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行语中的生存智慧

社会流行语中的生存智慧本站　　金 1949年12月生于上海

　　金 1949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 “”社会史、青年运动史（知青史）和上海城市史研究。主持《上海“”资料留存和分布情况调查研究》、《上海知青运动大事记》、《上海“”时期的社会生活研究》等上海市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主编《上海青年志》。相关著述有《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世运与命运——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非常与正常——上海“”时期的社会生活》等。 2008年获“中国青少年研究事业突出贡献奖”。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即一个人的喜乐哀愁总是通过眼神流露出来的。如果说这是心灵的无声表达，那么，我今天要展开的话题就是“语言是生活的家园”。因为人总是表现为言谈的存在者，言谈则是人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感的承担者。语言的构成和表达，是人类社会包括历史文化得以生存、传承的中枢。流行语总是随时代而创新、传播。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折射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

　　过去在上海，流行语被俗称为“切口”，用天津话说是“车钳铣刨电火花”。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社会多向度的进步和发展，聚焦社会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社会问题、心态变化的流行语层见叠出、不胜枚举。其在人际交往和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尤其生动精彩。如北京流行语中有“铁磁”，说的是两人关系特别好；“一脸旧社会”说的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原装爷”说的是童身男子等，可见深厚的“胡同文化”的色彩。天津流行语中的“大神”则是说此人有能耐、有本领。 “有亮”是说有了好事、好机会等。南京将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叫“菜农”。哈尔滨形容土里土气的人叫“山炮”。昆明将自作多情的人称作“孔雀”，简称“孔”。武汉将扒手叫作“钳工”。在上海，人们称讲义气、够朋友的人为“模子”，称不守信义者为“放白鸽”、“开大兴”等等。可以说，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变动的加速，为流行语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土壤。

　　再以上海为例，看一看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会流行语。挣钱叫“扒分”、“摇张”，好的挣钱行当叫“摇米机”，反之叫“坏分”、“出血”。与相关的术语有“套牢”、“割肉”、“崩盘”。而随着这些流行语广泛进入市民生活，又增添了很多新的语言乐趣。比如，有人将结婚、生儿子形容为“套牢”；将爱情、婚姻破裂称作“崩盘”。甚至有报道说：有红娘给一大龄男青年介绍女朋友，该男青年竟脱口而出，问女方是“原始股”还是“二手股”，弄得红娘哭笑不得。

　　近年来，比较典型的社会流行语形态，运用了大量“一语双关”、“正话反说”等句式变化，如沪语中的“捣浆糊”。一方面指责混、蒙、搞、骗、装傻等，另一方面又指称高手、高明、巧妙、机智等。以至于被称为最高水平的“捣浆糊”，是“上头不起泡，中间不结块，下头不搭底”。还有如“朋友帮帮忙”，“不要太……”之类，明明是一种挖苦、揶揄、告诫，却以一种正面的语态出现，值得语言学界关注和重视。

　　青少年一代的行为方式和创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并标示了未来社会的式样。而语言所依凭的社会变迁，大都围绕着人际交往、信息交流的重心展开

　　社会流行语往往能折射社会变迁。那么，决定社会流行语内涵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第一是青少年，第二是流行语大多具有地域特点，尤其在城市里特别具有生命力。

　　青少年一代的行为方式和创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并标示了未来社会的式样。这不仅因为青少年一代的追求具有展开的活力和可能，更在于青少年一代的生存状态是未来的奠基和发动。

　　被称为 “城市方言学派”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曾说， “我们可以把 ‘社会语言学的变异’定义为一种与社会语境中的若干非语言学变异 （即说话人、受话人、听众、背景等）相互关联的东西。某种语言特征在社会经济、人种或年龄集团中有着正常的分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拉波夫提到，是 “年龄集团”的因素导致了语言的变体。而青少年这个“年龄集团”恰恰处于社会化过程中，处于探寻和塑造 “社会角色”的阶段。趋动、趋新、趋变，显然最能激活语言变异了。

　　例如，在 “”中后期，上海青少年流行语中有 “上路”一说。 “路”，指道路，也引申为理路。原意是指青年人在非正式群体中讲究义气。这还衍生出了 “路子野”、 “路子粗”、 “通路子”等说法。后来这些说法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得广泛了，也就增添了是否尊重规则、是否恪守信义、是否开朗大度、是否有品格等蕴涵。又如，上海流行语中有 “大兴”一说。 “大兴”的字面意思，应是 “大大地兴旺发达”。上海南市区有 “大兴街”、上海四川路有 “大兴纽扣店”等当取此意。但近年来，假货充斥市场，且又扮假如真，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青少年便取其反意指假货为 “大兴货”，以 “大兴”形容假货泛滥之势。这些说法流传开来后， “开大兴”的说法也兴盛起来，专门指称吹嘘、浮夸、虚假等行为表现。

　　为何具有流行效果的语汇多由青少年创造呢？除了因为青少年敏感、好胜、富有探究心和想象力等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青少年眼中的世界从来不是的。他们总想调侃一下这个世界的笨拙和滑稽，同时希冀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这个世界的美丽和灿烂 （至于是否美丽和灿烂则另当别论）。这种意识的开启，这种心理上的冲动，每每使青少年寻找最富有色彩和音韵、最富有立体感和表现力的语汇，来戳点、造化这个社会。所以，青少年的特点往往刻印并标记为流行语的特色。那就是，既有追求和热情，表现出参与时代变迁的执著，又有迷茫和苦恼，体现为调侃现实状态的痛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少年创造了流行语，流行语也创造了青少年。

　　那么，为何说流行语在城市里特别具有生命力？这是因为，语言是个变数，而它所依凭的社会变迁，则是更大的变数，且大都围绕着人际交往、信息交流的重心展开。更何况，当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运作多以城市为主轴，人们的时尚心理和语言心理自然也就向着城市倾斜。

　　据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大批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上山下乡来到东北农村时，他们曾对那里的语言习惯产生较大影响。一些农村青少年开始模仿知青的普通话发音，例如不说 “嗯哪”，而答 “对”、 “是”；不说 “夜个儿”，而说 “昨天”。与此类似，在一批通过读书成材的 “新城市人”和大批青年进城务工者中，聪明者、机灵者则多能通过亲近、模仿继而习得、运用社会流行语，尽快而圆润地融入这座城市的生活。

　　当然，不同城市会产生口语化程度不同的流行语。以浙江杭州为例，因南宋建都临安北人南下，天长日久，北语南化形成 “半官话”，一个“儿”字朗朗上口。当今的杭州流行语称自行车为 “马儿”，谈天说地为 “吹山儿”，囊中羞涩为“瓜佬儿”，财大气粗为 “亨角儿”，很形象，很动听，充满着 “杭味儿”。黑龙江哈尔滨的语言学者则分析说，属于 “黑土地”的流行语，都有一股 “苞米楂子味儿”。称不会干事的人为 “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对不懂装懂的人叫“装大块肉”。所以， “没有北京青年流行语那么‘油’，不似上海青年流行语那么 ‘俏’，不如天津青年流行语那么 ‘潮’”。

　　表达是智慧，更是智慧的显现。流行语无疑是追随同道的结果。当人们创造语言并用语言包裹起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为生活定位

　　那么，社会流行语又是怎样产生并且流行的呢？其间，大致应经历“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从民间到机构”两个阶段。

　　先说“从青少年到中老年”。青少年的特点是活动能力强、交往广、不因循守旧、富有尝试和探寻精神。所以，在青少年结伴认群的活动中，往往是那些广泛接触社会且富有独创智慧的个体，最具有语言灵感，且善于针对引人关切的社会话题和惹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极为鲜明深刻地说出一个或突显、或隐喻、或谐谑、或夸饰的词或句子。接着，又如同闪电过后的霹雷一样，立即在同辈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心理感应和共鸣。若后者纷纷效仿之，便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发散场，游动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起初人们感到好奇、滑稽，逐渐感到趣味、时髦，后来则感到自然、过瘾，直至在包括中老年一代的人群中流传开来。

　　例如，上海人管出租车叫 “差头”，明显具有我出钱 “差遣”的意思，似乎略有些不敬的感觉。起初，只是在常常 “打的”的公司白领中使用，因中老年人 “打的”的频次不高，观念上也不一定跟得上。后因出租车司机普遍认同有钱可赚， “差”来 “差”去，乐此不疲。久而久之，那份 “差遣”的感觉也就平淡了、无所谓了。此流行语甚至成为包括出租车司机、中老年人群在内的社会 “行话”。

　　再说 “从民间到机构”。一个真正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流行语，应该能够从非正式场合进入到正式场合。此间，不仅指原先在青少年中使用的流行语已时时从记者、编辑、作家、教师乃至各级干部的笔下或口中流出，更重要的标志，是从民间流传进入到了报刊、影视、讲台、会议，等等。如前面提到的沪语 “捣浆糊”，因为寓意深刻、受众广泛、穿透力强，就多次在正规的报刊文章中出现。一些话语风趣的教师、学者和干部，更是时常将其运用在讲课、报告中，赢得了良好的效果。

　　就此，一种由时代烘托而出，又被时代印证的社会流行语终于成型了。这说明，社会流行语的产生有其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大众中总存在着表达某种观念和意愿的渴求，只是当它还没有被语言点破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被语言构造的时候，它仿佛潜流奔淌。而一旦被语言点破，或者被语言构造时，它就在瞬间通畅了大众的表达，集聚起了大众的认同。所以，表达是智慧，更是智慧的显现。至于流行，即说与听、听与说之间的传递，是呼应者既作为接受者又作为传播者的功效，也是一种意会与意会、心态与心态之间的接力。由此，流行语无疑是追随同道的结果。当人们创造语言并用语言包裹起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为生活定位。

　　如果说，之前的流行语更多地指向“人际交往”，当下的流行语则更多地折射社会问题。不管是一种渴望的寄托，还是一种诉求的表达、现实的记载，终究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声音

　　如果说以上阐述的是社会流行语的基本情况，那么近些年来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已促使社会流行语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表达发生了“质”的变化。

　　网络技术的崛起，计算机、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全民化普及，使包括社会流行语在内的各种信息，可在一个几乎全开放的共享平台上驰骋。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时空界限，以至于在虚拟空间中开辟了一片广阔而全新的天地。如2008年被赋予 “郁闷、悲伤、无奈”之意的表情符号 “囧”， 2010年源于大蒜、生姜涨价数十倍的 “蒜你狠”、 “姜你军”，以及形容假货为 “山寨”、大龄未婚女为“圣 （剩）斗士”、 “必胜 （剩）客”等，都迅速通过微博、短信成为风行中文世界的时髦用语。当然，这并不标志着原有以口口相传、以城市方言为特征的流行语流行机制就此萎缩了。这依然是社会流行语赖以存在和传播的基础。

　　同时，另两个背景条件亦不容忽视。一个是当今中国人口 （以青年人口为主）突破户籍的限制，大规模并快速地从乡村到城市、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动；另一个是推广普通话取得显著成效。前些年学生踏进校门讲普通话，跨出校门讲家乡话。今年暑假周游至浙江渔港石浦镇老街，听到那里的妈妈和?辈们都围着小孩结结巴巴地讲浙江普通话；上海的情况更是不用说了，很多家庭里，小孩子基本上已经不太会说上海话了。然而，正是人口和语音上的变化，客观上也为网络流行语的加速传播作了铺垫。

　　另一个促使流行语的传播和表达发生质变的，是 “社会问题意识”。如果说，之前的流行语更多地指向 “人际交往”，当下的流行语则更多地折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又如何解读这些变化呢？

　　这不仅是因为流行语的产生有其社会心理的基础，即大众中存在着表达某种观念和意愿的渴求，更准确来说，或正如《人民日报》今年的国庆社论所言，改革开放35周年“创造了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奇迹”。但改革没有完成时，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就要面对“矛盾凸显期”的课题。所以，当今的流行语及时针对社会事件，如河北大学的撞人事件引出“我爸是李刚”；温州高铁事故引出“你不信我信”，并迅速在网上发酵，甚至进入《咬文嚼字》“年度流行语排行榜”就不足为奇了。

　　其他颇受欢迎的，如 “神马都是浮云”，明明是飞天行空、叱咤风云的 “神马”，却利用其谐音来表达 “什么都是浮云”，将城市白领面对压力时的无奈，将一种消解性的精神意象很“酷”地表达了出来，成为无数网友喜闻乐用的口头禅。当然，也有不少表达超然、豁达人生态度的流行语。例如，利用谐音 “鸭梨”指压力、以 “杯具”指悲剧，来描述城市白领的心情冷暖。在这个改革攻坚的时代，审读这些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流行语，应该可引出许多深透的思考。例如，在新近出版的 《看法与说法》一书中提出 “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听民谣”时，还举例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经典 “段子”，以此来强调 “对社会情绪要高度重视，同时要认真分析”。承担时代责任、回应人民期待，正需要这种清醒且清明的态度。

　　值得欣喜的是，在这些年的流行语排行榜中，出现了 “给力”、 “正能量”等流行语。一句 “给力”作形容词解 “很有劲”、作动词解“给予力量”，且语音短促饱满、扎实而昂扬，给人以向前、向上的指点和激励。一句 “正能量”源于物理学和心理学，将人和社会比作一个能量场。凡属健康乐观、正派正气的价值判断、行为规范和精神情感，均可成为其动力引擎。在网上，这些富于明亮色彩的流行语在 “流行”、“娱乐”和 “综合”等评定指数上的得分都很高，《人民日报》也曾用其来制作标题。还有，如黑龙江为救学生而截肢的女教师、浙江为旅客安全而忍受高速公路飞来之物击破肝脏之痛的司机，因被网民潮涌般地赞誉为 “最美女教师”、 “最美司机”，以至于 “最美——”句式也进入了流行语排行榜。在此，不管是一种渴望的寄托，还是一种诉求的表达、现实的记载，终究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声音，来自人民群众的正义和良知。

　　当人们透视语言并解析语言的时候，就是在探究生活。生活才是人存在的本质，才是人表达与追求的本质。当流行语比照于书面语的规范和严整，以更多随意、流畅、鲜活、俏皮的口语化形态呈现的时候，不仅可见中国语言所蕴含的深邃寓意和无穷奥妙，更可见来自民间、来自群众的生存智慧和创造精神。尤其是那些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流行语，脚踩在底线上，手却不去碰触高压线。其表达上的智慧和对意义的建构，通过文字、数码、字母、符号的串联叠加，通过或夸饰、或调弄、或戏谑的喜剧效应，既立在其中，又站在其外，既真戏假作，又假戏真演，既面对别人，又告诉自己。在说与听、听与说之间的传递中，在意会与意会、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接力中，流行语终于使流行敞开了它的门户，敞开了它的谜——那就是把生活展开，把生活的需求和渴望展开，把生活的正大和幸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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