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本站　　若国家沉迷于自己为自己建构的封闭体系，且治理行为本身在制造危机而不自知，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若国家沉迷于自己为自己建构的封闭体系，且治理行为本身在制造危机而不自知，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当前，国家治理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世道与人心之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国之治。这些微妙的变化，在基层表现尤甚。基层治理看似事小，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2010年2月5日，春运高峰期的成都北站，一位肩挑行李、头戴安全帽、嘴上衔着火车票的农民工准备踏上返乡的列车。图视觉中国

　　最近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0%。可以这样认为：流动与迁移，已经成了这个社会最为突出的现象。绝大多数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城乡之间活动，人们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及价值理念也在流变。

　　概言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乡土社会的城乡社会。工业化和信息化技术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时空位置，社会制度和结构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变化，乃至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思想意识也发生了静悄悄的“”。

　　城乡社会是建立在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线的网络化，以及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大众化，打破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壁垒。城乡之间交通、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为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往返于城乡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

　　城乡社会颠覆了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结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客观上塑造了一种相对稳定和静止的社会形态。今日，城市和乡村已经不是两个截然分割的空间，人们的时空位置并不会停留在其祖辈生活的村庄中，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也不是两种截然分割的生活样态。

　　城乡社会也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如今，追求“美好生活”已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在漫长的历史中，“活着”就是最大的世间道理。国家、共同体乃至个人，都将温饱置于生活方式的中心位置。

　　而今，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已经形成。健康、休闲、娱乐、卫生已经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农民的活法。国家在努力通过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治理等行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人们被动或主动地卷入了现代生活方式中。

　　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在经历着城乡融合过程。这些家庭，无论是在居住空间、人口结构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存在鲜明的“一家两制”特征。一个家庭内部，有可能存在两种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且以代际差异的方式呈现出来。如老年人仍然保持着乡土生活的慢节奏，而年轻人却已经适应了城市的快节奏生活。然而，年轻人的快节奏很可能是建立在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老年人过着节俭、自给自足的生活，年轻人才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集中资源迅速融入城市生活中。

　　城乡社会形成的大变局，是都市化正在全面重塑人们生活方式的社会进程。资本、信息、人口的集中化，塑造了有关工作、休闲、学习、传播、消费、创造等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伴生出阶层、分化等社会的异质性。但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意味着，虽然城市成为社会关系的构成中心，但在塑造农民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乡村失去了地位。客观上，城乡社会是融替代与共生、冲突与融合、区隔与交融、延续与变迁于一体的城乡融合过程。

　　今日的城乡社会，其纷繁复杂的社会状态可用“加速”来描述。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加速”状态，最突出地体现在，它从一种相对稳定和静止的形态，迅速切入到一种不稳定和运动的状态。某种意义上，社会的“加速”，在摧毁乡土社会的一切，也在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匹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并不明确，而是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消磨时光。而在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社会时间按照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展开，自然时间被精准地切割成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且工作时间被赋予了线性特征。“时间就是金钱”成了社会时间的基本原则，不仅资本在创造条件“抢时间”“抢进度”，连农民工也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加班”。

　　对时间的精准“算计”逐渐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人际关系也变得可计算和可“变现”。在一个时间概念模糊、日常生活周而复始的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稳定而有预期，互惠原则主导了社会关系。然而，一旦时间被精准切割且赋予价值，则社会生活本身也成了被算计的对象。

　　现如今，农村的“工价”并不是互惠的时间概念，而是城市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力成本概念。人们不再换工——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劳动力的“工价”并不相等。人们宁愿闲着，也不愿意耕作，因为只要把劳动力成本计算在内，从事农业生产实在不划算。甚至于，人际交往也需要以金钱来度量。人情往来也越来越理性化，办酒席不再是为了仪式表达，而是为了“变现”——人们精准算计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有多大、付出了多少成本、在多长时间内必须再办一次酒席以实现收支平衡。

　　在加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了将来努力，但将来是什么样并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过去拥有的”。于是乎，透支——努力将想象的未来提前到当下实现，赶紧将当下变成为确定的过去——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

　　今日，哪怕是最普通的农村青年，也要超前消费，提前实现“城市梦”：为了在城市买房、买车以及高消费，不仅要花光父辈的积蓄，还要透支父辈和自己未来的劳动力价值。

　　透支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竞争游戏。有产者，那些有殷实的家底、稳定的工作、发达的社会网络的年轻人，通过透支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阶层跃升。无产者则只能按照旧有生活逻辑过一种稳定却看不到未来的生活。一旦无产者铤而走险，也通过信用卡、网贷、网络等各种杠杆“博一把”，则很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彻底破产。如此，透支加剧了社会竞争，提高了社会分化的程度。

　　从基层看，大国之大，不在于疆域之大和人口之多，而在于变化之巨大；治理之难，不在于事务之重，而在于事务之繁杂。某种意义上，基层治理更加考验治国之功。这些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屡屡因个别事务而陷入“好心办坏事”的困境。这往往不是因为事务不该处理，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来处理，而是因为处理的方式方法不为人所接受。

　　在城乡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独立运作的“基层”。尽管在物理空间上，还存在村庄、社区等空间单元，但村庄社会的边界已经打破。村庄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等支配的社会结构也不稳定，地方性的权威生产路径已发生巨大变化。

　　概言之，在社会空间意义上，基层已不复存在。任何一项国家政策，都可以绕过地方精英等代理人直达基层社会。反过来，基层社会的反映和诉求，也可以便捷地上达国家权力中心。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既在压缩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时空距离，也在冲击建立在空间区划和人口分类基础上的传统治理体系。

　　加速的社会，正在产生巨量的治理事务。社会加速既巨量增加了治安、税收、社会保障等传统事务，还催生出全新事务。衣食住行中的新生活方式，已经不是个人和家庭自己的事情，而是典型的公共事务。乃至于，与生老病死相关的风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因透支等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府也要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去干预。行政事务的数量、类型和性质都在急剧增加，如何安置好人们的生活成了基层治理的最大负担。客观上，习惯于办大事的国家机器，转而要去处理细小琐碎的生活事务，总归是会有所不适。

　　社会的加速，客观上也催动了国家机器的快速运转。国家治理行为竟然也有了加速社会的典型特征。各级政府都在精准计算自己的治理任务，从而制定清晰可控的一项项考核指标。为了在短期之内见效，许多官员也在尽力变现已有的治理资源，习惯于通过行政、法律或经济的手段强制或“收买”被治理者。

　　甚至于，许多地方政府也在以透支的逻辑展开治理活动，通过金融杠杆，以政府信用和土地资源为依托，为了眼前的“政绩”而不惜付出长远代价。

　　近些年来，基层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各种治理事务都以攻坚、行动的方式限时完成，运动式治理泛化到了各种治理事务中。限时的目标、集中的力量、细小的事务之间，形成了诸多悖论。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的改变，具有流变性和不确定性，且涉及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可急于一时。然而，当国家将建立新社会秩序作为一个个项目和指标时，治理便具有极强的刚性。在既有的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群众，都丧失了自主性，成了体系运转的某个环节。

　　在一个加速社会中，尤其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将要产生的时候，正是治理危机逼近之时。一个有为的政府，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危机信号并迅速回应。若国家沉迷于自己为自己建构的封闭体系，且治理行为本身在制造危机而不自知，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本文摘编自《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作者：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这本集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收录的案例，几乎都是各地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信号，涉及到基层乱象、微和基层减负等热点问题。所幸的是，这些信号都被各地党委政府及时发觉并迅速处理。笔者希望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以小见大，进而呈现中国之治在基层的复杂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