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之痛：骗助者各地救助站间打转 直接要钱(3)

　　“不是不想做，有时候没法做”

　　——社会救助之痛(下)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经常要直面精神病人、危重病人、艾滋病人、被家庭遗弃的儿童等，不仅要料理吃喝拉撒，还要面对被攻击或传染病的威胁，有的救助站甚至找不到人当站长。同时，人手短缺、专业人才不足，也制约了救助站的救助能力。

　　辛苦又危险，救助站工作大不易

　　2014年初，24岁的阿桂流落到合肥市救助站，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4个月后在站里生下一名男婴，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跑前跑后为她买尿不湿和奶粉。

　　“按照规定，救助站一般只能提供不超过10天的临时救助，现实中，很多受助者出于各种原因，把救助站当成了福利院，住下就不走了。”合肥市救助站站长王军说，这给救助站的日常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合肥市肥东县救助站是国家三级救助站，一共7个编制，但在编工作的只有4个人，副站长刘瑾告诉记者，4个人每星期要轮流值夜班，给流浪人员做饭，还要负责他们返乡。“有时候遇上生活不能自理的流浪人员，还要负责他们吃喝拉撒，大小便失禁都是我们去清理。”

　　在信阳救助站工作近20年的瞿箭梅说，送智障或精神病人返乡，因担心走失，坐火车时她用绳子将自己和精神病人连在一起。由于有些流浪人员大小便失禁，在为其换洗时自己也弄得臭乎乎的，“我孩子小时候不懂事，闻见我身上的味道都不让我进家门。”

　　除了工作强度大，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要面对各种危险。

　　“医学上39种传染性疾病，在近年的救助对象中检查出34种，包括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肺结核等。”河南信阳救助站副站长方玉说，救助过程中工作人员很少戴口罩和手套，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表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因工作性质，每天都要与服务对象零距离接触，他们中既有精神疾病患者、智障人员、传染病人，还有一些人是有前科的，受助者来历复杂、救助工作环境差、职业风险大。

　　此外，在护送被救助人员返乡的过程中，也潜藏着安全威胁。合肥市救助站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他曾护送一位精神疾病患者返乡蚌埠，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患者一把抓住了方向盘，导致车在路上左右摇摆，“幸好当时周边没有车，不然真要酿成大祸。”

　　“救助站站长”成了没人愿去的岗位

　　“干尸男童”事件让河南信阳救助站全国闻名。事件之后，救助站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增加了警务室，工作人员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更新了部分救助设施。采访中，记者发现工作人员普遍对社会的不理解感到委屈迷茫。

　　民政局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王志强消瘦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患“恶病质”及“结核病变”。

　　“就好比看见一个人落水，有人去施救，结果人没救活反倒要追究救人者的责任。不仅承受社会谩骂，甚至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不免让人寒心。”救助站副站长方玉一脸困惑地问记者，“基层救助者大都凭着良心履职，如今咋就成了社会的‘对立面’呢？”

　　信阳救助站原站长李明被撤职后，组织上找一名女副站长谈话，希望她能接任。面对职务提升，女副站长却痛哭流涕予以拒绝。目前由方玉暂时主持站里工作，他两个月下来廋了10斤。记者离开时，信阳市民政局仍在为选出一名愿意接任救助站站长的人选而发愁。

　　缺人，是基层救助站普遍面临的问题，站长不好找，工作人员也不足。

　　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告诉记者，救助站在编人员只有7个，另外还聘了两个保安。今年的接待量已经超过1500人。工作站只有一辆工作用车，平时要接送救助对象，特殊天气时还要主动上街巡察。“整个岳麓区有500多平方公里，就这点人手和资源，怎么可能完全顾得过来。”张维说。

　　合肥救助站的人手看上去宽裕一些，按照2003年定的编制，救助站现在有35人在岗。“以前每年救助人数在1000人左右，现在随着城区面积增大和社会流动性增加，每年要救助7000人左右。”王军说，现有工作人员与实际工作量很不协调。

　　资源匮乏，救助难为无米之炊

　　目前的救助规定有时也让基层为难。比如民政部2014年8月开始实施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要求，需要对无法查明身份的尸体进行30天冷藏，然后火化；但实际上各地情况不一，在一些回民区、土葬区，不仅没有殡仪馆冷藏条件，也禁止火化。

　　地方文件也是如此。如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人救治，在2005年的《河南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规定》中，明确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而2014年河南省政法委文件又提出，由民政部门承担城市流浪乞讨和“三无”精神障碍患者收治工作。采访中，相关文件中条款的冲突并不鲜见，让基层无所适从。

　　同时，救助资源匮乏，基层有时难为无米之炊。2014年信阳救助站获得中央转移支付689万元、地方财政支持60万元，而在开支方面，需保障精神病人、智障人员、医院救治花费等，仅2014年信阳救助站就有210万元收支缺口。现在根据规定，还要对救助对象死亡发布公告、保存遗体30天。这样一来，处理每具遗体的成本增加1万多元，信阳救助站目前这笔花费仍欠着殡仪馆。

　　湖南长沙岳麓区救助站站长曹辉指出，救助站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不能强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站内人员安全和正常工作秩序。在民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稍有不慎就可能承担合情但不合法的责任；此外，救助工作人员缺乏相关的防护设备和专业技能，在面对威胁、偷袭、殴打等情况时很难有效预防。

　　方玉说：“说到底，救助工作不是不想做，有时候是没法做。”(半月谈记者 周畅 刘良恒 史林静)

　　以改革思维求解体制机制之困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公众对社会救助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当前，社会救助亟待统筹协调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力量，以改革的思维解决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中国社会救助政策和救助体系。

　　加快完善救助法规制度体系

　　基层救助人员认为，单靠民政一个部门、救助站一个机构，负担不起全国数百万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重任。目前我国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多为各部门各自定规，规则不明晰、救助主体不明确，衍生出种种问题，亟待在法规、职责等方面进行梳理，使之互相补充、形成救助合力。

　　记者采访中发现，救助对象常常被区分为“民政的人”“公安的人”“卫生的人”，部门之间互相推卸责任。一名基层救助站站长告诉记者：“什么样的流浪人员我都见过，现在最怕的是‘三不收’人员——即医院不收、家里不收、社会福利机构也不收，人就滞留在救助站，你让救助站怎么办？”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救助站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工作的开展需要多部门建立合作协同的联动机制，尤其是公安部门的配合，毕竟救助工作常年需要查询被救助群体的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的社会救助协同应该纳入政策范围。各地应梳理各类法规条文，建立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紧密的救助衔接机制。

　　“干尸男童”事件之后，信阳市救助站内建起了警务室，以便救助过程中在信息查询、人员调配等方面实现公安和民政的无缝衔接。信阳市救助站副站长方玉等建议，应增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救助安置能力，以各级救助站为基础，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救助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救助能力，巩固救助成果。

　　此外，在流浪乞讨救助法律法规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显得十分迫切。基层救助站工作人员建议，当务之急是加快救助立法，破解当前救助机构责权不匹配的尴尬。

　　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等人认为，目前法律法规内容过于原则化，使得救助工作可操作性不强，落实难度大，管理盲区多。应从维护流浪乞讨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救助工作的有序开展出发，由全国人大加快立法进程，制定专门针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法律，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政府主体责任，促进基层救助体系建设，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进救助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流入地和流出地应齐抓共管

　　当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亟待从“临时救助”走向“常态化救助”、从“被动救助”走向“主动救助”。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覃正爱等专家和基层救助人员建议，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流入地和流出地应齐抓共管，“救急”“救穷”双管齐下，才能实现好的救助效果。

　　李峰等基层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不少流浪乞讨人员是因为少无所养、老无所依、病无所医、或者生活无着落才选择流浪乞讨。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来说，流出地政府有责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在大病救助、技能培训、就业安置、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避免出现反复流浪情况。

　　这其中，一个迫切而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全国联网的流浪乞讨人员信息库，完善信息发布机制。专家认为，由于人员流动性极强，流入地很难对流浪乞讨人员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对于救助站掌握其身份信息的部分流浪人员，应将其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血液信息、指纹、家庭状况、流浪记录、利益诉求等信息及时反馈给流出地，以便当地政府从源头上及时实施救助。

　　流入地方面，则需增强救助力量，对有需要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专业救助。

　　安徽省合肥市救助站站长王军告诉记者，随着社会救助的不断细化，对于救助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目前整个救助系统内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人才急缺。“除充实专业人才队伍外，还应对救助系统内的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日益复杂的社会救助需要工作人员不断学习、适应和成长。”王军说。

　　在信阳市救助站副站长方玉看来，为适应救助形势需要，救助站亟须配备警务室、卫生室、心理疏导室，补充具有一定精神病知识、法律知识的人员。“如果这样，或许就有可能避免一些救助悲剧的发生。”

　　此外，“鉴于社会救助工作的特殊性，往往需要面对传染病患者，政府可以考虑往后每年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提供两次免费的体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救助站副站长刘瑾建议。

　　调动社会、家庭力量共同参与

　　专家认为，构建新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和家庭的力量必不可少。

　　覃正爱说，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要妥善地照顾每一位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还存在不小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挥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及各类义工、志愿者的力量，另外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扩大救助面，创新救助方法。

　　河南信阳市康馨养老院院长张德军建议，应将承接救助站的智障人员代养服务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建设一批成人福利院。政府可给予土地、资金上的支持，通过购买服务将流浪的痴呆傻人员集中起来供养。

　　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杨初喜建议，应依托大型精神病医院，建立精神病康复院，用以接收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患者。“精神病人病情好时，进入康复院组织生产生活；病情转坏则及时转入医院治疗。”

　　“有了成人福利院、精神病康复院这两个机构，既让部分家庭从沉重的经济、心理负担中解脱出来，也可让政府从具体事务中脱身。”张德军说。

　　此外，调动家庭力量参与也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流浪乞讨人员产生的土壤。记者采访了解到，很多流浪乞讨救助对象，对家庭来说都是沉重负担。一些家庭即使暂时接收了流浪人员，也并不代表问题的根本解决，过一段时间受助对象可能又流浪街头被送到救助站。

　　河南信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在调查中发现，按目前标准，每人每月600元就可以支持一个农村家庭供养一名痴呆傻、精神病人，而送至救助站则成本大大增加，精神病人甚至达到每人每月2200多元。他们建议，给予有痴呆傻、精神病人的家庭一定的供养经费补贴，这样将会大大减少遗弃、拒不认领等情况的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助体系，需要对政府职责有个全面的理解和正确的认识。完善救助政策、统筹部门协作是政府的职责，鼓励、动员、协调社会和家庭力量参与救助，也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求解中国社会救助之痛，还需向改革寻找答案。(半月谈记者 甘泉 刘良恒 周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