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为何上不去

　　“寒门难出贵子”刺痛了社会公平的脆弱神经，然而，问题的原因远比大学“嫌贫爱富”和“超级中学”吸附要复杂得多。

　　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过低的盖子在2011年前后被揭开。随着杨东平、梁晨、李中清、刘云杉等人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不断滑落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寒门难出贵子”的拷问深深刺痛了人们关于教育与社会公平的脆弱神经，进而推动了政府和大学出台相关“逆向歧视”政策，努力提高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然而，和对现象的描述相比，对导致这一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却远远不够深入，这可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教育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为什么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这么低？现有研究认为，首先是大学“嫌贫爱富”，是大学招生政策对城市学生的偏爱造成了对农村学生的不利局面。尤其是自主招生，更是将农村学生排斥在外，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进入重点大学的难度；其次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由农村向城市高度集中，“超级中学”像抽水机般吸干了当地和周边县城里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上游缺水，下游自然就没有水了。

　　如果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的原因是大学招生政策造成的，那么，只要运用行政强制力调整招生政策，就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大学会偏爱城市学生呢？作为社会中知识密集度最高的群体，大学难道就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良知，意识到农村学生比例低是对社会公平的威胁吗？这不符合逻辑和常识。至于“超级中学”的存在则和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并无直接的逻辑关系——虽然我并不支持这样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学生进入“超级中学”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户籍身份。如果农村学生能够被吸纳进“超级中学”，反而可能会因为接受了更有效率的训练而提高他们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远比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

　　大学招生像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变迁，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自然会导致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然而目前农村城市化的进度远远低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概率下降的速度，说明原因绝非如此简单。

　　从教育社会学观点来看，大学——尤其是名校——招生从来就不仅仅只意味着人才选拔和教育，而是一系列社会变迁的深层次反映。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阶层和社会秩序的运动映像。杰罗姆·卡拉贝尔就曾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写道“耶鲁怎样招生，关系的已远不止耶鲁本身。因为录取过程的公平性将反映整个系统的公正性——而这事关这一系统的合法性。”这一点在美国大学招生历史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一百多年来，美国民权运动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伴随着大学招生的变化。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等社会歧视的突破，往往滥觞于大学招生，进而蔓延至其他领域，并最终凭借法律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秩序。为什么美国社会对大学招生极为关注，原因就在于此——它和每个人的生活及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实际上，今天中国同样面临着类似问题，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因为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农村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高达30%～40%，是因为那时候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今天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仅略低于农村人口比例。人口结构的变化自然会反映到大学招生结构的变化之中。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数据比对还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曾对比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概率下降的速度，发现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由此说明农村人口的减少并不是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数据当然没有错，但我们要同时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之后，并不会在当期立即转化为他们的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比率，而是会有一个滞后期。之所以有滞后期是因为学生必须先接受基础教育，然后才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随着第一代大学生从农村进入城市定居，组建家庭，他们的子女将会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由此会进一步拉大原本存在的城乡基础教育差距，使还没有进入城市的农村学生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导致了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下降，但二代学生基础教育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加快了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速度，相当于在原有的下滑速度上施加了一个加速度，使其斜率变大了。这个加速度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城市化的进度要远低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概率下降的速度。

　　在大学招生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条件下，为什么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在公平的高考考场上，为什么农村学生的成绩竞争不过城市学生？

　　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考试招生制度。在中国现行招生录取制度下，大学没有招生自主权——它无法根据自身对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需求决定录取或不录取谁。决定一个学生是否被某所大学录取的唯一依据是他的高考分数：达到了大学录取分数线就可以被录取，否则就不能被录取，无论考生是男是女，高矮胖瘦，家长有权没权或者有钱没钱，当然，也包括是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这是现阶段区别城市和农村学生的唯一标志。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绝对公平，大学招生机构不能根据学生的户籍身份来决定录取与否，又怎么可能谈得上对城市学生的偏爱呢？因此，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只能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农村学生的高考分数整体性地低于城市学生的高考分数——当然不排除个别学生的例外。然而，这是一个在招生录取工作开始时显示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在招生录取工作开始之前刻意导致的原因。

　　有人把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的原因归结为自主招生，认为它提高了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门槛，从而剥夺了农村学生的机会。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首先，自主招生的比例极低——只占高校当年招生计划的5%——不影响招生计划分布的整体格局。如果农村学生在95%的招生计划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即使取消自主招生，加上这5%的招生计划也不可能逆转局面；其次，自主招生候选人资格的确定依据仍然是考试成绩——主要是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产生的影响因子很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尽可能提高自主招生候选人的命中率，避免浪费名额，大学不得不努力提高笔试试题与高考试题的契合度。自主招生候选人所获得的只是一定程度的降分，至于他是否能够被大学录取，最终还是要依据其高考成绩。最后，与高考录取时一样，大学在自主招生时同样无法区别学生是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但高校普遍设计了救济机制，例如免收学生考试费用，提供交通和食宿补贴，等等，尽可能避免农村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因此，自主招生政策不一定是导致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的原因。

　　于是，在大学招生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条件下，为什么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低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在绝对公平的高考考场上，为什么农村学生的成绩竞争不过城市学生？

　　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现行高考制度下，能够取得高成绩的唯一途径是大规模重复性训练，以提高熟练程度和反应速度。实现这一途径的基础是教育投入和家庭经济条件，而和户籍身份无关。那些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可以把子女送到师资力量更强的学校和培训机构，可以雇佣更富有经验的教师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以提高考试成绩，而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能够让子女接受教育已经勉为其难，又怎么可能提供额外的辅导与训练呢？这个事实正是恢复高考30多年来所体现的社会变迁：30多年前，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高考成绩的整体性差距并不显著，甚至农村学生的成绩会高于城市学生，因为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面临的教育投入是大体相当的；30多年后，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高考成绩的整体上差距已经相当显著，因为除了政府教育投入存在差异之外，家庭之间的教育投入差异也越来越大，并直接影响了分数生成。

　　实际上，这不只是中国高考出现的现象，只要是考试，只要大学招生和考试成绩高度相关，都会衍生出这一社会结果。新加坡、韩国和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即使在美国，也出现过类似情况。统计分析显示，SAT考试成绩与家庭经济条件的相关性要远远高于与族裔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一个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黑人，很可能会取得比家庭经济条件差的白人更高的考试成绩。因此，美国顶尖大学在招生录取时，不光看重考试成绩，更看重的是，学生是在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取得的考试成绩。因为，在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表面上看起来绝对公平的考试成绩，很可能从生成成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了。

　　农村学生高考成绩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师资。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中学的师资并不比城市中学差，甚至可能要更好。原因很简单，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以及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许多人就此成为当地农村学校的教师，为当地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重点大学，很大程度上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结果。然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批人陆续返回城市，造成当地农村优秀师资的流失；进入21世纪后，由于“超级中学”的崛起，又有一大批优秀的农村教师被高薪和其他优厚条件吸纳进城市，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优秀师资“只出不进”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农村学生在高考竞争中处于整体性的劣势。

　　农村学生面临的问题实质是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处于弱势，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有利于他们的有效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不断下滑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结果。如果把农村学生群体替换为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弱势群体，那么，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史上都曾出现过的必然现象。由于每个家庭都会竭尽全力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条件，随着收入的增长，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就会在一系列考试中取得更高的成绩，从而在大学入学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如果大学招生高度依赖于考试成绩的话——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的巨大挑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从道德上树立教育公平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要从技术上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利于展现他们优秀素质的有效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否则，如果只是简单化地调整招生政策，农村学生的入学比例从数据上看是快速上升了，却可能在未来产生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作者秦春华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