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规范大学生转学不能只靠行政之手

　　针对高校转学工作，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专门下文规范，要求高校学生不得在同一城市转学，校长须签署接收函，高校要公示拟转学学生的录取分数。(新京报5月27日)

　　客观而言，我国以前的学生转学规定很粗，存在诸多漏洞，加上转学就由转出校和转入校闭门操作，因此，转学中存在权权和权钱交易的问题，把本来給学生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的高考、考研修补政策，变异为权势阶层曲线进名校的特权通道。

　　细化转学规定，有利于转学政策的规范执行，但规定能否真正得到执行，取决于监督和问责机制是否健全。加强信息公开，当然是完善监督机制的重要内容。另外，若学校公开的信息存在残缺、不准确的问题，比如学校公示的转入学生成绩不准确，谁来核查？这就要求学校在处理转学事宜时，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招生标准，并监督实施。

　　转学本属于教育事务，因此应该由负责教育事务管理的机构按教育标准进行，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操作。如果有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学校会按本校的标准考核评价申请转入学生，并向社会公布详细的接受转入的理由，而不只是执行行政规定——规定只明确了不得转入的情形，在符合规定的范畴内，如果没有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行政也有操作空间。

　　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制订评价标准，教育部出台的不得转入规定，也存在一定争议，比如不得在同一城市转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难道学生转学就是为了换城市环境？或者在同一城市转学没有必要？如果一名学生从一个城市的学校转到另一个城市的学校，再转回原来的城市的另一所学校，这允不允许？

　　目前，对于违规转学的问责，主要还是行政部门问责，即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调查、处理，这种行政问责，由于涉及诸多利益因素，往往被轻描淡写，甚至不了了之，为此，要严肃问责，必须引入司法问责，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处理，依法追究责任。——与违规转学相随，往往有渎职、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

　　其实，在发达国家的大学，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是基本的办学制度，这有利于学生和学校的持续双向选择，学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学校也选择适合本校的学生。从社区学院申请转学到名校，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这促进学生自由流通，也促进各类教育、学校平等发展、竞争，消除教育的身份和等级。我国之所以严格限定转学，主要原因是计划录取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之下，无论是受教育者还是社会，都特别关注学历、身份，也随之出现追逐文凭的教育乱象。

　　因此，要根本治理包括违规转学在内的教育乱象，关键在于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不然，面临权势的无孔不入，所有建立学校立交桥、扩大学生选择权的做法，都可能收紧或者叫停，甚至包括校内转专业未来都可能不允许。(作者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