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明假妈是我妈”看“证明迷信”

　　六旬老人徐太婆的4本房产证和身份证都被女儿王女士悄悄拿走，女儿先后花钱请不同的人冒充母亲，到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从银行骗取贷款77万元。徐太婆起诉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确认过户登记违法，并请求撤销过户登记。法院审理判决房管局过户登记违法，但因保护善意第三人不予撤销。

　　房产局一定是“一肚子委屈”，它是见了证明才给过户的，没想到“证明”并不能证明“你妈是你妈”。因为不管是印章，还是证件、材料，都可以造假。

　　“证明悖论”的合理逻辑是程序主义。以成都徐老太被冒充这件事来说，不管是公证处证明王女士“她妈是她妈”，还是房产局要求提供“她妈”同意委托的证明，本意都应是为房产证的所有者负责、对公民财产权负责，守护社会规则。“证明”了一圈，反为“证明”所欺，固然与技术条件的不成熟存在一定关系，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反省：目前的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是不是陷入了“证明迷信”的误区？

　　或许有人会问：离开“证明迷信”，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认为，更需要问的是，“证明”的目的是什么？办事部门的终极责任又是什么？如果房产局能认真审核身份证的真伪，或者和公安网络取得信息共享，从政府内网中调取当事人信息，那么不仅会识破“冒充她妈”的骗局，还能为群众减轻大量的办事成本。

　　证明“你妈是你妈”，却没能证明出“真妈”，不能说是“证明”惹的祸，而更应反思“证明迷信”。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