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面向新时代的社会学”笔谈（三） 田毅鹏：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转换及再出

《社评》“面向新时代的社会学”笔谈（三） 田毅鹏：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转换及再出本站　　如果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作为发展社会学诞生的标志，我们会发现以发展研究为职志的发展社会学往往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

　　如果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作为发展社会学诞生的标志，我们会发现以发展研究为职志的发展社会学往往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虽然上述界定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发展的观点看却存在着明显的偏狭和局限。从20世纪晚期开始，面对世界社会发展的空前变局，发展社会学研究者正努力做出一系列的改革调整，在拓展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同时，对经济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发展与文化等学科基本的原理命题进行重新界定和调整，关注社会运行的常态和非常态，建立起丰富的发展案例体系和经验基础。发展社会学不应仅满足于社会发展进程中诸多事后解释性研究，也要展开社会发展未来性的预测研究，以努力实现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再出发”。

　　检视最近二三十年来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我们会发现，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发展在内的整个发展研究领域及其学科分支体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似乎都处于调整休眠期。表现在发展社会学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没有出现重量级学者，也很少看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而那些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于七八十年代、盛于一时的几个重要的发展理论流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和解释力，被装入发展社会学的词典之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褪色状态。发展社会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深层理论矛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衰退景象，一般被学术界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后发国家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社会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在某种意义上，发展理论主要源于西方社会科学基于自身发展经验的提炼概括，其关于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命题体现出人类文明步入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诸多一般性的规律概括，对于发展中国家当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这种一般性的启示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移植和照搬即可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创造性的研究和转换，才能使其理论真正落地，否则便会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水土不服的窘境。事实上，早在20世纪十年代，即有论者预测出上述情况的出现，认为起源于西方的“传统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二元结构理论、原因理论、改造理论、克服发达障碍理论四种。新的发展理论则主要有依附理论、满足基本需求理论、国际关系结构理论和数学模型理论等。几十年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流派在一系列重要概念、理论和方、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至今并无统一的学说，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指明道路”(刘佐、章俗，1992:20)。(2)就发展社会学的经世功能而言，因过度理论化和缺少现实的经验基础，而导致其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及其地方政府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明显开始减弱。正如有的论者所评价的那样，对于此种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来说，无论是事后解释还是事前预测，都难以令人满意(孙立平，2005)。可见，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衰退有其现实的背景依据和线世纪晚期开始，面对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科技发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变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几乎同步发生了剧变，表现出极为突出的交错性。虽然相比之下，早发、后发现代化国家之间的社会总体发展行程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如何面对由信息技术带来的诸多复杂变化及影响却是二者所要共同面临的新问题。而发展社会学对于上述这些全新的发展问题却没有给予全力的关注，也没有做出及时而恰当的回应，从而使得学科建设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缝隙。

　　通过对上述情形的分析考察，我们可以对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做出不同路向的解释和判断。从消极的分析取向加以观察，我们会发现，伴随着20世纪晚期非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发展社会学似乎业已完成了自己所承载的特殊使命，其诞生期所追问的诸多问题也已分解到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中，开始进入曲终人散的学科终结期，应该宣告终结。而从积极的观点看，置身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人类社会似乎正面临空前的、更为复杂的挑战，无论是全球化进程的顿挫，还是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蔓延，都使得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发展”必定会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词。近年来中国针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提出了“新发展格局”概念，以努力回应复杂的发展变局，便是明证。而日本则早在20世纪十年代，便针对其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的到来而提出“发展的最小化”等发展模式，亦不失为回应社会发展危机的重要探索和举措。可见，相对于剧烈变动的世界发展格局，学术界的发展研究已远远落后于发展实际，亟待做出新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发展问题，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新阶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今天的发展社会学实际上正处于一个“再出发”的关键节点上，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整合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发展的种种理论资源和经验基础，去迎接复杂发展格局的挑战。

　　毫无疑问，发展社会学是以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而展开其学科体系建构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内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获得较为充分的展开，尤其是当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题的发展任务得以阶段性的实现和完成后，则必定会发生一系列重要的转换，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复杂转换过程的发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更新转换的必要性和内在逻辑。众所周知，发展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由众多分支学科构成的一个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长期以来，大家共同遵守着对发展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解，即所谓发展研究不是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而是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为其直接研究对象和主题的。但进入新世纪初期，无论是世界总体发展格局的变动，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和发展状况的改变，都已发生了一些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换，由此便提出了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调整转换问题。

　　如前所述，在发展社会学学科发端之初，其研究对象主要被锁定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内，堪称是真正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学科研究对象定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以及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变化，其学科研究对象的定位范围必定发生变化。由此，在发展社会学学科定位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维持以往将发展社会学仅限定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的观点，而应根据当下世界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新变动作出系统性的改变和调整。事实上，早在20世纪后期，即有学者提出“发展社会学不应当仅仅被看成是关于第三世界的社会学”(韦伯斯特，1987:5)。而应根据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一系列最新的变化，努力拓展其研究对象，展开多重追问，即在深刻理解发展社会学传统内涵的基础之上对其研究对象展开进一步的界定和追问。

　　1.对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社会发展的“多重追问”。首先，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何以在人类早期现代化的行程之中能够率先崛起?由此需要对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加以深入研究分析。其次，将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置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列入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话题之中，注意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表象，注意从此进程中引申出今天西方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度发展将面临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在发展社会学研究框架中又意味着什么?将这些问题置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框架下又会获得何种分析结论和启示?

　　2.包括若干文明古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为何未能率先萌生出现代性元素，直接走向现代，成为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性挑战的过程中，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何以一再延误，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态势?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既关联到其社会自身的传统及变迁问题，也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已发展”和“未发展”的关系互动，因此，将非西方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早发现代化国家置于一个宏观的大系统之中，探讨其间的矛盾性和关联性，追问其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3.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转型。狭义的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欧剧变后发生的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大规模变迁现象而言的。20世纪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业已将此主题纳入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加以研讨，形成了关于转型社会的一些重要理论和解释框架。而广义的转型则是指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空前转型和变迁，当然这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实现了快速赶超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发展社会学学科研究对象业已突破了其旧有的研究对象界定，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拓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世界社会发展格局的变动，以及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调整和拓展，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必定会发生一系列重大的转换，主要表现在:

　　在发展研究诞生之初，虽然在其体系内部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学科分支，但在非西方国家普遍处于欠发达的背景条件下，所有关于发展的学术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的，主要将目标聚焦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的过程，这种发展主义取向所存在的较大问题在于，将发展问题做了简单化处理。“从结构角度说，现代化理论没有揭示诸如引进技术或扩大市场这类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如何受到现存社会关系的制约。并且，构成社会关系的社会权力与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在现代化理论中只字未提”(韦伯斯特，1987:39)。毫无疑问，这为发展社会学陷入发展主义的窠臼提供了便利。

　　但从20世纪晚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伴随着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都发生了剧烈变迁。虽然从总体上看，这些变迁大体上是正向的，但在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传统的社会性也大幅度流失，从而开始面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问题。一般说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社会性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和消减，使得社会秩序的维持失去了传统的有力支撑;第二，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出现，使社会面临关系疏离、活力丧失的险境;第三，发展中国家在迈入现代社会之初，往往会形成以城乡社会分割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此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开始走向消解，但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是以城乡新二元结构等新的、更为复杂的形态表现出来;第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变迁，导致其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如何建立起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社会阶层结构，成为严峻的挑战;第五，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如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成为关键。上述变动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意味着经济社会间的协调发展，业已成为发展社会学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

　　在发展社会学发轫的初期，其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目标便主要指向“传统—现代”关系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自己的传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论假设，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掀起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说非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勃兴，主要是由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和守旧派的阻碍变革，那么到20世纪晚期，经历了器物、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推进后，发展中国家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似乎已经有了比较冷静和清晰的认识，即认为传统固然有值得反思批判反省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一个具有厚重文明积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就必须正视其传统价值，方可实现传统的、创造性地改造和转换。

　　其一，作为社会快速发展的精神动力，文化元素主要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早发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动因的解释元素而出现的，在此视角下展开的研究主要是论证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唯一性，这在韦伯的新教伦理的分析模式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韦伯为了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获得成功的缘由，展开了系统比较宗教学研究，通过儒教、道教、印度教、教新教的比较研究，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唯一性。此种研究虽然不是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为直接对象，实际上其研究命题已经涉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其观点被概括为“韦伯命题”，对非西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二，对于非西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在其现代化启动阶段，文化基本上是作为现代化的障碍和被批判的元素而出现的，乃至于出现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到了20世纪晚期，在新现代化理论的分析范式之下，非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自己的文化传统，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认识，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主要包括:(1)如何将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创造性地转化为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成为后发现代化持久而稳定的支持因素;(2)将文化发展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与地方化关系的最新变化，全球化并没有使地方化进程走向终结，相反却激活了地方化;(3)将文化资本概念带入到社会发展评价系统的条件下，如何重新激活传统文化，实现一种连续性的发展，成为发展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总之，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连续性的发展往往被视为一种高级的文化发展表现形态，而不是那种简单的片面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

　　(1)发展社会学研究不应仅满足于对社会发展进程中诸多问题的事后解释，而应加强对社会发展未来性的预测研究。毫无疑问，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及空前的复杂化，使得任何对人类社会发展预测存有幻想的学者都望而却步。因为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似乎只能通过“后视镜”来观察社会的变动。但面对由技术而引发的社会快速发展和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努力对发展未来性做出科学的预测。毫无疑问，对人类社会发展长时段的把握，对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了解，以及对大数据资源的获得，都使得发展社会学对社会发展“未来性”的研究和预测成为可能。

　　(2)关于发展衰退的研究。如果说发展社会学在其起步阶段所聚焦的核心主题是发展，那么，面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衰退现象也应该作出正面回应。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衰退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表现。如一些老牌工业基地因资源枯竭而走向衰退，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跨境流动也会导致资本流失，从而导致资本所在城市出现空心化现象，进而走向产业和社会衰退，因此，发展社会学不仅应该关注发展，而且还应将衰退现象纳入其研究的主题中来。值得注意的是，对发展衰退最为奏效的诊疗方法不仅仅来自经济产业，还包括社会和文化在内的综合对策。

　　(3)个体行动者研究。为克服发展社会学传统的宏观研究视域的局限，荷兰学者诺曼·龙在《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一书中，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主张采用“从微观入手的研究范式，强调从行动单元进行分析，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叶敬忠、李春艳，2009)。这种“行动者”微观视角虽然不可能替代宏观、中观发展模式和经验的过程，但却可为修正发展社会学宏大模式的局限性而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田毅鹏，2017)，从而拓展了发展社会学的研究界限。

　　从发展社会学研究的纵向发展演进轨迹看，其在当下正处在一个新的“再出发”的节点阶段。为推进发展社会学较为顺畅地实现学科研究主题的转换，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学科改革及推进工作。

　　首先，将发展社会学的“再出发”置于其纵向总体发展演进过程中加以明确定位。众所周知，广义的发展研究起源于19世纪中叶，主要是西方学术界针对其自身的发展变迁经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一般将这种专门针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理论称之为“古典发展主义”，在古典发展理论阶段出现了涂尔干、韦伯、托克维尔等大师级学者，提出了一些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发展概念及命题。虽然任何关于发展理论的建构都离不开对古典发展主义的追寻，但学界通常并不主张将古典发展主义纳入发展社会学的范畴，而仅仅将其作为发展理论的背景。

　　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学科分支，发展社会学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般将其学理发展的轨迹概括为三个阶段。在发展社会学的起步阶段，其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发展作为其研究的主题。在处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往往是通过对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改造批判来为经济发展开路。到了20世纪十年代，发展社会学进入了其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剧烈变迁，“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高祖贵，2019)。在此背景下，经济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问题成为此阶段发展社会学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而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在全球化进程逆转、新冠疫情肆虐、整个世界纷纷走向封闭的背景下，一个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由此，我们有理由做出判断，发展社会学正处于其发展的第三期，面临着学科更新和研究再出发的真实背景和现实契机。

　　其次，发展社会学理论资源的多元化，也为其学科发展的“再出发”提供了理论支持。毫无疑问，在发展社会学起源发轫的历史时期，其理论资源多来源于西方古典发展主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以及美苏对峙的冷战背景，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具有极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关于发展研究的浪潮。“对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其说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毋宁说是出于上的需要。后来,许多独立国家实行的发展计划未获成功,导致了对现代化纲领的全面反省”(韦伯斯特，1987:5)。在这一发展研究的浪潮中，所谓发展主要是指以西方早发现代化发展为模板的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相比之下，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理论往往被视为一种现代化的障碍因素而被置于批判的范围内。而当历史步入21世纪初期，包括中国和东亚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完成了理论化和体系化的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再次，建立丰富多元的发展案例体系，以奠定发展研究坚实的经验基础。长期以来，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和挑战在于学科经验基础的匮乏。这主要是因为早发现代化国家与非西方后发国家间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时间差和不平衡，导致早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并试图将其经验移植到后发国家的发展进程之中。由此，后发国家的发展实际上只有被嵌入到“中心—边缘”结构中，方才得以展开，其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受到极大地制约。因此，早发国家的经验很难不加检讨反思和转换便直接运用于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经典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研究已经有了某种直接联系;不过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十九世纪关于社会进化过程的理论为依据的，但进化论讲的进化过程与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开始变得‘不发达’那段过程毫无共同之处”(韦伯斯特，1987:5)。而就发展社会学兴起的背景而言，“西方发展学是战后西方当局为着避免第三世界广大地区‘陷入主义’，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失去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国际背景下产生和兴旺起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权术的殖民经济学’”(丰子义，2010:131)。在这一意义上，发展中国家要想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必须植根于自身的经验基础。因此，发展社会学在走向“再出发”的过程中，需要对传统与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文化等核心主题进行再认识，并通过发展实践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由此，在发展社会学演进的第三期，我们必须依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建立起其自身发展的案例经验体系，因为由这些经验案例提炼出来的概念和命题，既体现了非西方国家发展的特殊性，同时也在一般发展理论的对话中实现了理论提升。

　　最后，发展社会学要想真正实现“再出发”，还应将发展问题置于人类社会当下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辨析人类社会运行的常态和非常态，理解发展的复杂性。纵观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基本轨迹，我们会发现其发展运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常态运行和非常态运行两种运行模式，如20世纪三十年代起源于欧美，波及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即使得整个社会运行处于非常状态，给人类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但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发展相对和缓，使得人类对于社会的非常态运行似乎失去了应有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从今年年初开始，以全球化顿挫和新冠疫情为背景，人类似乎对当下社会运行的复杂样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应该承认，或许是因为对“发展”概念的司空见惯，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发展”的概念的研讨有所松懈，从而对发展社会学的学科提升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消极影响。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对发展概念进行深度的挖掘和解读，以在回应时代挑战的同时，推进和实现发展社会学的学科更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