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从善如流具示范意义 发挥社会底线作用

　　慈善立法从善如流的示范意义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

　　今日社评

　　《慈善法》自提出建立至提请审议，已有十年时间。这个磨砺过程，会让《慈善法》不断对社会显示出积极的示范作用，而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也将更好地发挥出“善心不可欺”的社会底线作用。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昨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慈善法》草案提请大会审议。草案对互联网公开募捐作出最新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也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这意味着，最新版草案放宽了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的限制。

　　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大量涌现。公益慈善方兴未艾，但“郭美美事件”、各类网络骗捐事件以及一些基金会因透明度不足引发的争议，都让公益慈善公信力遭到极大打击。不断出现的争议，凸显了我国慈善制度法规环境的滞后，出台《慈善法》也就成为迫切需求。作为我国慈善事业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慈善法》对慈善机构的设立、运行、投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大会审议前，《慈善法》草案曾于去年10月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时，《慈善法》草案最引人关注的焦点，就是逐步放开公募权。目前除少数试点地区外，全国只有少数慈善组织具备公开募捐的资格。但同时，去年公布的草案也有一个颇具争议的“吐槽点”，原草案规定，只有在省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才享有“可以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的权利，其他注册层级较低的慈善组织，只能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平台发布募捐信息。慈善组织注册的层级，与其信用和运营情况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这种将慈善机构人为划出三六九等的做法，令舆论产生争议。

　　值得欣慰的是，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为己任的《慈善法》，在制订过程中倾听民间声音、吸纳专业建议，在最新的草案里调整了互联网公开募捐的有关规定，表达了对各类慈善组织的一视同仁态度。《慈善法》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的从善如流，有利于化解争议，也有利于使其成为一部推动社会自治、构建多元成熟社会的善法。一部争议最小、共识最大的《慈善法》，无疑将会更好地保障捐赠者和求助者的权益，也将提升人们对于慈善机构乃至慈善事业的信心。

　　《慈善法》草案从善如流做出调整，这种态度对我国社会治理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其实，《慈善法》立法过程中表现的示范价值，远不止于此。《慈善法》的出台，对中国慈善事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但还是有舆论对该法是否“有资格”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由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往往是具重大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如《立法法》、《物权法》等，相比之下《慈善法》的地位略逊一筹。

　　《慈善法》草案之所以获得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资格，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示范价值。《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该法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倡导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慈善法》因社会教化方面的示范作用，而具备了提请人大大会审议的法定资格。

　　另外，《慈善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还有特殊意义。我国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但现实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比例非常低，往往是几年才审议通过一部法律。加上去年审议《立法法》，此次人大会议已是连续两年审议法律，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立法权的重视和强调。这种宣示对地方人大无疑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可以引导其更积极地行使地方立法权，凝聚各界共识，完善社会治理。

　　《慈善法》自提出建立至提请审议，已有十年时间。这个磨砺过程，会让《慈善法》不断对社会显示出积极的示范作用，而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也将更好地发挥出“善心不可欺”的社会底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