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技术进步没能将人从劳作中解放？

为何技术进步没能将人从劳作中解放？本站　　时间都去哪儿了？与速度缠斗、与工作肉搏的情绪，不全然是负面的

　　时间都去哪儿了？与速度缠斗、与工作肉搏的情绪，不全然是负面的。有在“零工经济”中乐此不疲的“斜杠青年”，也就有歌颂“懒惰”的消极分子，这些不同的工作态度与相近的速度体验，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其源头与脉络。

　　日常焦躁的滋味人人都懂。呼叫等待、无休止的电话会议、不顾时间地点的强制性视频会议、周末紧急出差……很多“社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卷入了过劳的工作与加速的生活。为释放这种茫然无措，我们炮制了海量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日常吐槽。“狗屁工作”、“社畜”……不论来源是人类学研究还是流行语、影视剧，都斩获人心，得到病毒式的传播。

　　时间都去哪儿了？与速度缠斗、与工作肉搏的情绪，不全然是负面的。有在“零工经济”中乐此不疲的“斜杠青年”，也就有歌颂“懒惰”的消极分子，这些不同的工作态度与相近的速度体验，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其源头与脉络。

　　这是一个百年大哉问：为什么技术进步没能将人从劳作中解放出来？几乎所有谈论“工作”与“闲暇”关系悖论的文章，都近乎陈词滥调地引述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1930年冬，凯恩斯在欧美经济的萧条寒冬中乐观地展望未来100年的好日子：伴随科技和生产力的提升，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现在就必须抓紧时间思考要如何利用那些将多到令人发狂的闲暇岁月。

　　引述此言的文章，接下来往往便是一番不约而同的惊诧：作为现代社会人的自己，竟然比原始社会的祖先拥有少得多的闲暇。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的《过度工作的美国人》与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这些研究将“过劳死”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国家病”来观察：一边是丰富的物质享受，一边是沉重的工作压力。过劳的情况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肆虐，尽管不同国家的劳动与闲暇时间存在差异，比如在欧陆发达国家，人们的闲暇往往多于英美和日本。

　　中国最新的工作时间数据，收录在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撰写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之中。2017年，我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每日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其中，低收入者、低学历者、制造业从业者、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超时工作尤为严重。中国妇女（尤其是单亲母亲）的时间尤其稀缺。的确，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

　　数据显示，从2008到2017年，女性与男性的无酬劳动（最典型的就是家务劳动）时间比由2.60上升到3.15。近年中国女性也出现了从照顾家庭和赚钱养家的“双重负担”，转而向家庭回归的趋势。如何管理稀缺的时间，在工作、家庭、休闲与睡眠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已经成为所有人的难题。这种不均的时间分配显然不只是个人选择，也受到社会性别结构的牵引，以及政策及用工制度的制约。

　　妇女最容易成为脆弱的时间贫困者，而那些看似掌握自己时间的自由职业者，或者参与“零工经济”的“斜杠青年”，也未必是时间的富裕者。经历过现代工作伦理规训的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而金钱总是叫人捉襟见肘。似乎如今，只有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才会将时间肆意挥霍：“他们太懒！不知道当今世界活着就得努力工作。”

　　《女性贫困》，作者： [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译者: 李颖，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8月。

　　因此，凯恩斯所惦念的为闲暇和丰裕而发愁的日子，与其说是展望未来，不如说更像是回顾原始社会。1969年《时代》杂志7月号推出的“原始丰裕社会”布须曼特辑如是写道：“想象一下，一个社会里，工作时间几乎从不超过每周19小时，物质财富被视为负担，没有贫富差距，失业率有时高达40%，但这不是因为社会管理无当，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身强体壮的人才应该工作，且工作应该适可而止。食物丰富且易得。生活闲适安宁、充满快乐。”

　　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在《不富足也丰裕：正在消失的布须曼世界》（译文收录于《扎根》辑刊即将出版的《后工作读本》，王行坤主编）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布须曼人（官方多称桑人）是非洲南部古老的狩猎采集民族，他们饥肠辘辘，啥也不做，坐等救济。不过，在苏兹曼看来，他们的贫穷既非懒惰所致，也不尽是厄运的结果。在白人殖民者到来前，他们祖祖辈辈都如此生活。

　　显然，在经济全球化之外的时间规则里，存在时间的富足者，因为原始人对耗费时间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积累资本毫无兴趣。这真是一个悖论，在经济最落后的狩猎采集社会，人们似乎拥有凯恩斯梦想中的经济乌托邦。那些西方反文化运动中恋慕原始乌托邦神线小时的工作制，是现代智人在大约过去20万年中多数时期的主流”。

　　为什么我们无法被技术解放而迎来闲暇？“狗屁工作”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无工可做也要创造工作。这个概念自身便有戏谑与吐槽的意味，认同或不认同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一命名的“戳人”之处。2013年，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激进杂志“Strike!”的网站上发表了名为《论狗屁工作现象》的文章，五年之后扩展此文成书，讨论与争议迅速在学院、媒体与社交网络上蔓延开来。王行坤、房小捷在其研究中梳理了“狗屁工作”在海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国媒体诸如《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新京报》的相关报道，也斩获很高的阅读量。类似于人们对于过劳、大加速的情绪宣泄，“狗屁工作”引起的无国界反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时代共鸣。

　　因忙碌、快节奏的工作而惴惴不安，差不多是所有人共享的经验。的确，今天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变得更加忙碌。在过去，富人除了挥霍有形的产品之外，还要挥霍自己的时间，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大量的闲暇。然而今天，富人也要使自己忙碌起来，忙碌是一种楷模的行为。今天我们热衷抱怨忙碌，但一旦真正闲下来时，即没有别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巨大的焦虑或失落。

　　穷人的忙碌和富人的忙碌，不可同日而语。想想一个忙碌的有钱人和他所雇佣的保姆：两者可能都很忙，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收入，更在于对于自己时间的自主权以及各自时间的充实度——前者对时间的利用是充实的，或者说能带来很大成就感；而后者则是单调的，很难说有什么成就感。

　　格雷伯往往倾向于从主观感受界定“狗屁”。不过，工作的意义感与工作性质之间存在矛盾，一份被格雷伯定义为“狗屁”的工作，可能给从业者带来巨大的自我实现感。比如，在王行坤、房小捷对“狗屁工作”的研究中，基于有限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样本显示，中国金融业的从业者对工作的主观满意度颇高，并不认为自己在做“狗屁工作”。

　　如何界定哪些工作属于“狗屁工作”呢？保罗·巴兰在《增长的经济学》中提到，熊彼特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律师这个职业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必要的，“许多聪明才智被用之于这类非生产性业务上，其社会损失是不小的。”

　　在保罗·巴兰看来，如果从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角度来看，很多在今天消费社会看来是必需的东西，都可以是非必需的。比如，从事制造军备、奢侈品和炫耀品的职业、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逃税专家、公共关系专家，以及广告商、经纪人、商人、投机牟利者等等——按照他的思路，这些人没有为社会生产什么使用价值。以广告从业人员为例，他们固然为老板赚到了钱，并且拥有不菲的收入，似乎对社会有用，但是没有人会说我想通过阅读或观看广告创意来增加见识或涵养精神——他们并没有为社会生产出使用价值，而只是激发或者操纵了消费者的，从而使生产机器更快地运转下去。

　　“狗屁”本质的界定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之上：在生产得到理性组织的理想社会，人的并不需要激发或操纵，我们了解自己的需求，并且以且合理的方式生产出相关产品。某些职业会消失，某些职业会出现，人类的劳动时间必然会减少。在王行坤看来，一个真正做到对人和自然都友好的社会，与只追求利润或GDP的社会截然不同。到那时，我们将对任何职业追问，你能为社会贡献什么（为社会提供怎样的使用价值和财富），而不是能为老板或自己赚到多少钱。

　　格雷伯将近四十年来“狗屁工作”大量滋生的缘由，归结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但正如王行坤、房小捷的研究表明，格雷伯的数据是有问题的。社会平均工作时间之所以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四十年以来看似高端上档次、实则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大肆泛滥，而是那些没有保障、不稳定的“低端”工作的不断扩张。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增加最多的是低工资、低技术水平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饮、医疗和教育这些所谓“真正的服务业”。比如，受雇于众包平台的优步司机，作为独立承包商的微商，他们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工作时间也因为工作的灵活性而被拉长，这种趋势被称为工作的优步化（Uberization）。

　　不辞辛劳地工作而将时间耗尽，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个体的自发选择，但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对于美国优步司机来说，假如每周只工作40小时，他们的收入就会跌破贫困线。现代社会似乎不存在时间的富裕者，没有“时间饥渴症”被视为一种不正常。这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作伦理所教导我们的，也是日益严厉的工作机制强加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