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本站　　2015年10月，习总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之初，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

　　2015年10月，习总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之初，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现在，这个时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历程到了需要一鼓作气向终点线冲刺的历史时刻。”

　　今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发布了2021年的11项重点选题构想，其中一项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构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走着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从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多角度、多层次，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将是我国理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人类思想史的重要贡献。”

　　那么，在这一光荣的时代使命当中，社会学应该和可以具有怎样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究竟是怎样的？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部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研讨会在京召开，试图对此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中国社会学在诸多研究领域已然具有领先性。立足于新时代，紧扣时代脉搏，以社会学特有的方式打造标识性概念、设置核心议题，则是时代的新呼唤。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提出了“新发展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他提出，这是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是一种亟须建构的社会学。他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是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面对巨大人口规模，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发展阶段叠加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很难用社会学既有理论进行解释和把握。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并行，是中国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和东亚国家及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特点。中国社会学对国际社会学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对社会巨大变迁的研究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结合起来。相比“转型社会学”“过渡社会学”“实践社会学”等，“新发展社会学”更加适合于概括两个巨变并行的中国经验，也将进一步展示发展理念的新飞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提出，中国社会学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基于实践自觉的视角，在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意义时，要直面实践的新需要，分析研判中国现代化新阶段的若干重大社会学议题。例如，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就、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核心密码问题，应深入研究中国党的领导、创造过程与机制，以及在呈现中国特色时，具有何种一般社会学意义。再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新形势、新特点、新目标，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核心指标，特别是有关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具体表现、影响以及调试的路径和机制，研究高质量发展在社会领域的体现等。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大学教授黄晓春提出，如何对已有治理经验进行系统化提炼，在制度文明的意义上讨论“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是一项具有时代紧迫性的理论创新课题。社会治理中国模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制度与思想根源，嵌入于近百年来的探索与思想史变迁之中。面对丰富的改革实践，中国社会学要形成更贴近改革情境的理论话语，在“制度文明”的层次讲好中国治理转型的故事。因此，中国社会学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核心价值理念与思想基础进行系统阐述，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制度特征进行整体性分析与理论提炼，对中国式社会发展路径形成更为贴切的理论阐述，需要通古今之变、政学之隔、中西之理。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主流的经验研究方法，紧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脉络，在从经验到理论升华和飞跃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周飞舟提出，费孝通先生以身作则的“行行重行行”的田野调查，不但开创了新时期社会学“从实求知”的学科传统，也造就了新时期社会学紧密结合中国改革现实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始终跻身于政策研究核心的传统。过去40年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大量重要发现存在一些共同的取向，即中国社会存在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尤其在如乡镇企业、项目制的社会学研究中，充分体现了田野调查如何紧扣时代的脉搏和扎根中国大地。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独具特色之处在于“典型调查”，不同于定量调查和人类学的蹲点调查，使用的是问题和理论导向的方法，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剧烈结构性变动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水土。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作为理论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需要更深入的探索，而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教授应星提出，要突出历史视角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中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新”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或拓展。其中一个新意是中国社会学的基本配置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即从以往由“理论方法经验”构造起来的三轮驱动，正在变成由“理论历史方法经验”构造起来的更为稳定宽阔的四轮驱动。中华文明弥久如新、家国同构、经史传统等三个基本特点对中国社会学后来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历史之轮在中国特色社会学中的独立位置，既是基于社会学经典传统的学科属性，更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民情以及中国社会学的初始性格。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基本特点为“持正”，那么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和人口三大要素来观此巨变及其对社会学的影响。

　　清华大学教授王天夫提出，伴随数字时代的来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无论是方法上还是研究案例上都发展迅速，与此相对的则是社会思想的涌现与社会理论的建构明显滞后。数字时代对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场与不在场（个人层面）、连接与隔离（群体层面）、碎片化社会与新兴群体社会（联结机制层面）、空间的拓展与压缩（社会空间层面）、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新的社会结构不仅包含垂直方向的分层分化，还有水平层面的空间分化。因此，社会学研究需要创新研究范式、研究思路，提高理论敏感性；基于本学科丰富的数据资料、方法积累，推进交叉领域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群学”之所以适用，是由中国社会基本结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认为，源自荀子的“中国古典社会学”即“群学”，能贴切地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其基本概念能以原本或变化的形式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基本命题也能表达中国党的初心使命，有助于形成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治理，且适合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因此，这种“植根于中国土壤中”的继承与创新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坦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少杰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坚强指导，社会学界应对其思想资源进行充分挖掘。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野来网络社会崛起，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回应。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网络社会的大规模崛起，网络交往已经成为地位不断提高的社会交往。网络交往形成了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基础：充满不确定性和快速流动的传递经验；网络交往动摇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时空形式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迁；多种交往行为交互作用引发了大量新社会现象和新社会矛盾，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尖锐挑战。而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对研究中国网络社会交往的时空变迁有着重要启示。

　　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提出，我们需要从文明世界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久远还是今天的现象，不然就会做非常简单的制度性判断，这是文明研究的要害所在。文明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世界不同区域能够构造无论是制度、精神、宗教还是文化层面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区块）。我们只有在历史传统与现代世界的古今关联里才能看到不同区域构造产生的变化。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都做着文明研究层面的努力，我们的燕京学派也基本上构造出了理解中国文明的架构，比如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皇权与绅权。因此，社会学要重返文明研究。重返文明研究需要大的视角、充分的知识和宽阔的胸怀，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希望所在。

　　一个学科能面对时代提出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一方面取决于学科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取决于学科原来的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清媚指出，中国的人类学一直致力于的建构。时期的人类学所关心的现代转型问题包括国族建构、精神启蒙和经济建设。燕京学派的现代化理论把“社会”这个角色引入并保留下来。在既往燕京学派的思路下，中国人类学至少在三个方面进行过理论探索和创新：一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即农村社会如何应对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二是边疆变革问题。三是如何应对全球化问题。这需要回到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费先生在人类学启发下，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华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回应。“文化自觉”承担着对中国既有的经济建设成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正当位置及其文化价值进行解释的使命，期盼知识分子进一步深入推动文化交流和文化解释。中国人类学应是文明的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