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特点、成因及对策

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特点、成因及对策本站　　本文通过西方媒体、学术研究以及读者接受领域长期存在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的特点、成因的梳理研究，提出了加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国际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国际化的针对性建议，从而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的困境

　　本文通过西方媒体、学术研究以及读者接受领域长期存在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的特点、成因的梳理研究，提出了加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国际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国际化的针对性建议，从而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的困境。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一直面临一个重要困境，就是长期受到西方媒体、学术研究、读者接受领域的接受屏幕的遮蔽，无法显示出“奇峰之美”“秀林之秀”。如何突破西方接受屏幕，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基本概念：所谓接受屏幕，原为计算机术语，指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程序编码输入之后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现所要输出的结果，后来被传播学借用，其意义主要是传播者所要传播的信息必须要经过一定过滤才能抵达受传者那里，受传者已有的教育、文化、语言以及历史知识等形成了一个综合信息过滤系统，这个信息接受前的过滤被称之为“接受屏幕”。

　　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欧美学术界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解释、评价、分析、解读。即在学术研究、出版机构、媒体评论甚至大众书店、读者口碑等几个层次，共同形成了一个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屏幕。这个接受屏幕的运作流程，其核心层次往往是从欧美学术界开始形成解释、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观点，再凭借欧美主流大众传媒的传播进一步放大，最后影响读者的阅读选择，再反过来间接影响欧美世界的翻译出版机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图书的选题投入。这个接受屏幕的存在，导致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读者的眼中，一是与整个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相比，是落后的、野蛮的文化形象；二是与西方表面上的选举制度相比是的、集权的社会，注定是受到损害的，非人道主义的社会形象。因此，西方一些主流出版机构、有影响的书店以及欧美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是落后风俗、习俗的展现，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典型。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逐渐增大，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基本的格局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形成原因：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在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没有形成专业化体系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中，一直是与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混在一起。到了1950年代，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一些中国研究机构将中国当代文学贴上“东方文学”甚至“主义文学”标签。学科研究对象模糊、研究方法不系统，研究人员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出身兼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不专业特点，这一点通过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文章刊发期刊类型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笔者依据OCLC数据库，给出世界影响最大的并刊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学术文章的25种英语期刊，具体如下表（表1）。

　　本文主要是按照收藏图书馆数量来选取欧美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主要是英文版，因此期刊名单肯定会有遗漏。但这样一个列表，基本可以判断出欧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特征。

　　通过表1发现，在25种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的杂志中，专业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的期刊其实只有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主办的《比较文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主办的《当代世界文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办的《东西方文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美国杜克大学主办的《东亚文化批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亚洲电影研究学会的《亚洲电影》等8种。其他17种都包含了中国哲学、中国、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甚至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将中国当代文学与其他领域研究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异常模糊，这是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个特征还可以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收集的2001-2003年《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的期刊名单得到验证。《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欧美卷）的期刊名单就有50多个，除了上表已经出现的25本杂志之外，还有《翻译期刊：加中文学交汇处》（2001年新创刊）和《亚洲电影》《亚洲教育》《当代中国学刊》《中国哲学季刊》《亚洲戏剧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女权主义研究》《戏剧评论》《戏剧杂志》《美亚学刊》《修辞与公共事务》《亚洲哲学》《诗歌评论》《男女同性恋杂志》《亚洲太平洋通讯》《图书馆学报》《亚洲评论》《国际文化研究》《电影季刊》《亚非研究》《国家》等23个2。按照中国当代文学总论、专论所收录的学术论文数量统计，在三年时间里共有300多篇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混杂在学、哲学、历史学、图书馆学、教育学、考古学、女权主义甚至同性恋研究的人文社会杂志里。

　　以上表中收藏图书馆数量最大的《美国历史评论》为例，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综合交叉的学术取向十分明显，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定位。该刊物主办者是美国历史研究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授协会组织。学会每年一月份举行的年度会议，汇集了来自全美国各地超过5000位的历史学者。《美国历史评论》主要刊发学术性文章和书评，每年在2月、4月、6月、10月和12月发行，全年5期。被北京师范大学收入《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的篇目，在2001-2003年有83篇学术论文，涉及古代中国宫廷礼仪、古代中国法律、中国古代城市长安、清代承德、清代县衙胥吏、中国书籍历史、古代中国女性、中国道教、荆轲刺秦王、朱子哲学、诗经、楚辞、蒲松龄、满清八旗、天津盐商、石涛绘画、圆明园、鸦片战争、1930年代的上海广告文化、山东的天主教、新四军渡江战役等等相关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但仅有3篇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一篇是高乐（Kraus, Richard）的书评，题为《文学之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中的生活》，刊发在《美国历史评论》2001年6月这一期上；另一篇是唐纳（Tanner, Harold M）的书评，题为《中国的正义小说：的法制与文学》，刊发在《美国历史评论》2001年8月这一期上；第三篇是罗森（Rosen, Stanley）的书评，题为《家庭：城市和乡村的、爱情和离婚（1949-1968）》，刊发在《美国历史研究》2002年12月这一期上。仅就论文题材所涉及的时代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所占比例是3∶83，约为千分之三的比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比重可见一斑。

　　表1排名第二位的是《亚洲研究学刊》，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1069家。该刊属于是美国密歇根州的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的会刊。亚洲研究协会是一个非性、非营利性的学术机构，目前在全球拥有近万名会员，是此类研究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亚洲研究协会有一个享誉世界的《亚洲研究文献目录》，学术界使用率很高。除文献目录之外，另外一个著名的出版物就是这份《亚洲研究学刊》。自1941年开始出版，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主要刊发亚洲研究中的经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等；研究地域涉及中国、亚洲内陆、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等重点研究地区。该刊有高品质的书评，也关注新兴的研究话题，在亚洲研究学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被北京师范大学收入《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的当代文学研究篇目下的，在2001-2003年仅有5篇左右，研究内容涉及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男性气质（主体性研究）、中国当代戏剧、当代电影研究等内容，与《美国历史评论》的学术定位十分相近。

　　《美国历史评论》和《亚洲研究学刊》的学术倾向，代表了美国综合性学术刊物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态度。这种边缘化的学术定位，在一些专业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中同样如此。

　　以收藏图书馆数量排在第三位的《比较文学》为例，主办者是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美国俄勒冈大学，出版单位是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该刊1949年创刊以来，刊发该领域最为优秀的学术论文，探讨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等比较前沿问题，关注各国文学，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被北京师范大学收入《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的篇目，在2001-2003年约有3篇学术文章，一篇是李磊伟（Li, David Leiwei）的《如果不止步，我们将为什么？二嫫眼中的中国与全球化的终结》，刊发在2001年冬季号的《比较文学》；第二篇是鲁本斯•玛利亚（Rubins, Maria）的《跨文化对话：朱迪斯•戈蒂埃（Judith Gautier）和古米洛夫（Nikolai Gumilev）对中国诗歌的改写》，刊发在2002年夏季号的《比较文学》上；第三篇是顾明栋的《文学的公开性：跨越中西文学思想鸿沟的桥梁》，刊发在2003年春季号的《比较文学》上，基本上是每年一篇。

　　总体上看，表1中相对较为专业的文学研究期刊从数量上、影响力等方面远不如综合性的期刊。如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办的《东西方文学》，收藏图书馆数量为305家，排名第9位。美国杜克大学主办的《东亚文化批评》收藏图书馆数量为300家，排名第12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收藏图书馆数量为239家，排名第13位。与中国当代文学几乎同步发展，译介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最多的杂志之一，香港中文大学《译丛》收藏图书馆数量为227家，排名仅为15位。曾经被国内多位学者作为欧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窗口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但收藏图书馆数量为191家，排名第18位。这5种杂志收藏图书馆数量的综合仅为1262家，仅仅相当于《美国历史评论》一本杂志（收藏图书馆家数为2007家）的一半多。

　　无论是综合性学术期刊，还是专业文学研究期刊，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学术期刊中分量都不高，这种现状反映的是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边界模糊的学术特征。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边界模糊的欧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其说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丰富，倒不如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学术界处于边缘化地位的一种表现。中国学术界甚至曾经误认为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并把这种方法引进到国内文学批评之中3，其实这是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态度的一个具体体现。

　　这个判断可以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倾向上得到相反的证明。日本学术界不仅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多，学术期刊专业，还且还有单一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会。如2008年日本学人就组建了“残雪研究会”，发行《残雪研究》会刊，截止到2012年已经发行了4期。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白居易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鲁迅研究会、老舍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这是中国文学在日本学术界、研究界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文学在日本具有广泛深刻的文化影响的一种标志。与日本相比，欧美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显然还相差一个档次。

　　一部文学作品世界影响力大小，首先会体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数量上。笔者近些年一直密切跟踪欧美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报道情况，长期负面报道为主，正面批评罕见。西方主流媒体的接受屏幕，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一个无法突破的屏障。其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于《解密》的报道，就是接受屏幕影响下的典型案例。

　　《解密》英译本在2014年同时在伦敦、纽约推出，在英国出版机构为企鹅所属的艾伦莱恩（Allen Lane Books），美国出版社为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当时的企鹅出版社为该书精心设计了最为密集的宣传推广活动。具体计划、安排如下表（表2）。

　　关键语：“小说的结尾令人恸心而发人深省，让读者开始思考密码世界中的集体智慧。才华横溢的作者给英语读者展现了一块中国文化瑰宝。”

　　关键语：“小说《解密》于微妙与复杂中破解秘密、探索、梦想及其意义……从奇特而迷信的开始到二十世纪社会进步中容氏家族的逐步衰落，全书引人入胜……然而，释卷之后，揭示人性的复杂才是本书永恒的旨趣之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但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崛起的只有一个作家就是麦家。”

　　关键语：“《解密》是一部引人入胜和非同寻常的作品，也许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像容金珍一样未曾被发现了解的英雄人物。”

　　关键语：“麦家有一种独特的叙述语言，他描述了一个冷漠的主人公为了一个尚未解密的目标挣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正是他和战友们在中国战后时期留下的剪影”。

　　关键语：“《解密》的可读性和文学色彩兼容包并，暗含诸如切斯特顿、博尔赫斯、意象派诗人、希伯来和教、纳博科夫和尼采的回声。”

　　关键语：“《解密》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灵感的叙述，与复杂的数学理论巧妙交汇，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关键语：“麦家在作品中所描述的秘密世界，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所知的，外国人更是一无所知”，并援引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的评论：麦家的小说艺术风格“混合了历史传奇和间谍小说，又有西方间谍小说和心理惊悚文学的影响”。

　　关键语：“《解密》很好的将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中国，及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个令人惊喜万分的故事不仅着重描写了容金珍以及他家族的那些数学天才们，还以令我们熟知的角度重新梳理了那段历史。”

　　关键词：“在《星期六》书评栏目，评价《解密》是部伟大的小说，并称赞麦家是西方读者尚未知道的全世界最成功的作家。”

　　关键语：“麦家的天才智慧并不只是他在叙述故事的技法上，而更是将一个迷宫般的传奇、人物不幸的境遇、和最终非常规的陨灭写的那么动人。麦家打破了中国作者在国内畅销而在国际无声的窘境，成为了当下全球炙手可热的作家。”

　　关键词：“《解密》上市24小时即创造中国文学作品排名最好成绩：英国亚马逊排385名；美国亚马逊排960名，列世界文学图书榜38位。”

　　关键词：文章标题为《一本每个人都该的中文小说》，文章第一句话说：“终于，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

　　关键词：“关键语：我看过大量高品质的中国小说，但这是其中唯一一本具有真正迷人特质作品，它把读者带入一个高度专业化和针对性的世界，从中不难发现我们自己的身影。”

　　关键语：“麦家的写作结合了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的特点，而且令人惊喜的是，《解密》是一部完全独创的文学类型——将谍战小说、历史元素和数学逻辑学术融合成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整体。”

　　关键语：“如宫崎骏的最新电影《起风了》一般，麦家的《解密》探索一个天赋异禀的天才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不仅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英雄，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坚持国家信念的执着努力。”

　　关键语：“麦家在中国是明星作家，作品有超过500万册惊人的销量，更有最高奖项的荣誉，他的写作更像博尔赫斯，让人们读不释手。”

　　关键词：“麦家将自己无人能及的写作天赋与博尔赫斯的气质巧妙结合，为读者呈现了一段复杂而又好看的中国历史以及独特的魅力”。

　　由表2中的活动主题、海外推广时间密度可以发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体裁的系列作品中，《解密》是近些年来能够在欧美主流媒体上曝光度较高的部分作品之一。

　　受到欧美主流媒体对于《解密》的高度关注影响，在2014年之前很少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拉美文学出版界，主动联系相关机构。西班牙行星集团率先签约。西班牙行星集团一次开机印刷册数就超过3万册。在2014年《解密》西班牙文版面世时，邀请麦家本人去拉美诸国，其中107家西语媒体采访了麦家。据麦家本人介绍，他在墨西哥的公交车上都看到了有该书的广告。这种宣传力度在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界是空前的。

　　图1至图4是关于《解密》的拉美西班牙语媒体报到部分截图4。根据笔者2014年6月份至12月份的统计，麦家《解密》一书在整个西班牙语媒体上的曝光次数多达40次，图1至图4的两份拉美国家媒体报道，显示了这本书在西班牙世界的热度。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在西班牙语图书市场上如此大规模的曝光，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

　　但是综观欧美英语主流媒体以及拉美西班牙语媒体，对于《解密》报道的主题、报道语境、报道主旨分析，均存在十分明显的“炒作”“杜撰”的倾向，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十分明显。这突出体现以下两点：

　　（1）将这部小说与登事件联系在一起。美国中情局员工登2013 年的爆料事件，使一贯标榜自由、、公正的美国主流界颜面尽失，美国很多普通民众对于美国相关文化机构的权威性逐渐失去了信任。此时推出中国当代作家的同类性质小说，欧美媒体借助登事件来宣传推广《解密》，吸引欧美社会的普通读者对于情报、等作品的兴趣，固然是为了加大市场销售力度的目的，但也有借机抹黑中国政府的嫌疑。

　　如《纽约时报》2014年2月20 日刊发的麦家专访中，就特别提到，“随着登新闻事件的发生，美国情报部门对全世界大规模实施监视、侦听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公之于众后，人们对麦家的作品顿时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其现实意义不容置疑”，“这在执政的国家尤其明显，如中国，政府当局有无可争议的洞察人们生活的权力”6。言外之意已经把《解密》小说中呈现的1960 年代的破译，与登所爆料的美国中情局对于全世界的划上了等号。英国《每日电讯》在2014 年3 月5 日刊发的书评中甚至明确认为，“他（指麦家——笔者注）的所有小说都很容易被归类为间谍惊悚类……麦家的作品在中国可以获得如此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线索，从不同的根源探索当代中国人民的思想模式和现状”，把麦家的作品看作是当代中国人思想生活的现状写照。英国《卫报》周刊在2014年4月25日的书评中甚至写道：“小说以它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个体在强大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笔者注）敌对状态下难以预知的如密码破译的命运历程。”7

　　这种生拉硬拽的做法，连作家麦家都感觉到有些诧异。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指企鹅集团和美国FSG 出版公司——笔者注）给我寄来一堆明信片，要我签名……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宣传上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不少精力,比如频繁安排海外记者来采访我，采访的有些问题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的，比如把我的书跟登联系在一起。”

　　（2）为《解密》小说贴上“”“”等意识形态标签。如《纽约时报》2014 年2 月20 日刊发的对麦家本人的长篇采访中，就刻意突出麦家本人的家庭经历：“对麦家而言，17 岁从军是对其不幸童年的一种逃离和解脱。在解放之初，他的家庭有着三重‘污点’……”8《纽约客》主笔Jiayang Fan 发表在美国《新共和》杂志（2014 年3月25 日）的文章也提到：“1960 年代……而麦家就不幸地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个信仰教、有财产的、反的地主家庭。对幼年的麦家来说，孤独和遭受排挤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这也为他创作像他这样喜欢‘自言自语’的男孩子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尽管对于笔杆子的偏爱要明显大过于枪杆子，但麦家仍然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待了17 年。他在军中与那些非同一般的情报人员的交往，成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素材。”9这种不惜无中生有地强化麦家本人受到“”的身份，显示了欧美文学批评界面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化阐释习惯，即欧美学术界、媒体界广泛存在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

　　西方学术、媒体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所存在的接受屏幕，不仅仅对于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炒作”“杜撰”的评论，甚至进一步影响欧美跨国出版集团以及欧美图书发行渠道、零售书店的选择倾向。如欧美出版机构专门寻找批判中国社会制度的作品出版，这类由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版界、媒体界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一些欧美社会的书店以销售“中国”为荣，甚至不是“中国”也要贴上“”标签，才好吸引读者，制造卖点，扩大销售数量。这种接受屏幕甚至影响一些中国当代本土作家，在作品中热衷于聚光民族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偏爱暴露中国人的贪婪、嫉妒、自私、狭隘、懦弱、卑怯、懒惰、愚昧的人格特征，对中国人智慧的书写过分地注重“术”而疏离了“道”，作品里充满了太多的心计、圈套、手腕与阴谋。这种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以及销售倾向的接受屏幕的形成，与欧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批评与研究队伍，一直没有得到专业化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必须在文学期刊国际化、文学批评国际化等方面加大力度，以此有效对冲欧美“接受屏幕”的影响，从而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应有的国际地位。

　　第一，大力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国际化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是加大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化传播与影响的平台，只有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较大的文学期刊，才能有效对冲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接受屏幕”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界已经开始了很好的期刊世界影响力实践。上表1中收藏图书馆数量排在第四位的《当代世界文学》为例，全世界收藏图书馆家数为1002家，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主办。这本杂志应该是欧美刊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多的期刊之一。该刊由罗依•坦普尔•豪斯（Roy Temple House）创办于1927年，最初名字为《海外书览（Book A broad）》，1977年改用现名。该刊主要刊登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发表相关作家、作品评论，报道各类图书出版以及相关学术信息。杂志所属纽斯塔国际文学奖，从1980年始邀请中国知名作家担任评委，多名中国作家获得提名候选人。2008年开始设立的纽曼华语文学奖主要推介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姜戎等都曾获得该奖项。2007年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合作出版《当代中国文学》，截止到2017年底已经出版了12期，使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获得了广泛的世界影响。从1979年开始，刊发的论文涉及中国转折时期的新文学、中国文学的复苏、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等话题研究。评论的作家有丁玲、田汉、莫言、王安忆、王蒙、余华、马原、翟永明、北岛、张爱玲、聂华苓、哈金、余光中等10。被北京师范大学收入《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的篇目，在2001-2003年约有9篇学术文章，每年保持3篇的比例，应该是表1中欧美影响力较大学术期刊中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较多的一份学术杂志。

　　在中国将近千种期刊中，2014年开始由国家社科基金出资支持了40多种国内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但是面向世界发行的有影响的中国英文学术期刊，目前仅有这份《当代中国文学》（英文版）进入了欧美主流世界，这份期刊编辑模式、发行模式以及成功经验，均值得进一步扩大和推广。据笔者所知，这份期刊的资金来源为国家汉办。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充分总结这份期刊的经验基础上，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国际期刊建设列入长期支持项目之中。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学术界的边缘化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也同样具有如此命运。以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历史评论》为例，在新世纪3年的时间里刊发了中国相关论文83篇，其中有80多篇是包含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历史研究，仅有3篇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80∶3，这个数字恰好是中国古代与中国当代的学术分量之比。因此欧美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模糊特征，值得中国学术界充分关注并深刻反思。这个话题，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仅仅在此提出来。以笔者浅见，这是在西方文化主导全世界的时代里，中国当代文学在与西方文论的博弈中放弃了自我建构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彻底失去文学批评话语权的一个严重后果。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涉及具有中国古典文论的理论创新、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逻辑话语、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等诸多问题。因此这个建议实施难度要远远高于文学期刊的国际化，但恰恰话语权建设是最为关键的，是用文学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

　　如果说欧美学术界冷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研究边界模糊，并混杂在中国、经济、文化制度的研究之中的话，那么这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不专业化特征，在欧美一些主流媒体则进一步放大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本文特别整理了《纽约时报》2013年刊发的与中国当代文学有关的书评，这些书评的选择、文章的观点等方面显示出美国大众传媒与美国学术界具有一脉相承的话语逻辑，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权建设的迫切性。

　　笔者仅由2013年《纽约时报》涉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几篇评论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2013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的作品《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这部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图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捧，但《纽约时报》选择的角度却是对比三联版与香港地区版、哈佛大学英文版三个版本之间的删节问题来讨论。在2013年3月21日，刊发了署名为李慧敏的文章，题为《〈时代〉版少了什么？》，随后在10月21日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刊发了杰安迪的《向中国审查制度低头，外国作家的艰难抉择》，11涉及中国新闻出版的管理制度。

　　2013年3月14日，《纽约时报》文化版上刊发了署名为廖伟棠的文章，题为《盛世背后，人皆裸命》，介绍的是香港作家陈冠中在2011年出版的名为《盛世》的寓言小说之后的一篇新作《裸命》，由麦田出版社在香港和地区又同时推出。《裸命》讲述的是藏族青年强巴在内地大都市里生活、奋斗的故事，但《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特别强调这是一部“演绎了藏族人在中国‘汉族强势政策’中的生存困境”的作品，同时文章又把小说中虚构的主人翁与微博上流传的未经证实的事件联系起来：一位蒙古族青年在15年前被诬认为一桩命案的凶手，其父亲到北京又被“维稳”。12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把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联系起来，文章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国现行的多民族政策和中国治安、维稳的制度合理性。

　　2013年7月1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署名杨庆祥的文章，题为《出梁庄，见中国》。13评论的是在2013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梁鸿的《出梁庄记》。这部报告文学以梁庄人为线索，记录了梁庄人西到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日喀则、曲靖、中越边界，南达广州、深圳，北到内蒙古锡林浩特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书中涉及身份歧视、户籍管控、留守儿童、非法、环境污染等等社会问题。《纽约时报》的书评文章，通过梁庄人的故事，一再对于中国追求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质疑现行社会发展道路。

　　从《裸命》中的民族政策、治安维稳，到《时代》的中国新闻出版制度，再到《出梁庄记》，虽然书评所涉及的图书题裁不同，有的是小说，有的是报告文学，有的是报告文学，但《纽约时报》所沿用的观察方法与学术研究期刊所贯穿的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一致的，与边界模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话语，选择的视角都是站在人性、自由等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道德基点之上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制度。事实上，《纽约时报》所涉及的、新闻出版制度、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等问题，都不值一驳。中国现行民族政策为中国56个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法律与制度层面上的保障，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比之美国曾经强取豪夺印第安民族等少数族裔生存空间要伟大、文明得多，而且性质根本不同。有关中国社会发展方式过于偏重经济发展，强调GDP的缺陷同样如此，而且都已经开始调整。有关中国现行新闻出版制度，是中国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历史选择，况且2013年中国出版的图书品种总量已达到40万种，文学大约占1/4左右，其中引进版依然超过1.5万种以上，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出版大国，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历史传统世人皆知，也是现有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成果。《纽约时报》单单挑选这几种图书作为评论，强烈的意识形态思维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而且话题所涉及的敏感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范畴。《纽约时报》的话语逻辑就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与评价，如果不与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相结合的话，仿佛就失去了话题性、新闻性，就无法引起西方普通读者的关注和阅读兴趣。这种话语逻辑，可以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明镜》周刊、法国的《快报》等欧美主流大众传媒中一再得到发现。因此，这种由欧美学术研究中将文学与中国、历史、文化结合的学术话语，演绎到欧美大众媒体中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社会问题的传播逻辑，已经成为包含图书出版、报刊杂志、影视媒体在内的欧美大众传媒之间通行的一个潜规则。

　　总之，由欧美学术期刊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边界模糊的学术研究倾向，再到《纽约时报》所代表的欧美大众媒体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强列意识形态特征，都无不显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世界的翻译与传播，陷入了西方学术界、界、出版界共同构成的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形成了一股无法冲破的“接受屏幕”。突破这个困境的核心是重新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权。

　　中国文学界从1980年始摆脱“文艺为服务”，而热衷西方文论的引进和吸收，导致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日渐式微，甚至中国优秀的古代文论也丧失了影响力。这样一个历史后果就是今天中国当代文学在对外翻译出版、传播的时候，类似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逻辑起点，中国当代文学与欧美文学、拉美文学等世界文学相比，具有哪些不同的内涵与特征等这样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成为难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权丧失的现状可见一斑。因此，中国当代文学要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必须重新开始基于中国本土化的文学理论重建，掌握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权，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传播的核心与关键。而这已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传播媒介增强国际化传播能力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学术界基于自己优秀历史传统的本土化学术创新的大问题。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充分重视文学批评话语权建设，在国际上开展中国当代文学国际批评研究的会议、论坛，特别是遴选一批优秀文学批评家，与欧美高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机构、专业中国研究机构等共同举办能够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崇尚和平、重义轻利、侠肝义胆、大爱无疆等优秀品性的文学作品，在相关国家、地区翻译出版后同时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和国际性论坛，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步伐。唯有如此，才能逐步冲破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屏幕，使中国当代文学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并真正成为世界各族人民了解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真实窗口。

　　2刘洪涛、黄承元：《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北美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323页。

　　10 刘江凯：《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