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是法治精神的应有自信与担当

　　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湘潭大学情杀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令被告人陈华章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自然、周清秀经济损失178142.8元。

　　正义始终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尤其在刑事司法领域，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无不蕴含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从实证法的角度，当法律业已制定，要实现刑事案件中的公平正义至少有两个必要逻辑节点：一是还原真相，以实现“以事实为依据”；二是正确适用法律，以实现“以法律为准绳”。

　　然而，司法程序所认定事实都是面向过去，真相显然难以得到完整的还原，尤其是在一些“疑案”中，由于时过境迁，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一些人有可能是暴行的实施者，可是，现有能够掌握的证据却没有那么确凿。当穷尽所有调查手段，仍然无法得到准确答案时，司法机关应该怎么办？这是摆在所有国家司法制度面前的两难问题。

　　将可疑之人放了，这就意味着很可能放纵了真正的暴徒；一咬牙将之定罪或从轻处理，又可能冤枉了好人。可以说，人类追求社会正义的全部过程一再表明，要实现司法正义并非不付出代价，而是要选择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必须要回答人们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代价。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宁可错放罪犯也不冤枉无辜，还是宁可冤枉也不错放罪犯中作出抉择。

　　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冠冕堂皇地回答“我们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可是，在人们头脑和实践中又让“宁可冤枉也不错放罪犯”的观念和做法占了上风。这就造成了诸多惨痛的教训，使不少无辜者蒙冤受屈，佘祥林、杜培武、呼格吉勒图、张氏叔侄等冤案，无一不是疑罪从有或是疑罪从轻所造成的恶果。

　　历史教训一再表明，如果为了不错放罪犯，而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忽略被追诉者诉讼权利与证据规则，将可疑之人定罪，这将可能同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冤枉无辜，二是因有人为之背黑锅，而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

　　正因为此，疑罪从无原则与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被写进法律。与此同时，这些年来，我国的整体法治环境也在不断进步，人权入宪、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全社会法治观念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

　　事实上，湘潭大学“情杀案”也正是一起让人“两难”的疑案，历经多年，却难以完整还原真相。在此背景下，当地法院能够坚持“疑罪从无”，因证据不足，判决曾爱云无罪，根据充分证据，判决陈华章有罪，正是尊重法律的应有担当，更是秉持法治精神的应有司法自信。

　　直面过去，是为了正视现在。近年来，全国司法系统面对错案不回避、不遮掩，主动应对，依法纠错，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一系列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同时，也更加注重现案的冤错预防，加大了人权保障力度。2013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2014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778名被告人无罪。数字的背后正是不断完善、进步的司法状态。

　　有着更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有着尊重公民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法治精神，有着不避讳错误、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与机制作为支撑，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我们的司法机关能够离冤案错案远一些，更远一些；离公平正义近一些，再近一些。

　　( □ 舒锐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