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的官员如何“重新做人”

　　将贪腐官员绳之以法，除了捍卫法律的基本尊严，也是为了修补政治生态的病灶。对病灶的修补究竟是“及其里”还是仅仅“触其表”，直接影响到根治顽疾的效果。好就好在即便有人依然将“反腐”视作一种“权宜之计”，但反腐本身绝不是一项权宜之计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落马贪官们蹲在冰冷的监狱里，没少念叨这样的句子。也有不少已经开始“重新做人”的，比如湖北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日前有媒体报道，曾因“吹卖嫖赌贪”被判重刑的张二江，2010年减刑出狱后变身“古文献注疏解释专家”，开茶馆、习书法、出专著、办国学班……生活似乎有声有色。

　　从“五毒书记”到“国学专家”，张二江的摇身一变颇令舆论诧异，也引来不少非议。但平心而论，除其何以大幅减刑的问题有待作进一步追问外，张在出狱之后的生活基本无可指摘——只要真的做到“自食其力”，刑满后的“贪官”，自然应当同普通人一样享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不过，也有落马官员的“重新做人”，依稀还带着落马前的影子，甚至比当年更加风光。根据有心者的盘点，不少出狱后的落马官员，各有各的“重生”之道：有刑满后升官的，如因斗殴被判刑的平顶山民政局的副科级干部王某，出狱后不仅未受任何党纪政纪处分，反而调到县民政局任党组成员；有收受“坐牢补偿费”的，如象山县官员李某因受贿获刑五年，出狱后当初的行贿人竟给予李某数百万元“补偿款”；有利用余威当“顾问”的，如珠海市工商局原局长钟维顺出狱后受聘于当地一家旅游“黑店”，专门通报执法动向；也有刑满入编吃“空饷”的，如阜宁数十名因受贿罪获刑官员，被“重新安置”享受公务员或事业单位退休医疗待遇……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当属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两年前其出狱当日，当地官员、名流富商齐齐列队迎接，大有欢迎英雄“荣归故里”之势。

　　面对落马官员如此戏剧性地“重获新生”，人们只能慨叹其“余威”之强。更令人瞠目的是，早年这些奇形怪状的“重生记”，每一个都不是个案。为“回归”的贪官“接风洗尘”，甚至落马官员公然要求“坐牢补偿”的场景，在一些地方屡屡重演，直叫人想起只在“港台黑帮片”里见过的情形——“大佬”出事，“马仔”顶缸，坐牢前两边讲好价钱，出狱后自不会“亏待兄弟”。

　　当黑帮片里的故事演绎成现实，其时其地的政治生态可见一斑。存在于政治生态方面的恶，往往与官员“落马”的个案互为因果；将贪腐官员绳之以法，除了捍卫法律的基本尊严，也是为了修补政治生态的病灶。只不过，对病灶的修补究竟是“及其里”还是仅仅“触其表”，直接影响到根治顽疾的效果。就形形色色的“重生记”而言，连司法的惩治都不足以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不足以令落马官员真正“洗心革面”，甚至仅仅被视作利益交换的一种筹码，足见腐败基因在相当程度上的根深蒂固；而“官商勾结”背后暴露出的某种“官官相护”，以及官员“腐败圈”的如影随形，更让人感到无话可说。

　　好就好在，即便有人依然将“反腐”视作一种“权宜之计”，但反腐本身绝不是一项权宜之计。可堪欣慰的是，许多看似风光的“重生记”，最终还是被打回原形。“重获新生”的落马官员一旦目无法纪，早晚被送回监狱再次“重新做人”；与之牵连的相关人等，到底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这对那些至今心存侥幸者都是一个警醒。当然也有真正“重新做人”的，如浙江省政府原秘书长冯顺桥就彻底退出名利场，回归故乡老宅过自己的日子，倒也收获了村民和舆论的宽恕。其实，只要付出了应当付出的代价，并没有什么人不可饶恕；能不能“重新做人”，到底还是要看自己。　■本报首席评论员 朱珉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