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再让“好人主义”风行一时

　　“好人”本来众心向往之，但“好人主义”却不是个好东西。这既是某些地方流行“为官不为”的重要风气来源，更是某些官场风行明潜规则的“哲学基础”。习近平同志把“治理好人主义等不良风气”作为“整治党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警醒全党“十分注意”。就在近日网上热传的总书记“十句硬话”中，就有着他对“好人主义”的一语中的——“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首先突出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风格”上。一是不讲原则、不敢批评。有的地方、有些单位，不正之风“风起云涌”，不良倾向早已不是“青萍之末”，但是那里的“一把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听凭风气越刮越烈，他在那里“稳坐钓台”。甚至到了班子中、队伍里发生了腐败现象，他仍然当“好人”、做“好官”，要么“以和为贵”，要么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出来打“包票”的。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歪风邪气如入无人之境，甚至整个官场出现“塌方式”腐败，与“一把手”奉行“好人主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二是不敢担当、不负责任。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深也好，硬也罢，就是在动体制的同时要动“奶酪”。然而有些领导同志，不做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却奉行改革面前的“好人主义”。他们不碰体制一根毫毛，是因为体制改革要触动某些机构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不打破固有分配格局，因为改革再前行一步就要调整利益关系。总之，他们决不冒“得罪人”的风险，决不愿背任何“骂名”，就要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太平官”，尤其当一个维护既得利益的“好官”。

　　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不但使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荡然无存，而且上行下效，形成了庸俗的官风和林林总总的潜规则。比如说，班子内“一团和气”，出了事儿回避掩盖，宁可得罪事业，也不得罪同僚，宁可丧失原则，也不伤害感情；又比如说，同志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大家都做“顺水人情”，人人争当“好好先生”；再比如说，上下级讲究“和谐”，下级有问题，“上面”包着、护着，下级则对“老板”随声附和、奉承捧场。反过来，在“好人主义”成为“流行病”的地方，你要敢于批评，敢于表达不同意见，敢于唱“红脸”、当“出头鸟”，就会“不见容于众”，被视为“异端”、划作“另类”，甚至被孤立、被边缘化，不但走投无路，还将无立足之地。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多栽花”，不是为了“少惹刺”吗？“与人方便”不是终究为了“自己方便”吗？八面玲珑、当面讨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着一把算盘。比如说追求“群众关系好”的“美誉”，可不是平常的“官声”啊，到了考核呀测评呀甚至选举呀，“好人”往往得票多、争议少、“大家没什么意见”，这可是“好官”青云直上的一个台阶呀！又比如说某些上级考“官”，讲的是“稳重、稳健、稳妥”，而“好人”们治下，往往班子“没矛盾”，下属“没意见”，群众也摆得平；加之他从不介入复杂矛盾，更不动体制皮毛，没有风险，也不存在“试错”，于是就成为“上面”放心重用，托付守土的“好官”了。纵然“无为”，但也没有“麻烦”，不出“乱子”不捅“娄子”，他们常常成为干部队伍中的普遍“示范”，“教育”了更多的官员，使其顿悟“上”与“下”的“秘诀”。

　　“好人主义”其实是千年封建留下的“官场文化”。封建官僚体制下，“同朝为官”，在对专制王权的一致依附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同进退共荣辱，“一团和气”成为做官的座右铭，圆通、圆熟、圆滑成为八面通达的通行证，明哲保身和务求中庸成为仕途的不二法门。这种官场的“腐化剂”与“麻醉剂”流传至今，比如不做“出头椽子”，不悖官场“规矩”，不动别人半根毫毛，又如“不说话”、“说好话”、“好说话”等等，其实都成为“好人”们“四处讨好”的江湖秘籍。

　　现在要干部能上能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庸官里头，就应当包括那些“好人主义”者。一方面再也不能让“好人”吃得开、得好处，以免形成更大的“导向”，一方面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好官”，也要抓几个“下”的典型——曾任衡阳市委书记的童名谦，这个“洁身自好”的“好人”、“谁也不得罪”的“好官”，不是因为“无为而治”而玩忽职守，已经被判了五年徒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