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

学历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本站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年初统计，202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86万人，而当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为874万，高校毕业生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比例达74%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年初统计，202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86万人，而当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为874万，高校毕业生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比例达74%。

　　根据“十四五”规划，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十四五”结束时会达到60%（在2020年，该比例为54.4%）。届时，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具体而言，研究生的招生和就业也将呈现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呢？

　　尽管当前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已突破百万，但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在学研究生数除以当年全国人口（单位为千人）所得数值却很低。2018年我国这一数据为1.96人，而美国一直保持在9人以上，英国为8人以上，加拿大为7人左右，韩国是介于6人到7人之间。我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在未来10年到15年时间内，我国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但这必须是在保障质量基础上的规模发展，否则可能导致研究生进一步“贬值”。

　　如何挤掉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看来，要把好“质量关”，首先必须严把“入口关”和“出口关”，让“混文凭”的人“混”不出来，不达到质量标准绝不放行。

　　同时，研究生培养还要紧扣研究能力的培养。“现在，研究生教育开设大量知识型的课程，还是搞满堂灌，这对于培养创新能力不利。”他说，研究生课程应该与科研相结合，更多采取高级研讨班的形式进行教学。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在度质量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不仅需要培养纯粹的学术能力，还需要培养其他的职业能力，如非认知能力、可迁移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和毅力等，目前高校对这些能力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而这些能力对他们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此外，刘永谋表示，研究生教育专门培养研究型人才，不再是搞“通才教育”或“全面发展”，无关的培养环节应尽量压缩。研究生本人也要搞清自己的任务和主业，不要把工作时间浪费在主业之外的其他事情上。

　　当前研究生培养分为学术型（目标是从事学术研究）和专业型（目标是市场紧缺的应用型科研人才）两类。在刘永谋看来，对于一些没有社会需求、既不好招生也不好就业的学位点，当然要“踩刹车”，甚至是“砍掉”。

　　实际上，国内高校已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如北京“双一流”高校原则上要求学术型研究生全脱产读博，专业型硕士也全脱产学习，以解决教育资源错配的问题。

　　与此同时，刘永谋指出，对于高职、专科、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应分开看待。今天专科、本科教育已经完全去精英化，承担着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一般劳动者的重任。而研究生，尤其学术型研究生是准备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社会需求和职业岗位有限，扩招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快，陡然扩招易导致供需脱节。

　　彭湃并不支持大刀阔斧、大动干戈地“砍掉”一些研究生招生点。不过他也认为，调整学硕和专硕的结构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他表示，“十四五”末期，我国专业硕士要占到研究生总招生规模的2/3，目前与这个目标仍有距离。应加快培养速度，向企业“输血”，解决企业研发中的实际问题。

　　“在学生获取补助方面也应该有学科差异。对于一些要坐冷板凳、回报率不高，但却对国家有用的基础学科，应该提供更多支持，让这些学科的学生基本上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做研究。”彭湃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沈文钦也认为，未来应更好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目的。同时，对于一些国家急需但个体需求不那么强的专业，可采取补贴、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学生就读。

　　不止如此，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看来，还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吸引硕士、博士研究生到非一线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发挥作用。“现在，我身边有的博士毕业生宁可在北京高校当辅导员，也不愿意去非一线城市的著名高校担任教职。”他不无遗憾地说。

　　去年，我国高校清退了上千名超期研究生，这被解读为“从严”要求。对此，熊丙奇表示，研究生应当自律，考上研就要对自己负责。他同时表示，相关部门还要在过程管理、过程评价等方面对研究生教育进行“从严”管理，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健全导师制，对学生的质量负责。

　　沈文钦也表示，如今一些高校发生的研究生买卖论文以及文章造假情况，对文凭市场造成冲击，对国家教育资源也是很大浪费。因此，除要求研究生加强自律，监管部门需“严把质量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