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之痛：骗助者各地救助站间打转 直接要钱

——社会救助之惑

　　如今，社会救助已成为公众广泛关注并热议的社会问题。

　　7月，西安市长安区一个救助站被曝光楼内经营商业会所。该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会所只是租用救助站的场地。救助站因在装修、购置设施等方面存在资金缺口，所以出租大楼部分房间，而且租金上缴给了区财政专户，再由财政拨付相关费用。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打消公众的疑惑：难道社会救助这一公益事业，是由房地产“创收”来保障运行的吗？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个由救助站而引发的舆论热点。4月，有智力障碍的13岁少年王志强死于河南省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死时瘦成了皮包骨头，看上去形似一具“干尸”。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干尸男童”事件。

　　因王志强在送医前获得信阳市救助站的救助，并被安排至与救助站有合作关系的新天伦老人养护院托养，所以家属质疑：“救助站收到孩子时为什么不登报，不想办法联系家属？这么瘦且身上有伤，是不是受到了虐待？是不是饿死的？”

　　事件纷纷扰扰一个多月，公众从震惊、到愤怒、再到追问：救助站接收程序是怎样的？日常管理状况如何？对寻求帮助者，救助站一般都怎么处理？为什么要把一个少年安排到养老院托养？托养之后，救助站就没事了么……

　　显然，整个社会对救助制度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待，认为在文明进步、物质富足的今天，如果还“路有冻死骨”，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情。这种越来越高的期待，直接落在了各级救助站的肩上，而救助站和救助制度却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按照我国相关规定，救助站救助对象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即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实际救助对象远远超出这一范围。

　　“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有醉酒者、上访者、轻微违法者、‘跑站’者等特殊群体或主动或被相关部门送来救助站求助。对于这些不属于法定救助范围的求助对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简单拒之门外。”湖南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说。

　　实际上，在基层救助站，类似的尴尬和困惑还有许多，如“自愿求助”原则与“主动救助”要求的错位、无限求助要求与有限救助许可的落差等等。

　　“现在，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对社会救助工作高度关注，一旦流浪乞讨人员发生意外事故，人们很自然地把责任归咎于主动救助未尽责，而很少有人知道救助工作必须遵循‘自愿求助’的原则，致使救助站在工作中承受了很多误解。”李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绝大部分流浪人员以乞讨为生，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得到金钱救济，而救助站能够提供的是食宿、洗理、返乡资票等服务，一般不能给予流浪人员金钱，因此他们许多人不愿意入站接受救助。

　　而愿意入站的求助者，有的向救助站索要现金；有的不愿意回家，要求常住救助站；有的要求不回户籍地，转往外地；有的要求入站要车接，出站要车送；有的要求在站内好吃好住，要烟要酒要物资，远远超出了政策许可的范围。

　　在这种错位与落差中，不少基层救助工作者陷入“救也不是，不救更不是”的两难中，有的甚至因为社会的不理解和舆论的压力，满怀委屈与抱怨。其实，社会对救助工作的高要求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样的高要求对当下的救助站确实是不能承受之重。

　　当然，救助站本身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社会救助不应该始于救助站，也不应该终于救助站，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和链条。现在，面对社会的质疑和高期待，是时候对救助制度进行全面的反思和完善了。(半月谈记者 高远至 刘良恒 甘泉)

　　小小救助站装不下的“江湖”

　　——社会救助之痛(上)

　　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路，很少有人会到救助站寻求帮助。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各地救助站除了接纳确实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还要时常面对专职“跑站骗助”者和“救助闹”的袭扰。再加上一些来历不明人群和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小小的救助站成了形形色色人等聚集的“江湖”，让工作人员应接不暇，甚至承担着与其工作不对等的责任。

　　接待“走投无路者”最轻松

　　7月下旬，行走在“火炉”长沙街头，一阵阵热浪扑面袭来。在长沙市岳麓区救助站大厅，记者看到一名求助者正在接待窗口前办理手续，另一名求助者坐在大厅长椅上吃方便面，大厅右侧隔壁房间里，也躺着求助者。

　　“我姓牟，是湖北恩施人，来长沙找工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身份证、钱包又在长沙汽车西站被‘扒手’偷走了。”正在接待大厅吃方便面的求助者对记者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所以就找到救助站来了。

　　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告诉记者，进入高温天气以后，主动到救助站求助的各类人员相对比较多。截至7月下旬，岳麓区救助站今年已经接待了1500多位求助者，与过去两年相比，增幅都比较大。“如果是真正有困难的求助者，我们很乐意为他们服务。”张维说，能够帮到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工作就有价值。

　　记者采访了解到，因走投无路来寻求帮助的人，是各地救助站最轻松的接待对象，而且救助的效果往往也很好。

　　25岁的河南许昌人卓小玉之前在武汉误入传销组织，身上2900多元被骗。幸而被公安机关及时解救，他从武昌救助站、孝感救助站一路辗转到信阳。记者见到他时，信阳救助站工作人员正在帮他填表、购买火车票，一切顺利的话，他当天就可以回到家。卓小玉告诉记者，他获救时身无分文，还没有证件，走投无路，多亏救助站收留，自己回去要踏踏实实找个工作。

　　各种“来历不明者”有点棘手

　　除了走投无路者，救助站面对的流浪乞讨人员群体庞杂，智障痴呆、精神病人、危重病人、艾滋病人、被家庭遗弃的儿童……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

　　如一名智障妇女，被“丈夫”以每次10元的价格在村里卖淫，这名妇女身染重病后流浪，被救助后很快因病过世。直到一年后查找到其亲属，才领回骨灰盒。这些人流浪期间在垃圾堆里翻捡食物、露宿郊野，女性还可能遭遇性侵。许多人疾病缠身，死亡者并不鲜见。

　　在信阳救助站，一名瘦小的“无名氏”精神病人已经住了两天。工作人员给他换上洗好的迷彩服，“无名氏”随后便将一条毛巾搭在头上，在院子里徘徊，见有人走来便笑嘻嘻，随后又嘟囔着自顾自地离开。工作人员已通过媒体发布了附有照片的寻亲公告，10天之后如无人认领，则只能送往信阳一处养老院进行暂时代养。

　　在合肥市救助站，一个来自外省的小男孩因为常年流落街头行骗，也被派出所送到了这里。但小男孩不愿接受救助，工作人员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便将其安置在房间内，没想到这个孩子后来居然拿刀划破脸自残。

　　“救助管理站只有救助权，没有执法管理权，遇到类似的未成年人，往往工作很难开展。”合肥市救助站副站长汪明田说，放其出去无法保障人身安全，不放出去又跟管理制度相悖。

　　此外，一些求助者在站内肆意妄为也让救助站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张维说，经常有警方送来的醉酒者在站内闹事，大呼小叫甚至骂人毁物；轻微违法者常常不服管理，打架斗殴，破坏设施；上访者更是将救助站当成了旅店，吃住免费，来去自由，对救助站提供的物品挑三拣四，甚至强拿硬索……

　　最难缠的是“骗助者”“闹助者”

　　“现在最麻烦的是，有大量专职‘跑站’的人，我们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张维说，“有些求助者，我们给他买了火车票，他马上就到火车站退票换钱。还有的求助者，到了救助站，不给钱就不走。”

　　记者在信阳救助站采访时，就见到了这样的“骗助者”。当天下午5点，一个瘦小的“流浪汉”走进救助站，工作人员代竹松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是“跑站骗助”的，因为这已经是他今年以来第三次到信阳救助站了。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矿泉水瓶没收，见记者不解，便打开瓶盖让记者闻——里面装的竟然是白酒。

　　记者了解到，当前“跑站骗助”群体不在少数，仅信阳救助站每年遇到的就超过200人。代竹松说，这些“骗助者”在全国各地救助站之间打转，要么索要救助费，少则50元多则500元，声称“你这个地方我一年只来一次，不过分的愿望你就要满足”；要么要求提供“返乡”火车票，然后去退票换钱。

　　有“骗助”的，还有“闹助”的。记者前不久跟随救助站工作人员亲身体验了一回：精神疾病患者刘志国2012年5月被送到救助站，先后在医院治疗、养老院寄养。直到今年5月，工作人员找到他的哥哥刘志成。但哥哥拒不接收弟弟回家，他说：“自己家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接收弟弟。很感激3年来救助站对弟弟的照顾。”

　　但“干尸男童”事件后，刘志成态度出现180度转弯，由一开始的感谢转变成了指责：“人走的时候好好的，一百多斤呢，现在变成这样，是你们救助站的责任！”

　　在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刘志国的主治医师告诉记者，其医药花费已近20万元，现已符合出院条件，却无人接收其出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志国的家人坚持：“救助站必须要给弟弟找一家养老院，支付生活费、医疗费，负责照顾他的后半生。”

　　“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政府，同时家属保留追责权利，在救助站这类案例不胜枚举。”信阳救助站副站长方玉说。救助站工作人员曾以“起诉遗弃罪”试图说服一名家长接收自己的智障儿子，却被回复道：“我宁愿坐5年牢，也不愿意要这个孩子了！”(半月谈记者 甘泉 刘良恒 周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