新闻并不只是一种权威体制，也是在利益群体和个人之间进行社会竞争的场所，这种竞争试图影响它们自身在正观看的“我们”眼中的‘呈现’。”

　　当我们说看电视是一个被动的经历，意思是说，在其他方面，我们不了解支配我们视觉的权威之本质是什么。电视新闻是一种最新的形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半小时新闻已经有 30 年的时间，而其规范应当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落地生根。然而，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加，这些规则变得更加明显，更多是一件文化讨论和拷问的事情。新闻是一种相当于小说或戏剧的体裁:它是一个视觉权威的体制，一种用秒表来控制的强制性的图像集合。电视新闻的很多规范传承自报纸和广播:国内新闻比国际新闻重要;新闻是一天之中“国家”和“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昨天的新闻——如昨天的饥荒——不再是新闻;必须有一部分新闻是好消息，也就是说，广播可以在一个惨淡的世界中卸下某种加油助兴的责任了。对于这些现成的规范，电视采用了其中的两个:新闻必须都是视觉的，而且它必须适合 15 分钟、30 分钟和 60 分钟的形式。这些规范产生了一些臭名昭著的后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每晚半小时新闻的整个脚本内容，与《纽约时报》 头版四分之三的内容完全一致。晚间新闻是个大杂烩:宾夕法尼亚的龙卷风、波斯尼亚的、曼彻斯特的教师、英国王室出游萨福克郡、加利福尼亚医院里的婴儿心脏手术，全都交织冲撞在一起，按媒体的时间限制口述出来。而这种展现给观众的事件混乱堆积，似乎就是 外部世界的混乱无序的体现。这种散漫性还混合了富有人情味的故事， 它在所有媒体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新闻在这方面的增长一度被理解成平义者对官方、政府垄断信息的强硬反抗。然而这种平义者对新闻价值的重新定义中包含了好奇、怪诞和娱乐，它摧毁了这种媒介形式自身的一致性，因此有思想的观众应当每晚至少问自己一次:“为什么给我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个新闻?”

　　新闻作为神话之所以延续，因为它是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阶段——通常是自上一次发布新闻之后——“国家”和“世界”发生的事情的图景。成千上万的人盯着屏幕，寻找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成员或者一个世界公民之集体身份的各种现象。在民族和全球的“想象共同体” 构建(数百万的单独的“我”在“我们”中寻找共同身份的神话)中， 媒体正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种虚构在于，所有事件都被描述成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有关。新闻编辑像是这个“我们”的表演者，提供一份作为“我们”应当知道的信息大餐;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符合这种媒介形式的视觉限制和时间顺序限制的 东西。在这种循环过程中，新闻作为一种权威体制得到确立，它担当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国家机制的角色，即国家身份的承担者及其行动的把脉者。

　　然而，新闻并不只是一种权威体制，也是在利益群体和个人之间进行社会竞争的场所，这种竞争试图影响它们自身在正观看的“我们”眼中的“呈现”。针对“呈现”的斗争已经变得与针对权力的斗争一样重要;事实上，它已经成了权力本身进行利益斗争的特殊方式。 19 世纪我们称为“公共”的战斗，是在范围相对受限、读者为中上层阶级的媒体之间进行，现在已经变成在以社会异质多元的大众为受众的晚间新闻中争夺“覆盖面”的斗争。自从公众调查开始存在，并用于汇总个人对这种斗争的反应以来，自从这种调查受到当权者重视之后，针对有利于自己的媒体覆盖面的斗争成了选举、和慈善运动的关键战场。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决策的基本原则被放在公众的密切审视之下。 舞台上的各方都指责媒体管理者存在偏袒，而他们面对这种压力，转而高度依赖于记者的公正性和中立性，但这常常意味着浅薄和过于疏离。

　　对于偏见的关注是媒体扭曲“我们”的源头，给新闻这种体裁自身留下了无法解决的扭曲效应。新闻是对社会身份的神秘描述，这种身份由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和出售的商品构成。晚间新闻可以理解一种市场，各种惊人的、可怕的图像争夺在新闻公告板上的 90 秒空位。恐怖的图像有市场，就像粮食和猪肚肉有市场一样，还有些人专注于生产和传播这种图像。道德机制可能会让人认为，这样一种悲惨图像的交易是不道德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中，仍有很多货物不被允许进行交易，比如司法和公共职位，但它们经常被交易。许多国家试图禁止下流图片的传播，但几乎没人想要限制对于人类苦难图像的交易。要禁止苦难图像的交易，可能不仅会排除令人不安的、有时极为残忍的镜头，还会排除许多西方艺术的杰作，包括戈雅的《战争的恐怖》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只要文化自身是一个在图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市场交换的过程，只要我们不认为任何人对这些图像的内容都有指手画脚的权利，我们的文化将始终必须面对从其他 人的痛苦之中制造商品的道德模糊性。在电视上观看这种恐怖景象时，我们心底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模糊性，它部分来源于我们知道自己正在消费其他人受苦受难的图像，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道德关系是以一种消费关系为中介的。因此，窥视的羞耻与他人的苦难相关，它拥有某些不可改变的、内在于呈现自身的消费之本质当中的要素。

　　不过我们羞耻中的其他一些部分容易受到干预影响。晚间新闻充满杂乱无章的竞争，其结果是一堆混乱的悲剧和犯罪——这一分钟是阿富汗，下一分钟是波斯尼亚，然后是卢旺达，或者堪萨斯的列车喋血事故——累积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极为庸俗的恐怖商品。新闻体裁的时间纪律，降低了在触及另一个人的苦难时所需要的最低道德要求:人们要花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花足够长的时间才能穿透分隔我们与他人的道德世界的自我专注和疏离的坚硬外壳。道德生命是一种观看的斗争—— 一个与想要否认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的的斗争。这种尊从自身感觉的斗争，是我们从到承担的转变过程的核心。在面对自身感觉的证词时，即便是野蛮的目击者也会发现自己逃到一种精神幻想之中:他们正在观看的东西不过是一场噩梦，他们终会从中醒来。

　　戈雅的《战争的恐怖》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借助我们亲眼做证的来直面这种逃避，它们通过建立在美学形式上的恐怖，迫使旁观者感觉像是第一次观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新闻媒体缺乏同样让真实成为真实、迫使眼睛观看的表现能力，缺乏承认它所看到之物的道德良知。然而，新闻每晚播出的节奏对这种观看有负面作用。由于是将各种不同故事混合在一起，由于要遵守时间的控制，新闻不可能留意人们看到的所有东西。最终，人们看到的只是新闻——它的个性，它选择和放弃的准则，它的权威声音。总之，新闻的主体是新闻自身: 它描绘的是一种再现自身权威的方式。在这种对自身，对它的快速性、它庞大的新闻聚集资源和击败时间的能力的崇拜中，新闻以其表现风格将所有的现实变成 90 秒钟的练习题。

　　当电视新闻的潮流减少了全世界对同质商品的恐惧时，一种羞辱随之产生。在一种被大量的混乱控制的文化中，一定存在某些对现实—— 身体被击中、遭受、受到侵害的真实瞬间——予以特别关注的行为，存在一个坚持让现实被看到的界限。人类学家会把这种行为称为仪式 ( rituals )。尽管人们常说现代文化已经很少有神圣的仪式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它当然拥有自己的拜物教——金钱或者消费——而且，对于所有道德争论的表面喧嚣，它拥有一种广为认同的、给予人类个体特别尊重的信仰。个体拥有神圣的财产、权利和生命，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念，尽管这一理念在遭到破坏的时候比得到遵守的时候更令人瞩目。从事物本性来看，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否不再暴力、不再充满苦难，是不可能被决定的。看上去，较少引起争议的是，文化更难满足我们人类承担作为生物之尊严的需求，更难对人类的苦难和暴力经验给予应有的尊重。

　　如果电视观众想要道德抚慰，这种怀疑可能会回应，他们应该转向教堂:电视管的是新闻，不是虔诚;是信息，不是布道。神圣不是它的领域。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如果电视除了搜寻信息不会崇拜任何祭坛，这个回答已经足够了。如果媒体根本不需要对任何事物给予尊重，宣称电视应当对苦难给予某种尊重将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如果电视新闻公开坚持这种怀疑论的荣誉准则—— 一切皆不神圣——那么事实上它是在崇拜权力。电视是现代权威的教堂。例如，想想看，电视直播了 1953 年英国女王的加冕礼，直播了约翰 · F. 肯尼迪的葬礼，以及 温斯顿 · 丘吉尔的葬礼、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 · 斯宾塞小姐的婚礼，还有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些都是现代世俗文化的神圣时刻，电视设计了自己的语言修辞和仪式，将观众笼罩在一种重大时刻的神圣感觉之中: 评论员安静肃穆的声音，对象征权力的和铠甲的爱慕关注，最重要的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推论，即正呈现于观众面前的是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仪式。

　　那么，如果电视能够将权力视为神圣的，我们要求它对苦难予以同等尊重就变得可行了。如果电视可以抛弃其日常安排，将其议程用于一次婚礼或一桩葬礼，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它对于饥荒和大也如此。如果电视真的知道怎样将自己从新闻体制中解放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要求它重新考量新闻体制整体上的充分性。考虑“电视究竟是否应当有 新闻”这样的问题，至少变得离乌托邦远了一点点。与一家优秀报纸对权力的阐释相比，根据电视记者自己的选择向世界提供 90 秒的片断是一个低级的次优选择。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审查的时候，优秀的电视记者将承认，一般大众如果完全依赖他们提供的每晚新闻去理解世界，他们的获知将会极其有限。这些怀疑的逻辑也许应当进一步深入。电视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好。最好的纪录片有时候为道德视野获取了先决条件;它们迫使旁观者去观看，去摆脱陈词滥调的外壳，去面 对陌生世界的所有神秘性和复杂性。新闻公告的时间模式，让即使最好的记者也几乎从未有做同样事情的机会。当一种媒介体裁的规则与那些想要最大利用它的人们的需求和意图存在这样的矛盾时，这种体裁将有可能一起粉碎。如果晚间新闻被杂志栏目或者纪录片特辑取代，一种尊重自身和它报道可怕事件的新闻主义的体制性条件将开始存在。这样一种新闻主义将承担记者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选择，极其严肃的选择。在选择报道时，它将会抛弃很多故事，而且它将改变对“故事是什么”的理解。它将会挑战已得到认可的新闻价值的定义: 干预是通过在饥饿变成饥荒之前的干预、变成大之前的干预、种族变成大规模驱逐之前的干预、宗教冲突变成内战之前的干预， 去挑战已被广泛接受的新闻价值的定义。换言之，它将要求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到达现场。这样一种新闻主义也许能够挑战其自身形态中其他的强迫性特征:例如新闻编辑室里的经验法则，一个英国人、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生命——在新闻价值上——值 100 个亚洲人或者非洲人。当对恐怖图像的慷慨回应变得平淡，媒介自身正在促使产生一种国际认知， 它对种种歧视越来越缺乏耐心。

　　毫无疑问，乌托邦。然而，我们至少要明白，希望这个乌托邦成为现实，是有道德基础的。不管愿不愿意，在陌生人遭受的苦难和那些存在于世界上少数安全地带的良知之间，电视已经变成主要的媒介形式。不管其管理者如何孜孜不倦地强调媒介的作用只是提供信息，他们也无法逃避其权力带来的道德后果。它不仅仅变成我们互相观看的方式，而且也成了我们互相肩负起对方命运的方式。如果它用以沟通这些关系的呈现体制让它们所描述的苦难蒙受羞耻，那么，其代价不仅仅要用羞耻来衡量，还有人类的生命。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新的“民族战士”（军阀、歹徒与准军事部队）不断涌现，将战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野蛮水平：数百万人死于内战与，平民与士兵毫无尊严地倒在枪口之下，暴力使昨日的邻居变成今天的仇人。然而，事情非得如此吗？

　　叶礼庭穿梭于各种民族战争景象之中，跟随联合国秘书长探访卢旺达大背后的势力，与国际红十字会一起在阿富汗经历严重的人道危机，在南斯拉夫见证兄弟间的仇恨……身处这些残忍、血腥、反人道的战争之中，叶礼庭几近绝望，但同时他看到了我们可能的出路：新的国际道德干预主义者（救援队、战地记者与外交官）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弥补人类的身体与精神创伤，而“战士的荣耀”准则随着一系列国际公约的签署，在我们心中存续，帮助我们从战争与野蛮中醒悟过来。

　　“以理抗疫”是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为新冠病毒爆发事件所特别策划的系列专题。我们将从三辉过往所有的出版物中精选出能够关照此次事件的篇章，内容涉及经济、、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 根据书摘所描述的对象，推送将分为说理者、幸存者、记录者等不同的篇章。

　　也许，病毒可以通过口罩和消毒水被防范和杀灭，而人性却如绿色藤蔓一般，生长和缠绕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代代相传。如果这注定是一段不能也不会被遗忘的历史，那么，公正的视角和理智的判断将会是每一个幸存者能够保留的唯一武器。我们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和思考，更为清醒地认识此时、此地、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