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考评陷官僚主义：每年应对民调一个村要花数万

　　为应付民意调查砸重金“走偏门”、一个村支书兼任十多个“工作组长”……半月谈记者近期在湖南一些乡镇采访时，不少基层干部反映，乡村两级工作原本就事情杂、任务重、考评多、人员少，当前上级相关部门在考核评价基层工作时采用的办法却有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仅无法真实反映基层工作情况，还加重了基层负担。

　　全员发动应对民调

　　前不久，记者在湖南就基层工作采访了数名镇干部和村支书。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上级部门通过随机抽样打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

　　以社会综合治理为例，这项民意调查一年两次，先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村，再由上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打电话询问村民的方式完成打分，最后将民调结果在全区公示。

　　“几个电话就能断定一个地方综合治理水平的高低?”当地一位干部对此感到不解，上级部门既不实地走访，也不核实村民的回答，显然有失妥当。

　　民调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更让人哭笑不得。比如在通话中，如果村民挂电话，民调成绩就会受影响。“现在村里基本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人，大多讲方言，很多问题听不懂、不理解，挂电话很难避免。”一位干部说。

　　“有个镇去年民调倒数第一，但大家都认为不是当地工作做得差，而是‘宣传’没到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每年为了应对民调，一个村平均要花费数万元，用于印发各类宣传资料和召开动员大会，动员时间要一个月左右。去年倒数第一的这个镇，今年全员发动，前后共投入30多万。

　　而所谓“宣传”，实际上就是村干部和村组组长，挨家挨户叮嘱村民“接了民调电话不要挂”，拿着模拟问卷教村民如何回答，有时甚至还要传授一些“扣分技巧”，比如故意把一两项问题答成“无人处理”“不满意”等，以免“得分太高被怀疑”。

　　村支书兼十多个“工作组长”

　　“挂牌子”也是基层常见的考评方式。一些部门为强调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会要求乡镇和村里做到“有机构、有牌子、有班子”，并将此列为部门的考评内容。这种风气现在有所收敛，但采访中记者还是见识了一番“牌子挂满墙”的景象。

　　在记者走访的一个村委会办公室，各种“工作小组”的牌子和章程像墙砖一样把两间屋子的墙壁贴得严严实实。仔细一看，“小组组长”的名字全是村支书一人。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个这样的头衔，“我都数不清啦，至少有十多个吧。”他回答。

　　这些小组包括刑满释放帮扶小组、农村清洁工程领导小组、综合治理维稳领导小组等等。在办公室隔壁的杂物间，还散乱地堆放着不知是来不及挂上还是已经撤下的另外几块牌子。

　　“这些头衔里，有些工作确实是我来干，但有些，比如戒毒和普法，纯粹就是挂个名。”这位村支书说，“很多小组就是一年开一两次会。”他说，挂牌子有两个“功能”：应付上级检查和落实责任人。

　　“挂了牌子不知咋做，不挂牌子又要被罚。”这位村支书说，平时上级部门基本上不会来村里帮助开展工作，甚至电话都难得有一个。

　　这位支书告诉记者，虽说村里大事小情都要管，但自己还是希望不要挂这么多牌子。一是制作这些牌子动辄几百块，太费钱;二是加重心理压力，搞得自己神经更紧张了。“再说，咱知识水平也有限，哪能样样都懂。”

　　基层盼实用主义，更盼望上下联动

　　“不怕事多任务重，就怕要求不实用。”基层干部希望，上级部门布置任务时充分考虑基层实际，并指导和帮助基层去完成，不要丢下考核指标就不闻不问了。

　　“我们村里最实际的问题就是缺乏村级运转经费和土地矛盾调解。”一位村支书向记者形容自己不是出门“化缘”，就是到村民家当和事佬。

　　而一些原本需要上下联动配合完成的工作也被简单移交基层，上级部门只是一味强调考核和追责，让基层干部直呼“压力山大”。

　　“比如新农合和养老保险，按道理是村民自愿缴纳，但上级部门摊派给我们村的指标是每年不低于2万元。有些地方则要求完成一定的比例。”一位村支书向记者表示，两种保险实际上都很受农民欢迎，作为一项惠民工作自己应当尽力落实，但不应简单将其指标化摊派到村里，毕竟要让所有农民接受还有一个过程，需要上级部门多宣传。

　　一位镇长委屈地向记者抱怨，安全生产工作是每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上级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批和监管那些合法企业，“打非治违”的工作一股脑儿全丢给镇里和村里。“我们没有执法权，不能罚款和取缔，只能靠脸去‘蹭’，靠嘴去磨。”他认为，基层干部责任很大、权力太小导致许多工作难以开展，应当加强上下联动，基层的定位应该是协助部门执法才恰当。(半月谈记者 周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