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计划“帽子”满天飞 一些异化为“拼关系”

　　目前，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多达近百个

　　人才“帽子”那么多究竟效果怎样？(关注)

　　创新驱动归根到底是人才驱动，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培养一支潜心科研的高素质青年科技队伍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市纷纷推出各种人才计划，在吸引、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帽子”过多过乱，其引发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

　　科技界的有识之士为此深感忧虑：五花八门的“帽子工程”会不会把青年创新人才的方向导偏了、心思搞乱了，以致扰乱正常的学术生态，加剧学术界的浮躁风气？他们呼吁：对当前名目繁多、重复交错的人才计划应尽快梳理整合，创造一个让年轻人静下心来搞科研的良好环境。

　　你有“千人”、我有“万人”，你有“长江”、我有“黄河”……众多人才计划让人眼花缭乱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杨玉芳的发言引发共鸣：近些年来各部委、各省市、各单位推出的人才计划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各部委、单位的人才计划近2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俗称“杰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简称“优青”)，教育部有“长江学者”(简称“长江”)、“青年长江学者”(俗称“小长江”)、“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组部有“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科技部有“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国农科院有“青年英才计划”，人社部有“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有“香江学者计划”……

　　加上各省市的各类人才计划，比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黄山学者”“楚天学者”……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

　　“这种人才‘帽子’满天飞的现象，在世界上都不多。”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工系副主任邢新会指出，各部门、各省市推出人才计划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在吸引、支持青年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人才计划政出多门、定位重叠、标准不科学、评选不公平、管理不完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正日益凸显，应予以高度关注。”

　　一些计划的评选异化为“拼关系”，谁的导师名气大、运作能力强，谁就能拿到“帽子”

　　“我们系前年引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年轻老师，他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读博士后。他回国后工作非常出色，被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权威科技杂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TR)评选为2015全球杰出青年创新家(每年在全球评出35位35岁以下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创新精英)。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回国后连续两年申请‘优青’，都莫名其妙地落选了。”邢新会对类似事件深感不解，“我们系还有两个非常不错的青年人才，去年参评‘小长江’时也意外落选。”

　　据记者了解，有类似遭遇的高校、科研单位还有不少。

　　为什么类似现象会频频发生？

　　“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原总工李莉认为，评选人才计划的根本标准应该是创新能力和潜力，而不是简单的“数数”。“正确的评价应该是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不同性质，采用相应的标准分类评价，但现在是不管你搞什么，往往就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专利等数字指标。”

　　“现在全国的人才计划那么多，导致评审的工作量非常大。许多评审专家叫苦连天：不是在评审，就是在去评审的路上。”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说，“这不光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也直接导致评审专家不可能花足够时间去认真评审，结果只能去数申请者刊发的论文数，或者看他过去戴过什么‘帽子’。”

　　受访人员指出，比评价标准不合理更“要命”的，是评选过程中的“拼关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院士曾多次受邀评选“千人”“杰青”和“长江”，每次评选之前都会接到许多“说情”的电话、短信。“其中有的来自被评者本人，有的来自被评者的导师或者所在单位的系主任甚至是校长，措辞不一、主旨相同，就是请求‘关照’。”他告诉记者，“我曾私下里问过其他评委，他们都用‘防不胜防’‘络绎不绝’来形容‘打招呼’的。”

　　“现在一些人才计划的评审标准，逐渐异化成了 ‘拼关系’。”邢新会说，“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小组会上，有委员反映，现在往往是谁的导师名气大、运作能力强，谁就能拿到‘帽子’。”

　　“社会上本来就重视人情，科技界的‘拼关系’也由来已久、屡禁不止。”邢新会不无担忧地说，“如果任由各类人才计划评选中的‘拼导师’风气蔓延，就会让更多博士(后)毕业的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染上投机钻营的恶习，必将遗患无穷。”

　　抢“帽子”可能会使青年人才偏离科研的正确方向，贻误科研的黄金时期

　　为什么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如此重视“抢帽”？

　　“因为‘帽子’是与科研资源紧密挂钩的。”邵峰说，“我到国内的多个大学、研究所讲课时，许多青年教师跟我诉苦：如果45岁之前没拿到‘长江’或者‘杰青’，就意味着科研生涯结束了。”

　　邵峰解释说，如果45岁之前没拿到“杰青”或者“长江”，后面就很难申请到独立承担的大课题，只能为别人打工。“更让人担忧的是，现在‘小帽子’‘大帽子’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帽子链’。比如，如果你想当院士，首先最好是‘杰青’；如果你想拿‘杰青’，最好先拿到‘优青’。”

　　“现在‘帽子’不仅和科研经费挂钩，而且还和晋升职称、评奖、待遇都挂上钩了。”据邢新会介绍，拿到“帽子”的人才在单位里就成了名人，各方面的名利会接踵而至——戴上“帽子”的少数人和没有拿到“帽子”但同样优秀的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待遇反差。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主任陈进说：“本来年轻人水平都差不多、待遇也差不多，结果就因为你戴上了某顶‘帽子’，不仅拿到的支持经费多了，而且享受的待遇也高出一大截——没拿到‘帽子’的人怎么想？他们的积极性怎么调动？”

　　“科学本来看重民主、平等，打破权威。而‘帽子工程’把科研人员分成了三六九等，不仅容易造成关系隔阂和交流障碍，而且会扼杀不少年轻人的创造积极性。”陈进说，一些人一戴上“大帽子”，就会觉得自己神得不得了，成了高高在上的权威；不明就里的年轻学生和局外人，也往往把他们奉若神明。“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本来有希望成为科学大家的好苗子捧杀了。”

　　“‘抢帽子’更严重的后果，是可能会把科研的方向引导偏了，贻误了科研的黄金时间。”邵峰说，由于评审时往往是数论文数，而在科学上越难的问题越不好发论文，“一些年轻人为了凑够论文数、拿到‘帽子’，就挑选那些容易做的题目做，先发够论文再说，至于所做的题目是不是国际领域重要的科学问题，就顾不上考虑了。结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是引领性的。等拿到‘帽子’、想起来再做的时候，那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很可能早就被别人做了，机会和时间白白耽误了。”

　　“事实的确如此。一些人为了拿到‘帽子’，哪个题目热门做哪个，结果往往在别人屁股后跟风，很难做出原创性的工作。”邢新会说，“每年评选的‘大帽子’人才有数百个，而真正做出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的又有多少？”

　　“‘帽子满天飞’还导致‘转会’成风。”杨玉芳指出，现在全国的高校、科研院所都在提高价码吸引人才，一些有“帽子”的科研人员为了得到更多经费、提高待遇，频频“转会”、重复“戴帽”。“这不仅造成科研资源过度集中，还可能破坏学术生态、影响学术风气。”

　　应当梳理整合现有人才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级人才支持计划

　　“帽子工程”泛滥的现状，也让心系祖国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忧心忡忡。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并参与国内多个人才计划的实施，提出的许多建议得到采纳。

　　“现在中国有人有钱有设备，可以说是做科研的黄金时期，不能让这些五花八门的‘帽子’把资金浪费了、把方向搞偏了、把风气搞坏了。”王小凡与上述受访者达成的共识是：对当前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涉及中年人才的，该提高质量的提高质量，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对于涉及青年人才的人才计划，统一归并为“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利用，由一个部门牵头实施，搭建一个公平、开放、高质量、持续支持的国家级人才支持平台，早日形成健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生态，让青年人才静下心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创新上。

　　为把“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好，受访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在支持对象上，考虑到近年来国内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已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博士后，建议对海外归来、国内培养和外籍青年人才一视同仁，让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

　　在评选标准上，以创新能力和潜力为核心，根据不同的科研性质，制定科学的分类评价指标，高标准选人；

　　在支持力度上，可参考“青年千人”，根据不同性质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尽量支持到位；

　　在评选方法上，最大限度减少人情因素、提高评审质量，建议借鉴清华、北生所等已经实行的国际小同行评审，吸纳国外的知名科学家，与国内有水平、有公信力的专家一起评审；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提高评审质量；

　　加强管理，实行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以5年为一个评估周期，不达标的予以“摘帽”；禁止入选对象再争取其他单位的“帽子”；

　　把支持方式从“一次性奖励”向“长期培养”转移，通过评估的给予继续支持，使他们能心无旁骛地做科研；

　　杜绝作弊，加大监督力度，对于评审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单位或专家可实名举报，并与个人或单位的诚信记录关联；

　　阳光操作，评选标准、评审结果和评估、退出、惩罚等信息全部公开。(本报记者 赵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