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平反近一年 当年办案人员追责结果仍未公布

　　办案人员要证明自己“清白”谈何容易，如果他们现在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当年的呼格冤案或许就能够避免，何至于今天再来讨论冤案如何追责。

　　还有十几天，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平反就整一年了。平反之初，内蒙古公检法三部门先后宣布成立调查组，对铸成错案负有责任的办案人员进行调查，但一年时间过去，内蒙古政法系统仍未公布追责结果。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社会高度关切的已平反冤错案，多数在追责问题上都没有下文。

　　19年前，18岁的青年工人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一起奸杀案凶手，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去年12月，内蒙古高院再审宣布呼格无罪，冤案正式平反，呼格父母和社会舆论都要求依法追责。内蒙古公检法三部门各自成立了调查组，对当年所有参加办案人员进行调查，自治区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呼格案中“公检法三家的责任人都跑不了”。今年8月，呼格父母被告知，自治区公检法三家的调查均已完成，报告已提交上级主管部门等待批示。而调查报告和追责结果之所以至今未见公布，一种情况是，上级部门认为公检法三家的调查仍不够详尽完整，需要继续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另一种情况是，公检法三家的调查足够详尽完整，但由于追责的问题十分敏感，是否追责、如何追责及何时追责等都悬而未决。

　　目前看来，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在正常条件下，用一年时间来完成调查、厘清责任当是绰绰有余。另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则比较大，尽管呼格冤案的形成经过和成因都已经调查清楚，有关人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已十分明了，但他们分别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特别是如果严格依法追究，有人可能不但要受处分或丢乌纱帽，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这些问题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有关方面十分为难，于是就这样拖了下来。

　　且不论呼格冤案的形成经过和成因究竟如何，不妨先设想有关人员应承担责任的几种情形。其一，办案人员把责任全部推给当时的体制条件和法制环境，认为自己很大程度上只是奉命行事，按照上级机关或领导的旨意和命令办案，因此自己不应对冤案承担具体责任，或者顶多只能象征性承担轻微的责任。办案人员如果从这个角度为自己辩护，他们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当时的体制条件和法制环境对自己形成了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压力——比如上级机关明确要求“命案必破”，又比如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集体决定必须如此办案，否则办案人员都要受到处罚——如果拿不出这样的证据，则办案人员难辞其咎，须对冤案承担具体责任。

　　退一步讲，如果是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集体决定必须如此办案，那么也须查明，集体决定中起决定性作用或主导作用的是谁，这个人或这几个人须对冤案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办案人员能够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当年是上级部门及领导人员或本单位领导人员干预司法，强令公检法机关必须如此办案，那么，违法干预司法者须对冤案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如果查明是当年办案人员的主观罪错铸成冤案，如办案人员对呼格大搞刑讯逼供，以肉刑取得呼格“坦白交代”的供证取证，他们就构成了刑讯逼供罪，须依法追究刑责。即便办案人员能够举证存在上述第一种情形(即自己是奉命如此办案)，也不能减轻他们刑讯逼供的罪责，因为上级机关或领导人员施加的压力再大，也不可能直接指令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这种情况在冤错案中比较常见，如河南赵作海冤案平反后，当年刑讯逼供赵作海的6名警察中，5人以刑讯逼供罪获刑。

　　总之，呼格案涉及的办案人员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当年参与办案中犯下的过失罪错，都是由于客观条件(包括技术条件、社会认识水平等)的限制所致，而不存在自己“主观之恶”的因素，他们就可以申请减免责任，减轻或免于处罚。然而，他们要证明自己“清白”谈何容易，如果他们现在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当年的呼格冤案或许就能够避免，何至于今天再来讨论冤案如何追责。(评论员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