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文艺复兴”：欧洲中世纪盛期研究的嬗变 社会科学报

“12世纪文艺复兴”：欧洲中世纪盛期研究的嬗变 社会科学报本站　　中世纪盛期作为欧洲文明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

　　中世纪盛期作为欧洲文明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自19世纪以来，欧美学者围绕着这一时期文化成就出现的原因、特点及历史影响进行了多种阐释。在这个过程中，“12世纪文艺复兴”成为了贯穿过去两百年中世纪盛期研究的核心概念。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19CSS009）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兴起、演变、争议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从19世纪开始，对中世纪的历史文化研究成为了欧洲学界的热门话题。在学术研究的背后，体现了当时各个国家的学者力图在中世纪研究中凸显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合法性的追求。“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学术界的不同接受，以及在19世纪到21世纪的不断嬗变，不仅展现了欧美学界对中世纪研究的探索历程，更呈现出学术思想与时代潮流的交融，对于我们加强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般学者往往都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创造的。事实上，“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儒勒·米什莱，米什莱是真正将“文艺复兴”作为历史分期概念的创始人，并促使“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在法国学界出现。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以安托万·安培、埃米尔·格巴尔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就开始以“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强调中世纪盛期的文化成就，并以此强调法兰西文化在整个欧洲历史发展，特别是中世纪盛期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法国文学史家安托万·安培是“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首创者，并且在他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从加洛林到12世纪再到意大利的“三重文艺复兴阐释框架”。此后，经由埃米尔·格巴尔到朗格诺瓦，法国学界对“经院主义”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从将其视为反抗权威的独立精神之表现，逐渐转向视为导致“12世纪文艺复兴”走向夭折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初，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明确地将大学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制度创新，从而使这个观念更为坚实地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德国学界对这个概念漠视，德国学界在当时更注重民族主义和史、外交史领域，且由于德意志地区在中世纪盛期处于文化落后地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热情。与此相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概念在19世纪60年代经由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多重文艺复兴”的阐释。

　　在“12世纪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学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许多学者在强调“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时候，一方面要捍卫中世纪研究的独立价值，呈现中世纪盛期文化发展的特性，另一方面要体现对欧洲文明整体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反思。特别是作为“历史学世纪”的19世纪，通过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相互交织，中世纪研究开始逐渐转型。正是在中世纪再发现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中世纪研究才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等主要国家建立起系统的研究体系，并且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研究侧重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学术发展与演变，不仅呈现出了中世纪研究在西方学界的专业化过程，更体现了民族主义、教派主义等社会与学术研究的纠葛。

　　通过重新建构“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早期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正是在欧洲学者将近百年的研究基础上，美国学者哈斯金斯才最终形成了更具国际影响力的解释范式。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的诞生有着独特的学术发展脉络和时代背景。

　　美国中世纪研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建立主要是学习德国的大学制度和法国的研究路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力的增强和自身学术研究传统的成熟，使其能够在保持与欧洲文化亲缘关系的基础上跳脱出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束缚。从很多方面来看，哈斯金斯是“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研究的集大成者，为这个概念赋予了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体系。在哈斯金斯的框架中，这一运动始于11世纪后期的主教座堂学校兴起，衰落于13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和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以巴黎为核心、早期大学所在地为中心的知识分布网络。复兴运动的核心是对古典文本的重新发现，重要表现包括罗马拉丁文学兴趣的重新兴起及大量古代文本（尤其是希腊文本）的翻译。从精神上来看，12世纪文艺复兴体现出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思想的勃兴，形成了对权威的挑战，从而开启了欧洲文明通往现代性的大门。文化活动上的具体表现则主要是大学的兴起、拉丁文学和民间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勃兴、科学精神的萌发及罗马法的复兴。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是阿伯拉尔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与此同时，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哈斯金斯也为这个学术概念注入了相当多的美国式学术理念，特别是为“12世纪文艺复兴”赋予了进步主义、自由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阐释模式。比如，哈斯金斯主要侧重拉丁文学方面，以古典拉丁语作为检验文化发展的重要晴雨表。但是，这种世俗化、拉丁化、精英化的研究视野极大忽视了中世纪盛期更具有原创性的宗教革新等领域。

　　由于哈斯金斯本人的学术影响，以及美国式高等教育在二战之后的蔓延，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学界成为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主要阐释者。在此后的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讨论“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学者都要以哈斯金斯的作品为基础。二战期间有许多德国、法国、意大利学者移民到美国和英国，他们也对美国、英国的学术传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修正了哈斯金斯所建立的许多观念，对哈斯金斯范式展开了持久的反思、挑战、质疑和调整。特别是在个人主义、“进步”还是“”的两种形象对立、多元文化和地理拓展及边缘人群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原先哈斯金斯所建构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框架。在这个时期，相关的研究数量巨大，“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也逐渐走向泛化。以1977年哈佛大学纪念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出版五十周年为标志，对“哈斯金斯范式”的根本性反思拉开了帷幕，这个时期又和后现代主义及语言学转向等相互融汇，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发展阶段。

　　有鉴于此，我们特别讨论了“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概念及其最具有原创性的宗教因素，从纵向的角度分析“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所产生的主要衍生理念。尤其是以理查德·威廉·萨瑟恩为代表的英国中世纪史学者对“12世纪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萨瑟恩式12世纪文艺复兴”。此外，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有天主教会背景的学者为代表的若干中世纪研究者，批评哈斯金斯的范式中过分忽略了中世纪时期最为重要的宗教因素，并强调教会革新、政教关系及由此而来的历史书写等，才是中世纪这场“文艺复兴”中最为重要的带有原创性的内容，不能仅仅以古典文化的恢复或者对古典文学的模仿作为“文艺复兴”的判断标准。通过这种纵向的分析，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后期的学者们如何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及其所代表的那一场持续将近两个世纪的文化运动展开深入、细致和精湛的分析，从而推动了中世纪盛期文化研究的转向。

　　最后，我们重新回到时间线的顺序发展当中，进一步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放置在全球史的视野中，通过引入“全球中世纪”概念，来讨论“12世纪文艺复兴”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日益泛化，其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也变得日益清晰。虽然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解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甚至矛盾，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重要学术概念仍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延展性，并能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拉丁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参照。西方学界对中世纪盛期文化的研究，在其初生阶段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往往受到当时历史状况的直接影响，哈斯金斯的世俗化范式的形成与美国当时流行的进步主义不无关系，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宗教因素在中世纪盛期文化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影响。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学术研究的转型。

　　通过探讨“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过去近两百年来西方中世纪学界，特别是中世纪盛期研究领域的演变过程、核心争议问题及最新进展，从而使我们对于西方学术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有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与此同时，对学术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世纪西欧文明的肇建及其研究逐步成型的过程，以更好地促进文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