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被“围猎”三部曲：生贪念、交朋友、吃朋友

　　关注理由

　　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上周重大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

　　上周，有两起案件引人注目，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两只“老虎”分别一审领刑。纵观近年来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很多落马贪腐官员都与不法商人有深度勾连，有的人既被“围猎”又搞“围猎”。官员与商人勾肩搭背的案例警示我们：权力与金钱勾连，必定导致腐败。不管权钱交易演变出多少花样，披上多么合法的外衣，在法纪面前不过是欲盖弥彰。

　　记者陈晓英

　　一名落马官员的背后，总会有一连串商人“朋友”的魅影若隐若现。

　　4月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一审获刑16年的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也未能跳出这样的“腐败俗套”。“我不是从思想品德、为人上结识既相互促进又清淡如水的朋友，而是交了一批重哥们义气，又带有铜臭味的老板朋友，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贪欲也随之培养起来，最后被这些所谓‘朋友’温水煮青蛙。”这名曾在各种场合高调反腐的副省级干部，在庭审时曾如此供述。

　　9成受贿赃款来自3名朋友的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几天前在被告人席上最后陈述时也如此“总结”道：“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

　　梳理近期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不难发现其共同点都是被商人“围猎”。近年来，在畸形的官场文化影响下，一些官员的“朋友圈”逐渐演变成了“腐败圈”。在贪念驱使下，一些官员成为商界的“围猎”对象，一步一步与“朋友”结成了腐败“同盟”，不惜逾越党纪国法的底线为“朋友”输送利益，并最终沦为阶下囚。

　　廖少华季建业

　　升官路上商人追随“围猎”

　　今年55岁的廖少华，毕业于铁道工程建筑专业，从铁五局的见习生到工程师，到铁五局副局长兼南昆铁路指挥长、党委书记、贵州水柏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廖少华在铁路部门工作20多年。1998年，38岁的廖少华已经是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成为正厅级干部。从2001年年底开始，廖少华先后在六盘水市、黔东南州、遵义市做市长、书记，官至副省级。

　　一路升迁中，廖少华也一路被自己在经济领域的“朋友”围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9项受贿事实，清晰地勾勒出了廖少华在经济领域的“朋友圈”。

　　2004年春节到2012年6月，廖少华在担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市长、黔东南州委书记期间，为六盘水市盘县红果大酒店、浙江丰球集团等单位和个人在获取政府扶持资金、取得银行贷款、争取建设开发用地、承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催要工程款等方面提供帮助。作为回报，陈春章、龙向彬、曾佐桥、曾超懿、张宇恒、何智慧这些“朋友们”也慷慨给送给廖少华人民币共计1324万元。

　　盘点廖少华的“朋友圈”可以发现，廖少华走到哪里，他的朋友们就跟到哪里。2002年到2005年，廖少华在担任六盘水市市长时，盘县红果大酒店法定代表人陈春章就通过廖少华获得政府贴息55万元、政府技改资金60万元，并获得贷款1300万元；廖少华到黔东南州委担任书记，陈春章也谋求在黔东南州发展，这次，他在廖少华帮助下，在未实际投资的情况下获得土地转让款3500万元，并承揽了多个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为了感谢廖少华的帮忙，7年间，陈春章分10次送给廖少华394万元。

　　无独有偶，与廖少华一前一后被法院一审宣判的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处境相同”。“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季建业在庭审时说。

　　据办案人员介绍，季建业案传统贿赂少，多数表现为收受股票收益，接受他人提供的装修，低价购买别墅、墓地等方式受贿，且收受的贿赂多放在朋友处，受贿在体外循环。比如，苏州市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就是季建业“朋友圈”中的一名商人，他曾是季建业下属，深得季建业信任，家里有很多事情都委托徐东明去办。季建业有些受贿所得，可以放到徐东明那里而不需要徐东明出具任何手续。

　　在针对季建业的7项指控中，“项目腐败”突出，其中6项涉及项目开发、设备供应、获得土地使用权、拆迁、建设等，仅仅是苏州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和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给予的财物就达1030万元，占季建业受贿总额的9成。由于季建业曾担任多地一把手，其任下的昆山宾馆、扬州迎宾馆等装修工程，均由其违规操作交给徐东明等人承揽。

　　办案人员介绍，季建业案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固定的、常年交往的老朋友，很多案件当事人都是季建业交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朋友，长期相互利用。季建业每年春节都会召集特定的几名商人吃一顿饭，逐步形成了以季建业为核心的圈子。

　　刘铁男王敏

　　从被人“围猎”到积极迎合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是一些升官发财者需要借用的“法宝”。各种诱惑、算计，各种讨好、捧杀，在很多地方，对一些官员的“围猎”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

　　一些官员被“围猎”，听着似乎很被动、很委屈、很无奈。剥开表象，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官员这么容易被“围猎”？是商人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还是个人的修养不够定力不足，抑或是有待完善的制度环境？到底是谁“围猎”了谁？

　　前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刊文揭发了刘铁男这个省部级“老虎”被商人“围猎”的内幕。

　　文章披露称，刘铁男受贿案涉及多名民营企业老板，经济转型期官商勾连、权钱交易的腐败特点明显。刘铁男的违纪违法事实，均是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企业项目通过国家备案、核准、审批提供帮助。在主要涉及的行贿人中，大多是通过关系人介绍，接触上刘铁男后，择机送上“礼金”、“物品”，以达到日后请托目的。因为中间这层“关系”，刘铁男一方面觉得可靠，另一方面觉得不好推辞，然而，“礼金”收下，岂有不帮忙之理。山东某民营企业董事长宋某的贿金就是这样塞到了刘铁男手中。

　　2002年上半年，为了拉近与时任国家计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刘铁男的关系，使自己企业申报的铝合金项目获得支持，宋某通过他人请刘铁男一起吃饭。饭后，宋某递给刘铁男一个袋子，说：“这次来也没带什么东西，给你买了件衣服。”刘铁男推辞了一下，见袋子里放的是个衬衫，就拎着袋子上车了。回到家打开盒子一看，衣服里面夹着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两万元钱。“当时想退回去，但还是心存侥幸”。尽管这笔钱让刘铁男“收得哆里哆嗦”，却向行贿人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此人可攻。

　　有一就有二，而且，第二次往往比第一次来得更加直接、猛烈。

　　在宋某多次邀请下，2003年8月的一天，刘铁男来到其企业考察。回京前，宋某来到刘铁男房间送行，临走时，宋拿出一个信封塞到他行李包里，“我们也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这是两万元钱，你自己买点东西吧”。刘铁男推辞不要，宋还是把钱放进他的行李包里。

　　刘铁男很清楚这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对自身的威胁，内心也对这种“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方式感到排斥。精明的老板们马上就猜透了他的心事，自然也想到了能够让他更为心安理得接受贿赂的好办法。于是，后期刘铁男收受的贿赂中，都出现了他儿子刘德成的身影。

　　“攻城先攻心”，而刘铁男最大的心病莫过于爱子刘德成的人生幸福了。深谙商场攻略的老板们很快找到了刘铁男的这根软肋。正是抓住了刘铁男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老板们纷纷通过向刘德成输送利益，达成与刘铁男的权钱交易。

　　听说刘德成去加拿大留学，一些民企老板就一路护送、鞍前马后，把初离家门的刘德成安顿得妥妥帖帖。刘德成在加留学期间的求学、转学、生活诸事，总有老板为其提供各种便利。刘德成回国后，各路人马又乐意“带着”刘德成合伙开公司、做生意。

　　在刘铁男受贿案中，邱某是向其“进贡”最多的一位，也是刘铁男最信任的一位。邱正是抓住了刘德成这个“棋子”，让初识他不久的刘铁男很快成为自己的俘虏。

　　2006年上半年的一天，为扩大PTA项目产能，邱某通过关系介绍，来到刘铁男办公室，请其在审批上予以关照，刘铁男表示得按程序走。随后二人聊起家常。邱早知刘铁男儿子在外留学，便问：“听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刘铁男不失几分警觉：“你问这个干吗？”邱说：“如果他回国了自己做生意，我们合作，我可以带带他。”刘铁男当时没表态，邱留下名片就离开了。

　　邱某回酒店不久，刘铁男就打来电话：“你说的事倒也可以考虑……”

　　2006年上半年，邱某出资100万元为刘德成在杭州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并以虚假化纤贸易方式为刘德成获利825万余元。后经刘德成同意，邱将上述款项中的900万元投入股市并安排公司员工炒股获利1500万余元。后又应刘德成要求，邱从公司账户支付1500万余元为刘德成购置豪华轿车和别墅。

　　2005年间，北京一家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某出资成立一家4S汽车店，并口头约定送给刘德成30%股份。2007年6月，刘德成向张某提出“退股”，张某先后向刘德成支付人民币共计1000万元，“回购”了刘德成持有的该4S店3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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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手握重权的刘铁男被老板们当成一个“捕猎”的目标，其子刘德成则被当成一个接近目标的“老虎机”，通过向其不断“投币”而打开捕获权力的通道。

　　与刘铁男一样，被中纪委当作贪腐典型推出的还有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一篇揭露王敏“两面人生”的文章中写道，王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说到，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主要发生在商人圈、官员圈、亲友圈里。从热衷于被人“围猎”，到积极迎合甚至主动沉醉于金钱、权力及声色犬马的围堵中，乐不思蜀。

　　1992年，王敏从美国参加培训班回到北京，经熟人介绍，和几个商人一起去豪华酒店吃喝玩乐，尽管只是一面之交，王敏就“入乡随俗”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后来，那位熟人又多次带他去高档场所玩乐，让他欲罢不能。久而久之，王敏对商人们的这种包围，或者说“商人圈”十分喜欢，常常是乐在其中。

　　也正是从那时起，贪欲的种子在王敏头脑中悄然种下，并快速畸形膨胀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老乡找王敏办事，送他一万元现金。他诚惶诚恐，后来想想，朋友间往来，别人不会知道。有一就有二，第二次往往变本加厉。之后，找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钱送物的也频频登门，心中的不安逐渐消失了。

　　王敏觉得，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么苦的日子，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必须好好享受，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他精心营造家庭舒适小环境，2008年要求赵某出资100多万元，为其进行高档装修。离开山东，他愈发放纵，索性沉湎于声色犬马，放浪形骸、流连忘返。他梦想退休后过自在舒适、随心所欲的生活，幻想能够到世界各地去游玩……

　　“围猎”三部曲

　　生贪念“交朋友”“吃朋友”

　　梳理近年来一些官员落马后的犯罪事实可以发现，不仅是“老虎级”贪官存在“朋友圈腐败”问题，一些基层官员也难以摆脱被“围猎”的命运。一些落马的副县长、基层官员长期在某一领域经营，形成小利益集团。有的官员无论走到哪里，屁股后面总跟着一批工程队，发现案件线索时，往往“一查一窝、一挖一串”。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屈湘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被一名工程老板奉某认作“舅舅”，这名老板对屈湘林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2009年，屈湘林购买了私家车，办入户手续时，奉某主动帮其缴纳了购置税；同年11月，屈湘林的房子要改造，奉某免费为其安装铝合金窗，还免费赠送太阳能热水器、空调、电视机等。

　　而“舅舅”屈湘林也对奉某照顾有加，自2008年屈湘林分管县教育局计财、基建工作以来，奉某共承包教育系统工程项目50个，总金额达377万元，大部分未经过招投标程序。

　　有媒体总结了官员们被老板们“围猎”的“三部曲”：

　　第一步——“生贪念”。一些官员担任领导后，对金钱和享受产生了不良欲望，为其腐化堕落埋下了伏笔。

　　第二步——“交朋友”。为了实现贪欲，一些官员四处寻找为其欲望“买单”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朋友”。

　　第三步——“吃朋友”。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后，不少腐败官员就将朋友当成了“提款机”和“钱袋子”。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在被巡视的10个省区市和3个单位中，官商勾结情况不同程度存在。江苏省被指“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而在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

　　中纪委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此中玄机：“有的人既被围猎又搞围猎，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热衷于和有特殊背景的人交结，拉帮结伙、人身依附。”

　　“当前社会转型期，商界人士利用人脉对官员进行‘围猎’和‘喂养式腐败’较为普遍，但这不能成为堕落腐化的借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官员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公权力的边界不甚清晰，加之官员自身“底线”意识不强，衍生出了不正常的官商关系。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干部被“围猎”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但就如流感病毒，只会入侵免疫力低的人。领导干部要时时刻刻做到心中有戒、心中有法，行得正、坐得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唯有如此，才不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围猎”中束手就擒，更不会在铁窗中孤独愧疚，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