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奇葩证明”背后的监管失能

　　基层派出所痛斥职能部门要求的“奇葩证明”，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近日，福建华安一家派出所在为一位老人开具“健在证明”后，在同一张纸上对县电信局表达质疑：“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其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在这段“吐槽”下面，派出所同样明确落款，并特地加盖了公章。

　　这样的“良心证明”，已是各地近5天内出现的第5份，被派出所吐槽的包括民政局、监狱、公证处等等；而来不及吐槽的“奇葩证明”，则更加层出不穷。相关方面要求证明的事项往往五花八门：有的要求证明母子关系，有的要求证明老年证丢失，有的要求证明夫妻关系……最热的或许是“无犯罪前科证明”——在深圳某街道，居民参选业委会成员需要它；在云南昭通某县，甚至买房也需要它。

　　3个多月前，李克强总理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公开斥责一些单位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并告诫各级政府部门以此为戒，切实简政放权。然而，类似的奇葩证明非但没有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反而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随性而至的“奇葩证明”要求，非但令群众不明就里，亦使承办部门不堪重负。此番基层派出所们的“集体抗议”，算是一次集中爆发，也收获舆论一边倒的赞誉。

　　然而，简单地对“奇葩证明”们吐槽了事，或是仅仅称赞派出所是“业界良心”，都无助于根治“奇葩证明”背后的真正顽疾。如果一边倒地批评“证明”本身，甚至像部分舆论那样一刀切地呼吁推行“简易程序”，倒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些看似“奇葩”的证明，却在法理上大有必要。有时候，身份或关系的唯一性、正当性，的确需要通过必要的程序来验证。开具这些证明，未必完全是把麻烦“转嫁”给群众，反而是为了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漏洞，这方面的程序也未必是想简就能简的。

　　但诸如明明有结婚证却要开具婚姻关系证明、明明有户口本却还要开具母子关系证明，甚至一个大活人拿着身份证、户口本等站在面前，却还要开一张“健在证明”等等，当然完全不在此列。这类“奇葩证明”，自然需要“人人喊打”，但还不够。层出不穷的“奇葩证明”固然反映出相关部门的习以为常的官僚作派，但暴露出的更大问题，是政府监管方面的失能。

　　今天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政府监管部门而言，改革不仅需要他们放下身段、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更需要其变换固有的工作手势，用一种更高效、更现代化的方式实行管理。这意味着工作重心的后移，也是对政府监管责任的进一步强化。

　　形形色色的“奇葩证明”，恰恰是“事前审批”的一种表征。譬如组建业委会需要成员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有监管部门就此称，监管需要一点“形式上的东西”。显然，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同真正的监管风马牛不相及。根据正常的逻辑，既不能推得“无犯罪记录”的业委会成员就一定能让业委会运转正常无虞，也不能推出“有犯罪记录”的人就会让业委会变得糟糕透顶。人们只能猜测，这种毫无必要的“形式上的东西”，会被监管部门当作一颗抬高门槛的“定心丸”。但抬高了门槛后真正的监管在哪里，却是个十足的未知数。

　　由此再看其他种种“奇葩证明”，就不难洞观其背后的理路：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愈弱，就愈是会强化事前的审批和证明；某些时候，事前的“奇葩证明”，甚至可能被监管部门视作躲避后续责任或分担监管压力的“护身符”。显然，这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作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