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的公共政策参与实践：别顺着别人思路说

　　4月24日，在一堂政府信息公开课上，何兵被学生“刁难”了。

　　“你们想让我公开我的房产信息吗？”他问。

　　“想。”台下应者云云。

　　“我也想知道你们有几套房产。”

　　“我没有房产。”前排一个留着板寸的男生不假思索，接了话茬儿。

　　于是，何兵被噎住了。几秒钟没说话，瘪了瘪嘴，有些尴尬地笑了。“好！你敢反驳我就好，说明你在听，也在思考。千万别顺着别人，包括我的思路说。”在近百名学生前，他这样说。

　　曾有人问他，当前社会，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件是否仍欠成熟，因为公众素质仍待提高。何兵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好笑。1766年，瑞典成为全世界政府信息公开的发源地。“我们会比那时的瑞典人素质差吗？”他这样反驳。对方哑然。

　　请回答我“为什么”？

　　2010年11月的一个下午，何兵在家中看报纸，一则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个小学生，在一位博士生的指导下，对北京市场上的蘑菇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绝大部分都用荧光剂漂白过，是对人体有害的蘑菇。”

　　随即，相关部门出面澄清：蘑菇没有问题，是小学生的检测方法不安全。

　　这个回应让何兵觉得恼火。他觉得，蘑菇有没有问题，既不是一个小学生，也不是一个部门一句话就能说了算的。

　　“既然相关部门说检测方法不准确，那就得说清楚为什么不科学？你给出结论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你检测了吗？检测的时间、地点都得交代清楚。”

　　之后，他给自己的博士生杨帆打了个电话。“我让他和这个部门联系一下，给他们写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他说。

　　当时，何兵的身份是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很快，他的学生们加入了这场质问。

　　“政府部门不能凭空说话。”他坚持。

　　很快，媒体介入。事件关注度骤然上升。

　　双方之间有过数次电话及邮件往来，但是何兵始终没有得到直接回应。最终，相关部门通过媒体进行公开说明：蘑菇并没有问题。同时，他们发邮件告知何兵，“信息已经通过媒体公开，可以通过报道或官方获取信息。”

　　但何兵依旧不依不饶。“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啊！检测的时间、地点、科学依据……还是没有回答我啊。”他说，“我不是要得到‘是或不是’的答案，而是‘为什么’！”

　　他脑子里的问号没有消失。于是，他决定自己检测。

　　2012年12月中旬，何兵让自己的学生去北京多个市场购买了各类蘑菇。“品种很齐全，有蟹棒菇、口菇，扇形的、鸡腿状的……去了七八个市场，一共买了十几斤。”他回忆道。

　　但是送检时，他再次被“打击”。“没有机构可以检测。这太滑稽了。后来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才找到一家民间商业检测机构。”他说。

　　周三，几个学生将样品送检，还跟对方签了合同，说好下周一取结果。

　　当晚，何兵一高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一个媒体记者。“我再三叮嘱他，‘保密啊’。他说‘放心！我嘴死’。”他回忆道。

　　第二天，消息见报。

　　中午，何兵接到了学生电话：那个机构回复，检测不了了。

　　“我说‘有合同’，学生说‘有合同也没用’。我说‘那告他们’，学生说，‘那也没用’。”这次检测草草收场。

　　何兵承认，走到这一步，大概70%的人会选择不了了之。但他总觉得，脑袋里藏着个大问号，心里也难受得慌。

　　“这家不行，再找工商局，不行还可以到法院起诉。”面对一脸颓容的学生，他依旧“战斗力”满格。可是，这两条道依旧是“此路不通”。

　　前者的理由是：检测样本不合格。用塑料袋装的蘑菇样本，不能证明荧光粉是蘑菇本身的，还是塑料袋污染至蘑菇上的。这理由听起来很拗口。“但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说。

　　后者称，这既不属于民事案件也不属于行政案件，不能受理。

　　到了这一步，大约90%的人都该“服软”了。但是偏偏，何兵属于那10%。

　　“不给我检测，我就买个机器。”他的“战斗力”再次满格。

　　于是，作为国内行政法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果真掏腰包买了一台机器，用来确定蘑菇表面是否存在荧光粉。

　　机器买来后，他恍然大悟：原来道理很简单，就是利用紫外线确定荧光粉是否存在。“和验钞机是一个道理，荧光粉在紫外线下会反光。一拍就知道结果了。”他说。

　　参与检测的是他的两名学生，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随后，他将有荧光反应的蘑菇照片上传至博客，一张是蟹棒菇，另一张是口蘑。照片上的蘑菇表面有明显的蓝紫色荧光。

　　12月18日，何兵公开发表了博文《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发现市场蘑菇存在问题》。文中描述了自己检测碰壁的经历，并称：“我们找到了农业部颁布的关于如何检测荧光粉的国家标准……我们自己动手！”

　　随即便有学者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蘑菇体内存在的木质素，就是一种荧光物质，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就会出现反应。并且，蘑菇培养液中含有的秸秆或木屑也可能有类似效果。仅用紫外线照射，不足以判断蘑菇是否被添加工业荧光粉。

　　“欢迎探讨，但我不是科学家，我关注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态度和程序的合法性。”他回应质疑。

　　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8年5月1日，该条例正式实施。

　　2010年，在此条例实施两年后，何兵有了这次尝试。

　　“要是这事能让相关部门落实制度，我就不白折腾。”他眨了眨眼说。

　　何为公平？

　　何为公平？

　　作为法学人士，何兵却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他回答不了。但他知道，不公令人难过。

　　那年，他参加了高考。考试结束，自我感觉良好。

　　几周后，成绩公布。“444分。”这个数字，他至今脱口而出。“你知道那年我们那里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吗？我高出了好几十分！”

　　那一年，家中三兄弟，两人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当年，在安徽巢湖这个小镇上，这件事儿引起不小的轰动。

　　然而，生活和他开了个玩笑。

　　成绩发布后不久，重点大学开始录取。何兵等待，无果。之后，普通大学开始录取，依旧音讯全无。

　　七八月酷暑难耐，日子一天天日渐难捱。大哥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何兵心里开始长草。

　　“我就想，能出什么意外呢？寄丢了？被别人拿走了？……”他说。在他的想象力范围内，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

　　数周后，父亲按捺不住了，给省招办打电话询问。答复是：你孩子个儿太矮，不符合招生要求。电话这头，父亲一脸疑惑，再看看一旁身高一米六八的儿子，一头雾水。

　　“他虽然不算高个，但也在正常范围啊。”父亲说。

　　“那你们过来一趟吧。”电话那头说。

　　第二天，双方在合肥见面。对方如梦初醒，“弄错了，肯定是弄错了。你资料上写的身高是一米四八。”

　　不知是谁的手一抖，把身高写错了。此时，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已录取完了，他只能上专科。

　　“什么是公平，我说不清，但不公令人难过。”他记忆犹新。

　　从招办回来的路上，何兵无法抑制消极情绪。患白内障的爷爷知道兄弟俩考上大学后，曾说：“我怎么感觉眼睛又能看见了呢？”现在，要怎么告诉他？他不知道。

　　他想复读，但现实却没有选择空间。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孩子都随她属农村户籍。“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他说。农村户口意味着“招不了工、提不了干、进不了城”。

　　“当时农民工也不存在，因为没有粮票，到了别处也没法生存。”他回忆，“但是上了大学就不一样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能有个干部身份，哪怕是上专科。”

　　“咬咬牙，你就是干部了，报个专科吧。”父亲劝他。

　　他不甘。父亲再劝，“只要你愿意报，我把自行车送给你。”

　　成交。

　　“其实我没有选择。考之前，我爸就说，考不上就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买个三轮车，拉车赚钱去。”他说。比较一番，他觉得“骑着自行车上专科”的选项稍胜一筹。

　　那两年，他和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物理系展开了长期“斗争”。他每月领着21块5毛的饭票，最大的慰藉就是“只吃了十六七块钱，剩下的钱能去校门口给自己买碗面”。

　　当然，敏感的神经时不时仍会受刺激，因为高中同学会时常从北京、上海给他寄信。看着信里那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落下了”。

　　那两年，何兵并没有对物理产生多少亲切感，相反，与专业“较劲”成为常态。毕业后，他惊觉：竟连一个物理公式也记不全，倒是文学素养提高了不少。好在他勉强说得出线性代数、电磁学等几门课的名字，证明“何兵曾到此一游”。

　　“心没在那儿。去了一个不想去的学校，学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难免较劲。”他说。

　　两年下来，学校3间屋大的图书馆里，各种书的摆放位置及特点，他都了如指掌。“比如红楼梦的封皮有缺角，朱自清文集的中间被扯掉了几页。”他对此很得意，“总算不白来一趟。”

　　因为一个不知名的人的潦草一笔，他的大学梦推迟了10年。“其实也没什么不公平，经历就是财富。”他说。

　　“生活就好比考试，只要自己发挥了最大的潜力，别人考成什么样和你没有关系。剩下的，就得靠评判者和规则的公平了。这就是公平的意义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