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目录本站　　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是这个民族时代性发展的观念性表达

　　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是这个民族时代性发展的观念性表达。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就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新时代哲学首先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就是新时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精神的最新时代表达。它不仅是时代性问题的反映，而且也因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把握，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力量。新时代的中国精神立足中华大地，反映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人文情怀、价值理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

　　摘要：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关键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国内法 区域国际法 国际法泛化

　　摘要：国家治理要由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构成。数字对于包括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在内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自主性和嵌入性的评价体系，国家数字能力可区分为双强平衡型、国家强力型、社会灵活型、双重脆弱型四种类型。当前，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数字能力表现出社会灵活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平台型企业的委托治理以及激发社会大众的数字参与来实现数字领域的治理目标，因此也面临委托治理的危机。朝向双强平衡型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要注重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动态平衡。

　　编者按：习总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一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在包括史古及历史时期考古在内的多个领域内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三星堆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是迄今为止我国西南地区所发现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址，2021年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它来自何方，又归于何处？作为考察中华文明起源、文明互鉴和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宝贵案例，这些历史之谜的学理性解答，对于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格局，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就“三星堆考古与中华上古文明”进行专题研讨，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中国百年考古的重要成就，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深刻揭示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将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助力中国考古学界以总指示精神为遵循，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要：三星堆国家是商代前后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势力范围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古代国家。这个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由“笄发”和“辫发”的贵族集团共同执政，他们分别执掌着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像群就是这种结构的证明。三星堆国家对内由神权贵族通过宗教祭祀进行管理，对外则派遣军队掠夺资源并控制地方，因而只有少数的军事据点，缺乏基层聚落。由于长期的超经济暴力杀掠，导致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聚落的消失，三星堆文化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小于先前的宝墩村文化时期和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国家武装力量的作战武器主要是短剑和戈，并可能有象兵参与作战，三星堆埋藏坑具有护卫象征的象牙和礼仪性的铜戈，就有当时武装力量的影子。

　　摘要：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摘要：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长江上游的一类区域文明，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至前8世纪。该文化最重要的遗存是三星堆遗址的8个祭祀器物坑，它们大体同时并相当于殷墟晚期，埋藏物为象征性器物、表现祭祀场景器物、祭祀用器三大类，表达了太阳崇拜和王权两个主题。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区域中心汇聚了域外四方的贵重物、资源、技术、观念、人员。这一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出独特样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汇聚各方文化因素，原因除成都平原位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是三星堆一带可能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

　　摘要：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雷兴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48）；王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2）；冉宏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成都610000）。

　　摘要：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几个世纪，即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后期，是亚欧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这个时代亚欧的主要青铜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或文明大动脉附近，呈现出一种动态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包括从东北亚直到东欧的欧亚草原带、从中亚通向西南亚的“内亚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海上通道则主要是从红海和非洲之角辗转到东南亚的季风带海岸线。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作为文明大动脉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由“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两侧的江海陆地共同构成的力量场是中华文明的舞台。这种对中华文明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关键，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方价值。

　　摘要：文艺大众化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独特现象，其理论与实践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文艺大众化熔铸了不同于西方个人启蒙文化的中国精神，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蕴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自主性，反思了自律艺术体制，重建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文艺大众化是实现文艺人民性的过程与手段，质疑了文艺的精英化与将创作者视为特殊人群的观念。不同于静观美学，文艺大众化突出深入生活与身体实践的重要性，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互动中，使对大众的“代言”走向知识分子的“自言”，为解决知识分子“代言”大众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方案。在文艺的民族形式利用上，文艺大众化表现为从书面文化向活态文化的转变，在美学效果与文艺评价机制上摆脱了“作品中心主义”。通过重建写作、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系统性反思了现代文艺观念。

　　摘要：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清末民初新旧文化更替之际，以“立人”为主旨。这个“人”不是传统宗理关系中的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20世纪初，王国维热衷于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积极引介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尝试用这些外来思想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王国维在主体论视野中进行的美学探索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开端，他构建的审美理想论、艺术本体论和美育论框架对后世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新儒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化的思路也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早年著述。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长期陷于自律与他律之争，而关乎人性、人道的美学立场始终存在着。今天，从观念史角度审视中国现代美学问题的缘起及其流变，既是为了正本清源，也是为了重续美学的人文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