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繁琐证明的本质是对公民不信任

　　■ 社论

　　以往我们过于强调证明材料，其着眼点倾向于“他证”；而眼下各地正在计生领域推动的承诺制，则更像是一种“自证”。“他证”往往高高在上，本质上是对公民的不信任。

　　如何证明自己的婚育状况？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据报道，今后，福建省生育一孩无需办理《生育服务证》，再生育审批实行个人生育情况制。对于以虚假承诺获得再生育资格的申请人，其生育服务证自然无效，他们的失信记录还将被纳入卫生计生信用信息系统。

　　在生育方面出台类似承诺制度的省份，还有河南。今年修订《河南省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二孩生育也可适用于承诺制。

　　从要求民众出具各种繁复的证明材料，到简化程序并郑重承诺，显然是一次不小的政策性跨越。一方面，民众可以不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奈地去钻各种证明的怪圈，甚至屡屡为证明所困，去做“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无谓努力。另一方面，鼓励公民个人承诺，也可在简化行政程序的同时，强化公民自身的责任意识，有助于社会信用的构建。

　　也即，证明也好，承诺也罢，均是一种自证的方式。以往我们过于强调证明材料，其着眼点倾向于“他证”；而眼下各地正在计生领域推动的承诺制，则更像是一种“自证”。“他证”往往高高在上，本质上是一种审视乃至不信任；而“自证”则更为温和，有着强大的渗透力。一个社会的公民重承诺，则这个社会才会有信用。同样，一个鼓励公民个人承诺的社会，其信用指数注定会越来越高。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报道了不少“人在证途”的事例，惹人发笑，也令人深思，甚至引发了总理的关注。由此也可见，“简政放权”不能只是喊喊口号，而是应该真正从民众的角度换位思考，并推己及人。以承诺制而言，一者，一些政府部门为什么不能对民众多一份信任？再者，为什么不能将证明的责任分一部分出去给民众？

　　而既能简化程序，又能增进社会信用，承诺制当然可以大胆尝试。任何政策尝试，惟有下沉到个体公民的身上，才有可能激发出生机与活力。

　　当然，在生育政策方面，仅仅鼓励公民个人承诺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公民自证”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辅以相关的制度支撑。比如，完善的、各地联网的人口信息系统；终身的、可查询的公民信用记录；还有，地域之间、部门之间互相开放的信息等等。

　　比如，现在实行生育承诺的几个省份均设定了问责环节，虚假承诺者将受惩戒。福建省还由省卫计委、发改委、省高院、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等联合签署备忘录，相关失信人员将被列入计生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努力。但是，在社会流动特别是跨省流动已成常态的情况下，一省的作为显然有限。

　　不管怎么说，生育承诺制在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服务意识的同时，又给公民权利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接下来，希望有更多的领域、更多的事项也可尝试用承诺制取代繁琐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