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蒙·威廉斯的悲剧观念：社会秩序、行动与社会主义

论雷蒙·威廉斯的悲剧观念：社会秩序、行动与社会主义本站　　1961年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一书中提出：“在17世纪的进程中，随着理性新世界的图景霸占了古老传统的位置，英国戏剧进入了它漫长的衰落期

　　1961年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一书中提出：“在17世纪的进程中，随着理性新世界的图景霸占了古老传统的位置，英国戏剧进入了它漫长的衰落期。

　　然而不仅是英国悲剧，斯坦纳认为，在拉辛之后，原来只表现高贵人物命运的悲剧概念，逐渐演变为“近似悲剧”“非悲剧”，不再是他所认可的“高悲剧”(high tragedy)，“悲剧死了”的论调因而彰显。

　　次年，英国剑桥大学戏剧讲席教授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即发文反对斯坦纳关于悲剧死亡的观点，而后在1966年他根据课程讲义写就《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一书，阐述了较为完整的悲剧观。在威廉斯看来，由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存在差异，悲剧也有不同的对应历史的定义与范畴，“这不仅仅是关于悲剧贴近日常生活的一般认识。本世纪，后自由主义悲剧的大多数作品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而写成的”。2威廉斯认为现代悲剧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秩序或失序之中，“悲剧秩序的理念必须与这一秩序的实际丧失共同存在”，而非像斯坦纳所言，因为崇高的贵族、英雄等陨落，悲剧便消亡了。

　　在《现代悲剧》第一部分“悲剧观念”中，威廉斯特地用“悲剧与传统”一节梳理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悲剧观念的变迁作为悲剧经验的积累。古希腊悲剧把神话再现为正在发生的具体戏剧行动。

　　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悲剧属于理性主义文化，也是世俗悲剧的初始阶段，新古典主义以贵族的思维方式将悲剧的理论兴趣转移为追求诗学正义准则，而启蒙时期的莱辛直斥其为虚假的古典主义，他看到的是古希腊和伊丽莎白时期悲剧的同一性或传统。2正如丁尔苏指出，这些不同的悲剧观，与不同历史时期差异性的情感结构等因素有关，是一种“历史与社会视野”。从黑格尔开始，形而上的悲剧观(核心是伦理实质的冲突)取代了其他观念，标志着现代悲剧观念的主要来源。

　　之后马克思、叔本华、尼采以及仪式学派等的悲剧论述，威廉斯也做了梳理。总体来讲，对于当代思想中的悲剧观念，威廉斯既不同意保守主义(如斯坦纳)以静态观念看待悲剧、悲剧秩序，以为悲剧已死的论点，也批评自由主义对悲剧个体、对死亡的推崇。而后在该书第二部分“现代悲剧文学”，威廉斯对现代悲剧文学做了大致分类，概括为自由主义悲剧、私人悲剧、社会悲剧与个人悲剧，涉及悲剧性的困境与僵局、妥协与牺牲、绝望与反抗。

　　威廉斯选取的现代悲剧文学，乍一看与德国现代戏剧理论家斯丛狄(Peter Szondi)极为类似。斯丛狄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1880-1950])于1965年问世时，同样选取了易卜生、契诃夫、布莱希特等人的样例用于分析戏剧的现代性问题。受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影响，斯丛狄极为看重戏剧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并以戏剧中人物“对白”作为戏剧的核心：“对白也是戏剧的载体。戏剧的可能性取决于对白的可能性。”4斯丛狄由此认为，戏剧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戏剧人物间对白的失败导向现代戏剧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斯丛狄其实看到了现代戏剧形式崩溃的背后，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失范与人的失落、孤独与迷惘，但斯丛狄着重考察的是戏剧如何反映出这样的危机，故他的分析仍是取道戏剧艺术、戏剧美学。

　　威廉斯也关注类似的问题，但他对悲剧的研究更多采取了一种英国左翼的现实姿态，这是他的问题意识与斯丛狄代表的欧陆戏剧研究路径的分野所在。威廉斯要考察的，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现实悲剧，是悲剧观念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现实现代社会的影响。《现代悲剧》中，威廉斯之所以对悲剧大书特书，并非出于专门研究作为戏剧艺术的悲剧之故(尽管不能否认戏剧讲席教授偏爱“悲剧”)。

　　否则，威廉斯不会在该书第一部分第三节，不惜花费足足22页(英文版全书共256页)、近全书1/10的篇幅，说明“悲剧与”(tragedy and revolution)的关系。“”(revolution)一词是《现代悲剧》的关键词之一，它除了被专置一节外，在书中出现了188次左右。威廉斯认为，悲剧是对社会失序(social disorder)状况的一种反映，但同时社会失序也就导致社会现实本身成为一种悲剧。

　　要想解决社会失序的危机，则需要“把看作人的整体行动”。自由主义悲剧一方面虽然强调了个人自由的合理性，它与此前的悲剧相比，的确具有的现代性特征，但另一方面却又已然过时，因为秩序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因而，新的社会秩序需要通过不断的、新的现实再建构，达到一种总体的动态平衡效果。

　　于是，威廉斯在分析了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悲剧后，提出“自由主义的终结”说，并喊出“社会主义与”的口号，将继续的行动寄望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真实而积极地继承了形式各异的人的解放冲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威廉斯要在《现代悲剧》第二部分“现代悲剧文学”中分析各类现代以降的悲剧文学——他是要剖析其背后的动态行动与社会秩序状况。所以，《现代悲剧》中的不少例子并非仅限于戏剧文本，而是选用具有悲剧特征的文学，例如威廉斯着墨颇多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再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等。具体探讨这些悲剧文学文本时，威廉斯事实上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揭示不同历史段落中人们的不同情感结构与面对不同社会失序状态时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洞悉威廉斯的良苦用心：悲剧、现代悲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以悲剧为载体来革新现实的现代社会。而且，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强调，说明其悲剧观念是一种情感性的悲剧，或一种“情感性的生活”(affective life of politics)。

　　就此而言，威廉斯的现代悲剧观念并非像斯丛狄那样出于对现代悲剧美学的纯粹追求，他更多地是要在审美现代性之外，依靠现代悲剧观念去处理与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威廉斯对悲剧的阐释，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悲剧研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中直接肯定“威廉斯正确地认识到，争吵的焦点并不真正是苦难的种类，而是传统悲剧理论对现代性和普通生活官僚式的轻蔑”，并秉持着同样的左翼立场在书中剖析了大量不同的戏剧性文本。

　　既然威廉斯的现代悲剧更多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相挂钩，与“”高度相关，那么“悲剧”与“”的关系究竟为何?威廉斯指出，由于充满苦难，因而把“看作悲剧是很自然的”，只不过有些获得了成功，因而被嵌上“史诗”外壳。而《现代悲剧》的表述，往往将“”与“行动”二词高频度黏合在一起，“行动”一词的出现是威廉斯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古典戏剧传统的学习与继承。《现代悲剧》中，威廉斯梳理悲剧的概念史，并关注现代悲剧的日常生活化时说：

　　我有责任努力去理解这种经验……这听上去似是而非，却是一个苦涩的事实。这一行动就是战争和社会……这一行动还没有完结。

　　沿用威廉斯“关键词”的形式，这段具有定义性质的话中最常出现的词，除开“悲剧”(tragedy)外，就是“行动”(action)。当然，“”一词也出现了。根据计算机的统计，在《现代悲剧》正文中，威廉斯使用了“悲剧”一词475次左右，而在论述“悲剧”时，竟至少用过308次“行动”一词，甚至有时二者是连作短语“悲剧性的行动”(tragic action)使用。看来，“行动”在威廉斯的悲剧观念中有重要意义。而“悲剧”“行动”二词的组合，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中对悲剧的经典定义：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πράξεως)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年前将悲剧定义为对“行动”的摹仿。威廉斯谈及悲剧时的“行动”说，是创造性吸收亚里士多德话语的结果，这有足够多和确定的证据。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行动”(πρᾶξις/pracsis)，英译《诗学》中往往被译作action，而威廉斯所使用的“行动”也是action，这并非出于巧合。威廉斯除了在《现代悲剧》中提到亚里士多德，在他另一本同样谈到、戏剧的书《漫长的》(The Long Revolution)中，他甚至数次大段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漫长的》是《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所开启的工作的“一个延续”(a continuation of the work)，它接续了《文化与社会》，透过文化文本处理英国的社会现实问题。

　　《漫长的》初版于1961年，比1966年的《现代悲剧》早5年。《漫长的》中，威廉斯已开始论述问题，也谈及与戏剧的关系。《现代悲剧》中的一些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漫长的》中。威廉斯在《漫长的》中谈及“创造性”活动时，还不吝大篇幅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摹仿说与诗人论等段落。而威廉斯在《现代悲剧》中分析现代悲剧文学时所用的“怜悯和恐惧”一词，极有可能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效果论。威廉斯对于“行动”和创造性活动的观念构成，无疑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深刻影响。

　　威廉斯为何要特意强调悲剧的“行动”特征?以“行动”或情节为核心的古希腊戏剧与城邦现实高度相关，作为一种对行动的摹仿，希腊悲剧是可以影响现实的城邦技艺。威廉斯或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才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行动”，创造性利用其意义结构，旨在改造当时的英国现实。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行动”(πρᾶξις)指的是悲剧文本中的行动，是悲剧的摹仿对象，几乎等同于悲剧情节，此“行动”并非舞台上演员的动作(κίνησις/kinesis)，而扮演(δράω/dran)则是悲剧的摹仿方式。

　　在威廉斯的悲剧观念中，“行动”不一定需要用戏剧舞台的方式展开，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实践。而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及其“行动”的看法深刻影响着威廉斯，威廉斯又尤其强调“情感结构”的重要性，其间的联系，正在于现代悲剧行动让英国民众在现实中体验到悲剧的卡塔西斯效果，这种效果聚合起来，就形成共同体的情感结构，从而塑造新的社会秩序。威廉斯用“行动”而不用“动作”“扮演”的微言大义，或许正在于此。而威廉斯所言的“悲剧”(the tragedy of revolution)被解读为“一种能够表现新的失序经验的悲剧形式即悲剧来取代自由主义悲剧”，这本身也是一种要将当下的现代悲剧观念再革新的“行动”，因为，威廉斯觉得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已处于新的失序状态。

　　威廉斯对亚里士多德“行动”的重新阐发，使得他传承并超越了古典传统，其中融合了他的英国左翼立场。或许可以说，威廉斯正是将“”视作悲剧的“行动”，由此强调通过“行动”反抗社会的失序并建构适应社会现实的新悲剧、新的情感结构与共同体，这便是现代悲剧走向未来的行动内涵。顺着“行动”与“社会秩序”的思路，再回读《现代悲剧》的第二部分“现代悲剧文学”，便不难发现，威廉斯其实“采取历史的态度”作为“唯一有效的方法”，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勾勒现代悲剧文学作品中社会失序的流变，以期展望悲剧/行动进一步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在威廉斯看来，以易卜生及其作品《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悲剧”初期阶段的核心在于个人在努力爬出自己的局部世界时遭到毁灭，这种个人性质的行动对社会失序的反抗转向(包含对个人内心、等的强调)已经不同于前自由主义悲剧。而阿瑟·米勒则在此基础上，将行动“几乎(也只能说几乎)转变为社会主义”，并认为个人悲剧并非不可改变。

　　以斯特林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悲剧作家则将“私人悲剧”的着笔重点放在家庭中，以此取代国家叙事，于是社会的失序和失衡不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拉扯，而是被转移为个人与家庭的矛盾——《朱丽小姐》即为例证，社会阶级的现实问题变为了家庭问题。而后，威廉斯对比了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与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观察人如何被权力和饥荒毁灭以及男女在个人亲密关系中受苦难的“社会悲剧”与“个人悲剧”，这是另一种社会失序状况，“死亡被小说的整体行动赋予了意义”。

　　以契诃夫为代表的“悲剧性困境与僵局”已经将个人与社会作为整体或一体看待，而其之所以是“困境”或“僵局”，是因为“在困境中，人虽然还在努力奋斗，但他没有胜利的可能……在僵局中，不存在任何行动的可能性，甚至连行动的企图也没有”，新的情感结构应运而生。

　　再到下一阶段，艾略特的悲剧性牺牲，作为一种“单一的行动”，也“已经不能拯救世界，或者将新的生命注入荒原”，16事实上这是一种妥协。与此相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被看作“为生命而牺牲生命；它不是为了建立新的秩序而简单杀人，而是为了创造新的生命而失去生命”，16这样的整体行动虽然也是牺牲，却是一种对社会失序积极的能动反抗；悲剧与社会失序到了这一阶段，便形成了加缪式绝望的人道主义悲剧，他的反抗绝望作为行动，区别于。最后，威廉斯在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中看到一种“综合认识方法”，而且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情感”作为指导新的行动去推动新社会秩序被建构起来的可能。

　　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英国代表人物，威廉斯承接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18进而在“悲剧”中告知读者他对“行动”的理解，也躬身“行动”，参加了书本之外的现实实践(如等)。他的思想化为一种面对动态社会秩序的动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