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令不只是追逃宣示

　　4月22日，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在这些外逃人员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之中，逃往美国的最多。(《北京青年报》4月23日)

　　红色通缉令上有一些耳熟的名字，如涉贪2.532亿元的“浙江女巨贪”杨秀珠，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携数亿元公款潜逃的原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军……这些人迄今仍逍遥法外，让人感慨。尽管有些人曾被红色通缉令通缉，但大部分人员系首次出现在红色通缉令中，这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首次公布百份红色通缉令，由此可看出中央反腐的决心，以及“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惩处”的严肃宣示。

　　姓名、性别、原工作单位及职务、身份证号码、外逃所持证照信息、外逃时间、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立案单位、涉嫌罪名、发布红色通缉令时间和红色通缉令号码，百名外逃人员的信息悉数公布，说明我国对他们的情况尽在掌握之中，这不仅可震慑外逃人员，也为国内某些图谋外逃的人员敲响了警钟，还能动员公众举报和参与追逃。

　　在为发布红色通缉令点赞的同时，也更应该看到其背后的现实命题。

　　比如，百人中2013年外逃的最多，高达12人，这或许是因为十八大以来反腐呈高压之势，一些人看风向不对便溜之大吉。值得注意的是，百人中，四分之一拥有多个护照，其中，深圳玉威实业公司总经理朱海平、浙江昌大进出口有限公司经理邱耿敏各拥有5本护照。这些人之所以外逃得逞，显然与其拥有多个护照大有关系，这就说明需要强化监管护照。

　　还比如，百名外逃人员中逃往美国的最多，共计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为26人；而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也是相对集中的逃往地。他们之所以以美国为首选，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美尚未签订引渡条约。前不久，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称，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才能开展合作，即使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也认为不能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此外，2013年6月，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但尚未正式签署。中国早就和澳大利亚签订了引渡条约，中方虽已通过，但澳大利亚议会尚未予以批准。诸如此类的制度性障碍，使一些贪官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成犯罪避风塘。但随着中外合作反腐的持续推进，贪官不可能永远逃下去。

　　再比如，此次公布的百名人员中，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多达48人。另据统计，涉贪涉受贿比例超60%。这同样值得警惕。对一把手的监督，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的一把手，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对其缺乏足够制衡，不仅容易贪腐，还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一旦贪腐，后果严重。

　　当然，并非只有一把手才会腐败，权力不受监督，清水衙门也可刮出油水。上述通缉令中的李华波，就是“小官巨贪”的突出例子，他曾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涉嫌卷走9400万元公款，2011年举家逃到新加坡。更耐人寻味的是，通缉令中并非全是贪官，还有一名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欣，隐瞒犯罪所得，逃亡美国；还有普通职工——原江苏省交通厅职工刘全洲，涉嫌贪污，2002年3月外逃。这些“小喽啰”也上了通缉令，告诫各方“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犯罪，犯罪了就不会让你逍遥”。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副局长段大启表示：“红色通缉令一经发布以后，具有全球布控的效果。”有了红色通缉令并不等于这些人很快就会被抓获，但外逃人员的好日子不会太多了，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自首。红色通缉令一方面通过布控，有助于将外逃人员抓获；另一方面也提醒监管部门，要扎紧制度篱笆，不让相关人员有机会外逃。(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