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网络使中国社会迎来众声喧哗的时代

喻国明：网络使中国社会迎来众声喧哗的时代本站　　人民网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燕帅 实习生韩鑫）“变革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学术研讨会26日在北京举行，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院长喻国明指出，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形式，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面就迅速占领两大资讯传播高地，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谓的传播领域，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巨大力量，它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使每个人都有一个向社会喊话的麦克风，从此中国社会迎来了众声喧哗的状态

　　人民网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燕帅 实习生韩鑫）“变革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学术研讨会26日在北京举行，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院长喻国明指出，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形式，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面就迅速占领两大资讯传播高地，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谓的传播领域，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巨大力量，它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使每个人都有一个向社会喊话的麦克风，从此中国社会迎来了众声喧哗的状态。

　　今天的题目是变革中的新闻与传播，所以我们做所有的学术研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从哪个地方开始，我们的理论就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从媒体研究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一个现实，从中国传媒产业角度来说，它的发展本身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观察战略性的高度，就是从标志性的、标杆性的媒体的价值支点和运作逻辑来看整个传媒产业发展的价值支点和运作逻辑。今天的标志性媒体在我看来就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可以举几个数字，中国人普遍认识到微博这样一种社交媒体的形式是从09年8月份新浪微博推出。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普遍接触到一种新的社交媒介的形式，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上把2010年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到2011年的时候，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舆情生成第二大平台，201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第一大平台。到了去年，微博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获知消息的第一来源。

　　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微博迅速成为中国社会资讯传播的两大高地，因为从传播学研究角度来说，资讯传播就两类，一类是关于事实信息的传播，一类是关于意见信息的传播。微博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形态，在新短的时间里面就获得了两大资讯传播高地的位置，应该说在中国过去传播形态发展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比如说以电视为例，电视1958年开始推出，到1986年才超出广播。但是，即使在它最辉煌的时期也仅仅作为事实信息传播的平台，从来没有作为意见信息传播的平台，那时候第一平台是由报纸承担的。但是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形式，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面就迅速占领这两大资讯传播高地，应该说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谓的传播领域，它已经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巨大力量，在微博的这样一种作用之下，整个社会的管制结构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过去社会的信息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管理者站在塔尖握着充分和完整的信息，而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人和机构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并且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和沟通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是1949年之后，我们党和政府实践对整个社会管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他实现有效管理的传播学的一种逻辑，就是透过信息的控制来实现相关的社会管理。但是，这种情况被网络的出现打破了。网络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解放了人们的嘴巴，使每个人都有一个向社会喊话的麦克风，从此中国社会迎来了众声喧哗的状态。

　　这就带来了两个改变。第一，由过去的金字塔结构变成了像体育场似的围观结构，政府虽然还有很强的资源管控能力，但是他作为管理者和领导者至少面临两大压力挑战，第一，他成为挑衅和品评的对象，这种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过去我们只让大家看到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其他方面很少为社会了解和知悉。但是今天，你的正面能够让大家知道，你的侧面也能够让大家知道，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你的背面不太想让大家知道的东西也能让大家知道，这就是对我们的管理者巨大的甚至空前的压力。

　　举三个星期之前的事情，甘肃一个中学生由于在网上发帖，被当地公安机构以最高司法解释为由进行了刑拘，这引起了相当多网民的不满，有网民提议说我们人肉一下那个公安局长，看他到底是什么货色。所以，他的种种劣迹被人肉出来，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中学生被释放出来了，而这个公安局长被了。这在过去管理者的逻辑当中是很少遇到这样的挑战和压力的，但是今天或者未来他会不断面临这样的压力和挑战。拿《环保时报》主编所写的社论来说，如果今天作为环评者，如果你自己里有屎的话，恐怕你在进行管理和说话的时候，你的腰板就很难挺直。这也是对执政者的挑战。

　　第二，就是整个议程设置权利在改变。过去整个社会议题的管理，老百姓关心什么，主要是通过党和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现在网络开始分享这种权利，并且分享的份额随着微博的推出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在我们的舆情监测平台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09年的时候，草根的议题设置比例在社会基本上占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还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但是微博一经出现，迅速改变了这样的现实，201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上升到47%，2011年上升到56%，到现在基本上接近70%。在这样一个议题管理里面，导致政府不断用传统的方式来维系自己舆情管理的危机和压力，最开始用技术进行屏蔽和筛选，后来又用制度的方式进行实名制，但是实名制本身并没有造成对相关言论的恐吓作用。我做过这样的研究，实名制前后，人们在表达程度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受害者实际上是新浪本身的微博价值。后来到最近我们看到一系列网上的清网行动，这实际上表明了政府在这样一种巨大的改变面前的一种制度不适应、执政方式不适应。这是极少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在非常时期，在战争时期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采取行动，那么我们今天采取行动本身说明这样一个改变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和社会现实本身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因此对于今天的传播学者来说，我们负有特殊的任务和使命，过去我们传播学者基本是边缘的角色和地位，我们在别人划定的学术框架里面做我们的有特色的研究，但是今天传播学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显学，这并不是我信口而言。我去年参加一个大会，朱建华教授展示了他们新进研究的结果，就是对于最近30年的论文发表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论是前25年当中，经济学、管理学是第一学科，而最近几年网络学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已经成为最为重要和显著的学科，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传播学者在今天，他的使命和责任已经应该为整个社会发展，以及为整个学术发展来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研究范式和框架来为其他学科做出我们有智慧的贡献，这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传播学者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期待。

　　我想当我们已经走到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研究逻辑、研究的风格和研究的责任担当就跟我们过去在边缘化状态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这样一种研究，我们要在很多的研究范式方面要有新的认识和把握。我记得左宗棠在苏州的梅园有一个题词，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传播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座右铭，他说的就是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变革时代的这样一种社会对我们传播学者和传播学研究所提出的一项任务。这既是我们的荣誉，也是我们的责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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