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学界达共识 一国转型成功依赖公民社会成长

炎黄春秋：学界达共识 一国转型成功依赖公民社会成长本站　　中国宪法将“公民”之权利义务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公民”的“社会”在官方表述中却少有提及，有人甚至将之视为威胁

　　中国宪法将“公民”之权利义务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公民”的“社会”在官方表述中却少有提及，有人甚至将之视为威胁。典型的观点，一篇文章提出的“公民社会陷阱”说。尽管其后俞可平等学者对“公民社会”的概念和意义做了很清晰的阐述，这一话语似乎还是受到影响、被平添了顾忌。为什么“公民社会”会受到警告之声，为什么这个在现代国家活跃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兴起的社会领域会被理解为西方为我们设计的陷阱呢？

　　“公民社会”的词源始于西方断然不是被警惕的理由，因为包括“市场经济”、乃至“政府”、“公务员”在内的大量外来词汇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日常用语，“马克思主义”也源于西方。那么，对“公民社会”敏感原因何在？只可能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解释：第一，“权利”之顾忌。许多开展维权工作的草根组织自觉将自己归入“公民社会”的行动。第二，“结社”之顾忌，尤其是结社、境外结社。第三，更根本的，是对“公民”意识之顾忌。公识的觉醒提醒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意味着对公共事务要求更多发言权，对公权力有更多要求和制约，如果以传统的“顺民”、“良民”作为标准，那么“公民”无疑是“麻烦制造者”。

　　如此分析，对公民社会的顾忌，很大程度上是对公民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的出现，以及相应带来的权利、结社、等要求的顾忌，对公民自主性的顾忌。在制度现实与公民自主的现代观念存在落差时，这种紧张可以理解，但如果努力方向不是加快制度转型，而是回避或打击公民社会，带来的后果是危险的。公民是在和社会意义上成熟的人。儿童需要监护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固然，要选择权、决定权、行动权，远比儿童难“管”；但如果停留于不具有个体意志、不基于自我责任的“子民”，靠“父母”官形成社会秩序，如何支撑起现代社会？说到底，这种困境，是“家天下”的传统社会秩序向“公民”主体的现代秩序转型中的困境。它的症结，首先涉及监护型政府向现代公共性政府的自身转型。

　　社会转型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秩序的平稳以及转型的效果。从19世纪后三波化浪潮、一百多个国家向现代的转型看，一种是，当权者被动下台，由社会运动自下而上或外力干涉推动；一种是改革，执政者主导自上而下实现权力分享。两个方向很多时候是交杂的，关键时刻看哪一种行动的速度超过了另一个，同时每一方内部的特征也很重要。回顾世界化进程，公民社会不能决定的发生与否，但无论社会是否到达发生的边缘，公民社会可能提供的社会理性、个体责信、对话机制、能力，都是的柔化剂。

　　首先看自上而下的主动转型、执政者改革。中国地区和前苏联的转型是两个典型的案例，平稳步入了制度，前苏联则瞬间国家解体、其后又出现强权回潮，二者的转型过程有何异同？

　　在转型前的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形态非常值得重视，1987年7月“解严”转型发生，而此前1971年《大学》党外杂志论政、1977年中坜地方选举抗争、1979年“美丽岛”行动、1986年9月第一个反对党成立经历了十多年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蒋经国后期采取的默许态度，包括得知成立而不抓人、不追究，为戒严令取消时如同顺水推舟，制度平稳落地，做出了社会准备。自“解严”再至1996年“总统”直选，中间又近十年，其时公民社会已非常活跃，有了初步成熟的公民根基，余下问题属于制度完善，摆脱了的危机。

　　前苏联转型，戈尔巴乔夫1985年就任总，当权七年也进行了渐进改革，包括有限的市场化、政府公开化、党政分开、自由权利、有限选举等，遗憾的是改革过程被党内保守力量的打断，联盟解体、戈氏自己以弃职告终。在前苏联发生体制突变的时候，不仅党内并未建成协商谈判机制，人民也还未走出庇护于党恩、依赖于政府的惯习，尽管他们常常对统治表达不满，却停留于“为什么不做好”的抱怨和“谁能替代它”的无奈，公民自主治理的观念和能力都处于幼稚阶段。体制解体十年后的调查依然显示，俄罗斯人支持抽象意义上的，但涉及具体程序他们往往更倾向以外的价值比如秩序、经济稳定。与的社会准备、制度顺应、法治自由顺序渐进相比，前苏联的转型显然是社会准备不足、各种制度变化集中爆发，其转型困境和回潮与其说是因改革而至，不如说是因改革步伐与公民社会和其他机制的发育不匹配、改革断裂而至。

　　其次看自下而上的。的情形其实比改革情况更多，有通过激进的暴力形式，法国是典型的案例；也有缓和的形式、以非暴力的运动主导制度变革，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颜色”，更早的，也是最成功的则是英国“光荣”传统的渐进式。暴力是代价最大、效果最不确定的方式，法国的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回看英国，尽管1884年才基本实现男子普选权、迟于法国近一个世纪，但向前推，1832年改革议会，1824年实现结社自由权，1689年签立《权利法案》，1215年便有以法律限制王权的《大宪章》，其乡镇自治、互助社、志愿传统更是源远流长，英国的如同在社会中自然生长的结果，所以它累积的资源、公民传统也特别深厚。

　　总结历史案例，如果由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做准备和推动力、由自上而下的改革呼应社会进程实现平稳转型，实是社会之幸。不过，从现实看，的威胁仍然时时存在，的运行也是一套复合制度。无论基于哪种条件，在转型过程中，能否使流血变成非暴力、使变成主动改革；当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使运转起来、持续下去、效力得以发扬，公民社会的成熟、公民精神的养成，都是有力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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