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会学家的自述‖胡荣：负笈津门

一位社会学家的自述‖胡荣：负笈津门本站　　趁暑假空闲，在去南开上学之前，我与父亲一起跋涉了几十里的山路 , 去看望了住在大山深处一个外山村的姨妈一家

　　趁暑假空闲，在去南开上学之前，我与父亲一起跋涉了几十里的山路 , 去看望了住在大山深处一个外山村的姨妈一家。我还从西浦带回十几根柳枝，插在家里的房前屋后。

　　学校在9月初开学,从家里到天津需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还打算路过南昌看看弟弟家东，所以在8月24日便动身出发了。临走前我分别到犀溪中学老师、同学以及村中左邻右舍的家里走了走，算是告别。24 日下午我先到西浦，看望了几位老师后，在中学同学缪启春家里吃饭，当晚到另一位同学叶振平处睡觉。

　　8月25 日上午父亲从家里到犀溪，与我会合一起去县城, 许多同学、老师都到犀溪车站送我。给我送行的有叶于迁老师，叶树端、郭正凤、缪启春、缪日升、叶华平、胡树方、魏朝库等同学，还有敏霞，哥哥北淼、弟弟胡枫、家亮和姐姐桂秀。

　　和住常一样，我在城关总是住在上马巷27号的表姐家里。表姐是我家在城关的唯一亲戚，参加高考、来回去宁德读书以及去宁德参加研究生考试路过城关都是住在表姐家里。当天下午我便把行李托运了，并走访了城关的几位同学。26日乘车去福州，叶兴荣、叶振平、缪仕栋、吴国松等几位同学到车站送行。叶树福、缪道楷、叶振洪要去上学，和我同车到福州。

　　车子在当天下午二点半抵福州长途汽车站。刚下车，我们三人就赶到火车站买票，但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我还是没买到票。我当晚跑到省委党校找到带学生在那里实习的叶树生同学。叶树生是中学时候的同学，比我迟一年考上大学，去了厦大读经济学。第二天上午我再次到火车站购票，在排了三个小时的队后，总算买到了一张到天津的车票。下午在树生的帮助下托运完行李。

　　28 日上午九点四十分，我踏上了驶往天津的46次列车。经过一天的行驶，列车于当晚8：10 抵达江西鹰潭站。我在那里下了车，随即买了一张前往南昌的车票，准备去看望在南昌气象学校读书的弟弟家东。家东在前一年到南昌气象学校就读，那一个暑假他没回家。我在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稍事休息后，29日凌晨三点半离开鹰潭，早上七点抵南昌。

　　在弟弟家东的陪伴下，30日我在南昌游览了 八一 起义纪念馆、 八一 公园及 八一 大桥等景点。9 月1 日我离开南昌到鹰潭，晚上8点10分再次踏上北上的46 次列车，车上挤得很，找不到座位，一直等到上海，许多旅客下车后才找到一个座位。9 月3 日早上列车抵达天津西站。下车后，我直奔南开大学。

　　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曾经梦想进入正规的高校接受系统的教育，现在终于能够以一个研究生的身份走进南开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 年，是国家教委所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不过，社会学系刚创办不久，苏驼任主任。社会学在中国中断了近30年，上台后，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呼吁之下，才逐步得到恢复和重建的。当时南开大学便是全国最早成立社会学系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新的学习环境给我一个全新的感觉。在南开可以见到不少知名人物，这些人的名字早在书本上或传媒中已经见过。著名的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还担任我们的兼职导师。我们第一次见到费老是1984年10月17日上午。那天是南开大学65周年校庆，我们没去参加校庆大会，而是在主楼的教室里等从北京赶来参加校庆的费老。费老参加完学校的校庆大会，于上午10点半来到主楼和我们见面。

　　费老坐下后，就和我们谈起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过程，讲他如何采取“愿者上钩”的钓鱼方式从其他学科中招兵买马培养人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遵照小平同志社会学、学要赶快复课的指示，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呼吁之下，社会学得到了重建。为了培训师资，当时从社会科学相近的一些专业如哲学、历史等抽调了一些人集中进行培训，费老亲自给他们授课。除了培训班之外，当时南开大学还开办了社会学研究生班。在我们入学之前已经办过一个14人的研究生班，我们是南开大学办的第二个社会学研究生班。

　　费孝通教授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家住在北京。虽然公务繁忙，但还是常抽空过来看我们，只要有机会到天津，都会和我们坐一坐。我记得在1985年3月的一个月内，我们就和费老见了2次面。一次是1985年的3月19日下午3点，在南开大学主楼的303教室，我们和费老进行了座谈。他先讲了他最近做的一些研究，从他研究的小城镇问题讲到西北的开发问题。我们提了很多问题，费老一一作答。

　　记得有同学提到前不久班上组织大家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参加咨询的事，费老明确表示不赞成大家去街上摆摊。我问费老，当时什么课题最值得研究，他说四个现代化是最值得研究的课题。10天以后，也就是1985年的3月29日，费老到天津市委党校给社会调查方法班的学员讲课，我们全班同学到市委党校去看费老。当时社会学刚恢复，可读的专业书不多，但费老的书是我们必读的。他的《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美国和美国人》这些书，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

　　我们84 级研究生班是社会学系招收的第二个研究生班, 共 37人。由于入学考试选考科目较多，所以班上同学来自不同的专业，有学哲学、中文、经济、历史的, 也有学外文、物理、化学的， 唯独没有学社会学的。我在班上的位置是很独特的，我的年龄是最小的, 而教龄却是最长的, 我有4年的中学教龄。我是师专毕业的, 而大部分同学都有本科文凭，但我的入学成绩却是较高的。尽管是完全靠自学考上的，但我的外语高达 74 分 , 那一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外语及格线 分 , 班上大部分同学的外语成绩只有 50 多分 ,70 分以上者只有4人 , 而另外3人是王丽雅、王德明和杨红纲，他们都是外文专业毕业的。

　　我住在九宿舍121 房间 ( 第二学年搬到 221 房间 ), 我睡靠窗的一个铺位, 我的上铺是于显洋, 对面是陈志全, 另外还有景跃进、陆开锦, 朱泓也和我们同一寝室，但他家住天津，极少来住。班上按寝室分为几个小组，我们小组除同寝室的六位男生外，还有女生陈晓虹。9月5日班上开会，系党总支唐在会上宣布了班委名单，庞鸣任班长，刘祖云任党支部。

　　南开大学是所不错的学校，但由于社会学研究中断30年，有关社会学的图书资料缺乏。当时唯一公开出版的社会学教材是由费孝通组织编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概论》。系里有一本杨心恒编写的打印讲义《社会学概论》。图书馆的藏书不少，但就是没有社会学方面的书。

　　由于系里老师都是其他专业转过来的，他们接触社会学的时间并不比我们长太多, 因此没能给我们开课。当时的系主任是苏驼老师，苏永和任系办公室主任，记得系里的老师有孔令智、张向东、王处辉、侯均生、孙非、边燕杰、彭华民、白红光、郭大水、张乐宁、宗力等。

　　唐忠兴既是系里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同学，因为他也通过考试，和我们在同一个班里学习。系里除边燕杰和彭华民老师组织我们的社会学概论课外，相当一部分课都请国外的社会学者给我们讲授。第一学期给我们授课的有来自南斯拉夫的波波维奇和日本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波波维奇教授从10月15日开始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1月8日结束。富永健一从11月初开始给我们讲经济社会学，同来的还有他的学生园田茂人，他们在12月下旬离津返日。

　　第二学期来自美国印第安娜大学的蔡文辉教授给我们讲西方社会学理论，他从1985年5月9日开始上课，共讲一个月。蔡先生是美籍华人，用普通话上课，比前两位外籍教师生动得多。第三学期来了两个美国教师，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曼德尔夫人，她开设了美国家庭和组织社会学这两门课，另一个是约瑟夫·施耐德，他讲社会调查方法。

　　除外籍教师外，先后还有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开课，南京师范大学的刘恩久教授在第一学期上西方心理学史，吉林大学的车文博教授给我们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杭州大学的龚浩然教授讲苏联心理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潘允康才讲家庭社会学。来给我们作短期讲座的国内外学者就更多了。因为南开是第一所创办社会学系的大学，所以不少到中国的社会学者都要来南开着一看。

　　比起自学，南开的条件好多了，在南开我的英语又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在听力、口语方面。第一学期我们开设了英语课，分听力、口语和精读几个部分。为提高学生的听力，学校在每星期一和星期三分别请了来自英国的休·奥斯本和来自美国的大卫在小礼堂用英语开设讲座，介绍两国的风土人情及学校生活。10月8日晚的第一次讲座由休·奥斯本讲，我和班上刘祖云同学在6点钟来到主楼旁的小礼堂门口，挤得人山人海，直等到6点半才开门。在那里我认识了化学系的李凤霞。几乎每一次讲座我都坚持去听，李凤霞常常帮我占位置。这比听磁带效果好多了。

　　北方的冬天冗长而沉闷，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将赤裸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不过冷空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事实上，北方同学比南方的同学更怕冷。在同一个寝室中，南方来的同学喜欢经常打开窗户换换新鲜空气，而北方的同学总要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尽管校园内的新开湖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但室内都有供应暖气，只要不在室外呆太长时间，并不觉得冷。我最冷的一次体验是1985 年1月18日送唐忠新同学到车站：第一个寒假我没回家，唐忠新是班上最后一个回家的，那天早上5 点钟我就被叫醒，然后骑上自行车载着行李把他送到长途汽车站，由于在室外呆太长时间，手脚都麻木了。

　　我们不太习惯的是北方干燥的气候和漫天飞舞的尘土。记得1986年1月3日的一次刮大风的情景。好大的风, 有点像夏天家乡的台风, 不过没雨罢了。那天早上我们在主楼403上课，可以看见窗外随风飘扬的落叶、纸片。大风掀起灰尘, 把天空搅得黑乎乎的。窗户被吹得呜呜作响，灰尘从窗户的间隙挤进来，教室里全是泥土的气味。关着的门也几次被风推开，最后我们只好拉了一排椅子将门顶上。下课后，从主楼出来，只见楼前一排排自行车全部倒在地下，像经过了一场空袭一样。留学生楼前的一棵大树也被风吹倒了。回到宿舍发现窗户已结满了冰花。不过，在经过漫长冬天的煎熬之后，当看到校园内第一树绽开的桃花时，我便感到异常的兴奋和激动。

　　学校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校图书馆的旁边有个露天广场，同学们常带着各自的小凳子到那里看电影。有时我们也到天津大学的求实礼堂或校外的新兴电影院看电影或演出。每个周末校内都有舞会，系里也常有舞会。来南开之前我没跳过舞，我有时也到舞会上去看看，想学会跳舞。但是，在这方面我的进步似乎不大，花了一些时间，也只学会了慢三、慢四和快三这些简单的舞步。舞跳得不好, 在舞场上也就不敢大胆请不认识的女生跳,只在碰到熟悉的女生时才请她们带着自己下去转两圈。所以，到了舞场，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舞，而不是跳舞。

　　在一次舞会上，我认识了家住天津大学的李凤蓉。班上不少同学爱打扑克、下棋, 但我却始终没养成这方面的习惯。我爱音乐，第一学期就到天津大学听李质伟的吉他讲座，但没花太多时间，始终没学好；在进校的第三个学期，中文系的学生发起成立了文艺研究会，我和周晓虹、李兆阳都积极参与他们的一些的活动，我还在文艺研究会的刊物上发表了《黄昏的柳树下》、《夏之歌》、《故乡》等歌曲，实际这应该上这是南开最早的校园歌曲了。在周晓虹同学的支持下，我在第三学期还着手对社会学社进行了改组，只是没开展太多的活动。

　　在天津两年，北京去了好几回。第一次去北京是1984 年5月到南开复试的时候，当时去找了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叶柏寿同学，还和在京工作的寿宁同乡一起游览了及北海公园。1985年5月2 日，我和系里的同学、老师一起游览了北京的十三陵，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那天上午不到4点我就醒来了。一包方便面下肚，收拾好东西，我们来到四宿舍门口等候。我们在5 点钟出发。天色朦胧，凉意袭人,我有些睡意，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睡，但始终没有睡着。

　　大约10点，到了十三陵。我们首先参观定陵，这是明朝皇帝的坟墓。为了建造该坟,曾耗资800万两白银。封建帝王们活着的时候靠巧取豪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死后还忘不了荣华富贵，耗此巨资建造自己的葬身之地！定陵的地宫深达27米，分左、右、正、中、后五殿，后殿陈放着明代一位皇帝及两位皇后的灵枢。各殿由巨大的石门隔开，有隧道相通。接着我们参观了长陵。下午1点半，我们离开十三陵，汽车在北京西北的雍和宫停下参观，随后大部分同学都乘车回校了。我便坐上开往城里的车，到人民大学找到在那里就学的寿宁老乡陈根弟，后又到计委经济研究所找在那里工作的叶柏寿同学。

　　5月4 日, 我骑车到广场，先后参观了纪念堂、中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文化宫，接着又到王府井书店，6日回津。1986 年4月，系里要派人到北京买书,我和陈志全于20 日到北京, 21日参加书展购书,22 日与小陈一起到长城游览。这是第三次去北京。

　　北方的城市生活与南方并无太大区别，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更想了解北方农民的生活。1985年11月3日，我借了一辆自行车，与化学系的同乡李兆阳一起在早上8点钟出发，骑车沿卫津路到西站，又从西站往西到杨柳青。路上我不慎摔了两跤。在一个饭店吃完午饭后，我们碰到了一位在地里挖菜窖的农民。经一阵攀谈之后，我们被带到他家里坐了一会。在交谈中我们知道这里的农民家里已基本有电视机，年收入达4000元。接着我们骑车在子牙河边走了一会，等5 点钟回到学校时我已是精疲力尽。

　　最后一个学期在河北定州市十多天的实习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北方农村。1986 年5 月19 日，我和谢志强、陈志全、欧阳马田等 5 位同学一起在天津东站乘从秦皇岛开往石家庄的 304 次列车，途经北京，于下午6 点抵定州车站。前一天到的唐忠兴来车站接我们，6 个人雇了一辆三轮车, 来到市政府招待所住下。定州原名定县，20世纪30年代李景汉先生曾在此做过社会调查，出版了著名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对1980 年代的定州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而后与李景汉30年代调查的情况作比较。根据分工，我负责宗教方面情况的调查。由于调查涉及到与河北大学人口所的关系需要协调，唐忠兴来回在保定与定县之间跑，我们就呆在招待所里耐心等待。

　　20 日上午我和谢志强背着相机, 骑上租来的自行车在市内转了几圈，并到市中心看了看开元寺宝塔，21 日上午又骑车到南庄大队转了转。我们所住的招待所的房间是临街的，吵得很， 无法睡好觉。在空闲的时候, 我也坐下来看看英语单词, 或是唱唱歌。

　　25日下午4点,我和小唐、小谢骑车从南门出去,到市郊去转了一圈。小唐是河北人，对北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他一路上给我们讲北方农村的各种事情。出了南门， 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天是阴的，有时还有一两滴雨点，不时碰到一两个劳作的农民。阡陌纵横，我们骑车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上颠簸着。

　　我们来到了尧方头村，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村落。每幢砖土结构的房子只有一层，围以不高的土墙，四周葱郁的白杨树给村子增添了不少生机，村中土路撒着的高梁秸杆是北方独有的景象。自行车驮着我们出了村子，又蜿蜒在田野上。田野中不时有一两幢矮小的砖房，那是抽地下水用的机井。

　　北方雨水少，几乎没有水田。能用水灌溉的地叫水浇地，只有这些地方的庄稼才长得较好。接着我们来到一条小河边，两岸是几排挺拔的白杨树，繁茂的枝叶令人望而生爱，我兴奋地第一个骑车在林中的土路上奔驰。

　　由于河北大学人口所的刁难，原来的调查计划无法实施, 因此我们决定到乡下选择一两个村庄,深入调查，以便得到一些关于北方农村的感性认识。

　　5月26 日下午4点钟，我们从定州市政府招待所出发。我们把大包寄存了，拎着一小袋日用品，骑着自行车向城东奔驰而去。出了城，便是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排钻天的白杨，无边无际的麦田。我一路上骑在队伍的前头！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骑行，我们来到了东亭镇。在一个小饭店里喝了碗茶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东庞乡政府，在给一个姓邢的同志看完介绍信后，他介绍我们到了翟城村。这是一个近千人口的大村，有 26 个生产队。在大队部，我们找到了米。米安排我们在街边的饭馆吃了晚饭，接着又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我们分三处住下，我和小谢、马田来到米家里。

　　27 日上午，我们在大队部听韩会计介绍翟城村的一些基本情况，下午到育才小学听校长介绍情况。28 日，我和小唐、小陈一起重点访问了几家农户和几位嫁到这里的四川妇女，询问了这里的一些风俗。

　　29 日上午我和小唐、小陈三个与一个开店的青年聊了一会，接着又到田野转了转，下午 4 点我们动身从翟城村返回城关。临别，房东大娘送给我们一包煮好的鸡蛋。下午 6 点左右我们抵达城关。30日上午我们离开定州到石家庄, 住进了52901部队招待所。石家庄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污染严重, 可玩的地方不多,下午我们沿着中山路走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这是一个很大的烈士陵园，园内有白求恩、柯隶华的雕像。31日上午我们乘 212 次列车离开石家庄，经7个小时的行驶，于下午7点抵津。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每当春节到来，许多在异地他乡求学、经商或做其他事的人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温暖的家，回到母亲的怀抱，与家人共度新春佳节，同享天伦之乐。天津离家远，回一趟家来回要花八、九天的时间，所以第一个寒假我没回家。

　　从1月21日我们班的课程结束后，同学们便陆续回家了。一个个忙着买车票、购买天津特产和准备行李。当班上的同学都陆续走完之后，往日热闹的校园便变得异常冷清。当把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送往车站的时候，我也难免有几分思乡之情。但无论如何, 我是不打算回家了。首先因为路太远，来回起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二是假期短，三是怕旅途的艰辛。

　　同学们一走，住日热闹的宿舍变得冷清了。我刚开始有些寂寞，但几天过去也就适应了。我有时上图书馆，有时去教室，有时就呆在宿舍；或是看书，或是翻译，或是听听音乐。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工作效率甚至比平常高。除了几次由于睡眠失调而影响学习外，时间得到了很好地利用。

　　就这样， 在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很快，寒假已过去一半，春节也悄悄地来了。要不是不时传来的爆竹声提醒，我还不知道春节到来了。往年这个时候，我都呆在家里。对年节我历来是不太看重的，这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楼上看书。父母在这个时候总是很忙的。做米果、蒸糕、做豆腐、买猪肉，一件接着一件，直忙到三十晚上。

　　大年三十晚上，学校安排留校的同学聚餐，我和班上的两位同学及几个本科生一起，在苏永和老师的陪同下会餐。接着我们又观看了春节文艺联欢会的节目。大年初一，系里的老师们在早上聚集在一起互相拜年，我也参加了团拜会。初一晚上，系唐老师又来请我和留校的陆开锦同学到他家吃饭。

　　系里有一个内部刊物《社会学与现代化》，班上一些同学参与编辑，并在上面发表文章。我只是到了临近毕业才提交了一篇关于田野研究的短文，离校之后才发表。班上的同学早早就递交了，许多人在读研的两年时间里入了党。但我似乎是个后知后觉者，反应比较慢，等我递交上申请书已经临近毕业，在校期间已经轮不上我入党了。

　　在校期间共回家两次。第一次回家是1985年暑假。6月26日晚上7点，我和历史系的盛国雄及另外两位进修教师老林和老庄一起在天津乘45次列车南下。幸好放假时间没到，人不多，上车后我和老盛很快在7号车厢找到了座位，老林和老庄坐在13 号车厢的卧铺。我只在车上吃了一餐饭和一顿面条，其余几顿都吃带去的方便面。在车上睡眠是很成问题的，我到老林的卧铺去躺了几次也没睡着。

　　由于晚点，火车在28日下午4 时左右才到达福州站。下车后， 我乘巴士到长途汽车站旁的文艺大厦办了住宿手续,接着到车站买了张次日回寿宁的车票。6月29日早上5点52 分乘汽车从福州出发，下午3时到达寿宁城关。下车后我把行李拿到表姐家里，然后便立即去找在城关工作的同学、朋友。30日上午8点乘公共汽车到犀溪，早上又到西浦找了几位朋友，当天下午才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我接着去看望了一些同学。7 月21 日，与振平、胡英等游览了三峰寺、后丈桥，并认识了当时还在寿宁茶叶公司工作的黄春霞。

　　由于想去一趟厦门和到北京参加王宽诚基金考试，我提早动身返校，8月14日离家到城关，17日到福州，18 日到厦门。中学同学叶树生当时已经读完厦大经济系本科，并留在厦门大学经济研所工作。在他的陪同下，我游览了鼓浪屿、湖里和集美。

　　厦门大学校园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吃完晚饭，我和树生一起来到厦大的海滩上。刚退潮， 岸边铺满了一层松软、金黄而洁净的沙子，海上点缀着几片帆影，海浪不断地拍打着岸边，夕阳西沉，海风徐来，此时漫步在海滩上，别有一番情趣，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

　　接着树生又带我到校园各处走了走。这里新的经济学院最为堂皇，掩映在树丛中的教授楼、讲师楼、助教楼以及留学生楼、研究生楼也颇为壮观，校内有相思树、龙眼树、柠檬桉、凤凰树等各种各样的热带树木，鲁迅和陈嘉庚的两座塑像也给校园增色不少。

　　8月21日我从厦门回到福州，22日上午11点34分，我踏上了北上的46 次列车。火车沿着闽江岸边的铁路线穿山越岭、奔驰北上。当火车进入闽西北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我伏在车上迷糊入睡。当天色发白的时候，火车已进入浙江境内。

　　火车奔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晨风从车窗外吹来，使人精神振奋，我又一次见到了钱塘江大桥，见到了六和塔。跃过一座又一座的城市，跨过一条又一条的河流，当第二次天色暗下来时，列车已经进入安徽境内。我一直伏在车窗看外面的景色。开始，当火车经过几个小镇时，我还可以看见三三两两赤着膊子在树下乘凉的人。渐渐地，只能看见一点两点或成片的灯光。哐当当，哐当当，火车还是不知疲倦地奔驰，大地飞速地向身后退去。此时窗外只能看见一弯明月，几粒星星，黑茫茫的一片，分不清是树木、庄稼还是荒野。此时，你会感到大地的辽阔，一种难以描述的感受……24 日下午我回到了南开大学。

　　第二次回家是1986年寒假。1月17日晚乘车离津，第二天晚上火车抵上海。我在那里下了车，准备到上海玩一天后，再到杭州与春霞一起回家。

　　将近晚上8点，火车驶入了上海站。下雨了，地上满是泥泞。刚出检票口，就上来不少拉客住宿的。踏着泥泞，我找到了售票厅。好家伙，黑鸦鸦的全是人。我排在17 号窗口前面，等到近处一看, 才发现该窗口不办理到杭州的签票手续，我赶忙跑到16 号窗口前。这里的队伍更长、更吓人， 从厅里排到厅外，然后来了个90度转弯，继续向厅的另一个角落蜿蜒过去。

　　我怀着侥幸的心理跑到队伍前面找了一位旅客，好说歹说，费了一番口舌，总算让他答应为我签票。大约等了有半个小时，该轮到这位旅客签票了。可气的是他自己没买到票，也就不帮我签票了。倒霉！白费了一番口舌，白等了一个钟头！还是老老实实去排队吧，我拖着疲倦的身子，扛着沉重的行李，无可奈何地走向那长蛇似的队伍的末端。

　　没吃晚饭，肚子早饿了，我取出在车上买的黄桥烧饼和芝麻糖，往嘴里塞了几块。队伍以令人难以忍受的缓慢速度向前移动着。看来中国人是很能忍耐的，也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几平方米的房间可以容纳一家人的生活,污浊的空气、肮脏的街道,人们也习以为常了。排队，排队，食堂排队，买菜排队，坐公共汽车排队，买电影票排队，到处是长长的队伍，大家排惯了各种各样的队伍，今天自然也能够在这长蛇似的队伍中耐心地等待了。

　　可是，这浪费了多少时间啊! ……等了足足两个小时,谢天谢地，该轮到我了。“请签明天下午到杭州的。”我对着票窗说。“没了, 只剩下明天上午的了。”里面传出冷冰冰的声音。“那么有后天早上的吗?”“明天再来买。” 什么? 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等2个多小时,再来受这份罪?我受够了! 我不加思索地决定：“签明天上午的。”还是尽快离开这个使人受罪的地方。

　　一个人孤零零的，况且有雨，我不想玩了。走出售票厅，我拐进了旁边的一个饭店，胡乱地吃了三两饭。“同志，住旅社吗?”还有几个想拉我去住宿。“不住。”我径直走向候车室，票是明天上午5点多的，还住什么旅社，在候车室呆上几个小时不就得了。在上海火车站吵杂的候车室熬过了寒冷而又困倦的几个小时之后，我在19日凌晨5点40分踏上了开往杭州的 95次列车。

　　在杭州下车后到华家池找到在浙江农业大学学习的春霞。20日晚与春霞一起乘 377 次列车离杭，21日晚9点多抵福州，22日回到寿宁城关。那一年春霞的祖父80大寿，她在1月31日回穆阳苏堤，我也在2月8日我也赶到苏堤，2月15日我们一起回到寿宁。

　　美国是当代社会学的大本营，在那里产生了像帕森斯、默顿、米德、布劳等著名社会学家，我梦想着能有机会到美国学习深造。1985 年我报考了王宽诚留学基金项目。该项目只给包括、、香港在内的社会学学生一个名额，竞争十分激烈。考试于1985 年8月27 日至28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由于考试科目中的社会统计学、社会人类学还没学过，临时找了一些书来看，所以考得并不好，当然这唯一的名额也就争不到了。第四学期，我听说王德明、王丽雅等已陆续收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所以我也陆续给一些学校写信要申请材料，准备考。我是1986年到了厦门大学以后才考的，但联系并未成功。

　　2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在第四学期，我先后给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深圳大学、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写信联系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很快给来信，他们那里的《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要人。作为全国的中心，北京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但我不喜欢北方的气候。厦门大学是福建省唯一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1985 年暑假去了厦门，厦门大学那依山面海的校园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虽然很早就给厦门大学去信，但到3月12日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仍未收到厦大的信。不过，我在分配表中第一志愿填的还是厦门大学。3月18 日，苏永和老师告诉我，我分配厦门大学的事确定了。

　　1986年7月初，我们便开始准备离校。我买了几个纸箱把书捆好。7月9日全班同学聚餐。7 月10日到系里领交手续表，来来回回在四宿舍、图书馆、行政楼和职工食堂跑，先后在系里、图书馆、体育部、房管科、食堂科、研究生处盖了七、八个章，然后在系里领到了报到证和毕业证，办理好户粮关系。7月11日上午去买火车票，下午在电影广场托运行李。

　　胡荣，福建寿宁人，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院长，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1986年开始在厦门大学任教，199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再次破格晋升教授，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最年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学，创立社会单位理论。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导论》（1993）、《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2001）和《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2009），译著有《宗教社会学》（1989）和《心灵、自我与社会》（1995）等多部。

　　先后主持7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2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任福建省社会学会会长和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为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