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的前沿：国外两大刊物的4000字述评

经济社会学的前沿：国外两大刊物的4000字述评本站　　世纪就出来了，但转型了明显的转型：从最初讲故事、讲关系、讲人脉转向了图表与数字，背后是如何确定　　作者也比较主权评级和商业领域的结构化评级：即使在当代，在前一种情况下其实很定性，需要访问那个国家，需要有人脉，需要注意不同评级机构间的协调一致，但后一种情况则强调模型化因果推断，要有精度与可预测性

　　世纪就出来了，但转型了明显的转型：从最初讲故事、讲关系、讲人脉转向了图表与数字，背后是如何确定

　　作者也比较主权评级和商业领域的结构化评级：即使在当代，在前一种情况下其实很定性，需要访问那个国家，需要有人脉，需要注意不同评级机构间的协调一致，但后一种情况则强调模型化因果推断，要有精度与可预测性。

　　但是，结构化金融的评级实践并不是在真空的数学里，而是在组织里——作者以Moody这家公司为例，指出该公司在IPO之后带来了以为股东增值为导向的组织文化，对高管实行股权激励，也激化了不同评级公司之间的竞争。结果可以这样理解评级公司的变化：从知识生产到营利生产转变，从而鼓励调整评级方法，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近年金融社会学有不少探讨的是“期望”、“想象”、“时间”议题，一方面可能也是物质性/技术研究的后续反思，也因为2008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危机（如东欧）的演生回顾：为什么当时没有预见到会有危机？尤其是德国学者Jen Beckert对资本主义的“虚构”等议题讨论（之前多次提到过这位学者了），也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

　　市场的核心悖论是经济行动面向未来，但未来是无法预知。为了让行动成为可能，必须采用了“去未来化”的措施。

　　作者以匈牙利近年的金融危机为例，通过档案与访谈结合的方式研究了从1996年设计到2014年的变化，说明传统的、发展主义导向的叙事（东欧追赶西欧，会形成一种乐观期望：还会增长、还会发展，会“欧洲趋同”。

　　由此，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市场组织，会以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东欧西欧国家比较塑造自己的预期。但是，匈牙利自己会产生金融上的风险与不确定，这时候的期望解释变成了：“这是我们没有走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的Donald MacKenzie教授关于“高频交易”研究，对72位从业者访谈。但听着访谈数量挺多，其实很难，MacKenzie一开篇就说，即使一位离职十年的从业者，也拒绝了他访谈，因为还在和原公司的“沉默协议”里。

　　由于高频交易对硬件设施要求很高，所以形成了“速度竞赛”，都在争取交易所信息传播中千分之一秒甚至更小的传输速度。但坦白地讲，这个领域的技术要求有点太专业的，看了好长时间也没太看懂。希望懂这领域的师友能帮忙科普科普。

　　最近也有篇关于credit的社会学综述，尤其关注的是法国的文献，发表在经济社会学期刊Socio-Economic Review，可以参考：

　　金融与政策最直接的接触面，可能是中央银行了。但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虽然是国际趋势甚至标准，但实际上呢？中央银行（e.g.美联储）与关系其实很紧密吧。但这个问题到欧洲就又麻烦，欧元区的欧洲中央银行，要如何卷入呢？

　　一般研究强调的是政府债务和中央银行的性之间的关系（其实暗示了是政府把中央银行拉下水了），但作者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想发展观点是：政府真的有能力去稳定金融市场吗？如果没有，那这时候中央银行就坐不住了，需要自己出马。下面这张图就能看到，欧洲中央银行业务卷入了对政府该管事务的关注。

　　金融与政策的结合点，不仅可以是action/inaction，而可能是技术：金融所高度依赖的那些model，被视为中性的，但实际上呢？Heimberger等学者就以欧盟的“潜在产出模型”为例，说明技术并非先验，而是会顺应上的要求。

　　现在一提到“经济社会学”，很难不和波兰尼的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一个是“嵌入性”，但在美国经济社会学里运得比较微观/在地，比如和经济行为和组织结合起来；另一个是“双重运动”，认为商品化推进过程中会遇到以去商品化为导向的社会运动的反抗，这一脉会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

　　Kentikelenis于2012-2013年在希腊的工人阶级社区做了田野研究，指出面对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等情况的衰退（大规模失业与福利国家紧缩相配合），他们会选择重新配置社会资源（避免社区解体），发展了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为导向的社会运动，自发救助赤贫与无家可归者，以及由这些社会运动导向、社区组织为主方式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社会想象（不经由市场的），从而为波兰尼的“反向运动”这个宏大概念，提供了微观观察的基础。

　　在具体分析中，作者细致地描述了“微观”的文化与组织。比如，希腊的低层人员也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会将受到慈善机构资助与羞耻感联系起来，比如随着经济情势变差，友谊能提供帮助也少，带来了对友谊的沮丧感。

　　那怎么办呢？与中国不同，希腊的赤贫人员在没有福利的情况，反而会选择回归原生家庭，但原生家庭因此扩大，可能人际关系又紧张，于是又可能导致新的迁移。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会形成自主的组织，形成新的社会资源分配与纽带，比如由经济危机引发失业人员的民间议会与组织，通过互助方式解决依赖慈善机构的羞耻感问题。最后，这样的直接、社区取向的互动议会会形成一种新的象征文化，形成不需市场协调的道德想象，抵抗经济下行的社会解体趋势。

　　如果对社会运动与经济结合有兴趣，也可以参考Economy and Society这本期刊2018年第3期的特刊：

　　其中，宾州大学学者Rudra Sil分析指出，南非一个矿上关于2011年34位工人的事件，需要以多层次的制度分析，而不是从过于宏观的全球资本或种族隔离的南非特色来解释，其中解释因素尤其包括：工会虽然参与了执政联盟，但社会保护机制反而仍然无法起到有效对话，促进了野猫；而金业的衰落又导致大规模的裁员与限制工资，从而提升了工人的挫败感与好战性。

　　如果说南非的案例在反思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问题，那么俄罗斯的案例的转型过程则在主义到资本主义，在于反思：为什么大家本来希望资本主义化能让以前有组织的工人发挥自主作用，但甚至像钢铁工厂都很安静呢？作者首先批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深入分析组织内部，可以看出当公司内部存在工会竞争以及外国资本家违反劳动法时，活动往往更加频繁和极端，而当公司破产或关闭时，则更倾向于协议谈判。

　　Brett Aho &Roberta Duffield最近在Economy and Society上的文章，比较分析了欧洲与中国的“监控资本主义”：他将欧洲情况称为“反应性回应”，是基于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保护个人隐私、限制个人数据的商业运用为目标，而中国情况则是“预先主动的回应”，是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将监控性基础设施和AI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术。虽然作者对中国的情况提出了批判（尤其考虑了中国技术的出口情况），但也同时指出，欧盟的GDPR导致了“冷却效应”，很多企业离开欧盟、技术流失。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是比特币——被视为替代国家货币、去中心化的新形态，但实际上呢？有学者指出，比特币世界其实有参议院治理结构——在参与者之间并不平均分配权力，而是由的利益攸关方运作，通过协定规则，逐渐分散到网络中。作者将这们权力结构分成idea forming, voting, and lobbying。由于比特币代码存储库（或比特币核心层）存在于GitHub上特定帐户下，其中有628个贡献者可以被视为比特币核心开发者。尤其是比特币的0.7和0.8版本过渡时，围绕着挖矿与版权分叉产生了分歧，而消除分歧则是人力的协定，并不是机器自动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