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需系列机制解决

　　大讨论

　　贫困，是不是贫困大学生的隐私？(之五)

　　编者按：南京理工大学近日启动“暖心饭卡”项目，通过对学生在食堂就餐的数据分析确定受助对象，直接将补贴款打入受助学生的饭卡，除受助者本人外再无人知晓。本报3月26日刊发社评《别让“暖心饭卡”遮蔽了公平问题》，认为大学生享受了贫困生助学金或其他补助，应当承担公开个人基本信息的义务。大学帮困该不该公开受助学生的个人信息？贫困大学生该如何正视自己的“贫困”？本报《每日评论》版就此发起“贫困，是不是贫困大学生的隐私？”话题讨论，来稿请发到本版信箱：meiripinglun@vip.sina.com">meiripinglun@vip.sina.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大讨论”字样。

　　贫困无法隐藏，也不需要“争取”

　　星火

　　作为一名接受过助学金的贫困生，看到围绕南京理工大学“暖心饭卡”项目，大家对大学帮困问题的热烈讨论，我感到了社会大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不过在讨论背后，也展现出大学帮困之困局。一方面是从人文出发，希望能够让贫困生在不伤及自尊和心理的情况下，获得体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则是从制度出发，希望能够让帮困工作在公开的运行中接受监督，保证真正的贫困生能够获得帮助。但前者有时为了保护而保护，成为“偷偷摸摸”的帮困；后者有时则为了监督而监督，成为“争取贫困”的帮困，这两种“极端行为”，都难免变成手段代替目的而最终损害目的。这场讨论中，一个关键的争论点就是贫困是不是隐私？该不该公开？这里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若要问我作为贫困生，愿意接受哪种形式的帮困，运用排除法的话，我的答案首先肯定是不要“争取贫困”的。也并不是说自己作为受助者还要挑三拣四。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并非认为贫困是不能公开的隐私，而是这样的“争取”行为，可能会让别人误认为自己很在意利益。抛开这种极端情况，在我眼中，其实贫困某种程度上就不是隐私，因为身上的服装打扮、使用的手机电脑，都“出卖”了自己的经济情况，它并不需要“争取”。

　　其实，不论贫困生还是家庭比较宽裕的学生，内心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说出。直到今天，我也只会向比较亲近的朋友谈论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而不会逢人就说自己的“困难史”来博得同情，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贫困的家庭经济状况又成为了隐私。但即便这样，细心的人还是会通过对外表穿着、生活习惯的观察，来看出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并给予我帮助。

　　记得上高中一年级时，一位和我同姓的同班同学看出了经常吃食堂、穿校服的我的家庭情况，就送给了我更多的校服以备换洗，把她从家里带到学校的可口的晚饭和我一起分享，后来她也成为了我的姐姐，至今我也非常感谢她和她的家人。现在我在国外交换学习，平时打扮比较简单，学校负责留学生管理的老师知道我生活上只靠奖学金生活，主动问我身高、体重，得知我和他身材相似，便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他的一些旧衣服，我并没有碍于情面拒绝。因此从我亲身的体验来说，我也并不认为贫困是隐私，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真正隐藏起来过，因此就更无所谓公开了。

　　至于贫困作为“隐私”是否应当公开，在进行评比的班级范围里，对于区分真假贫困生而言，公开一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而若是要在全校范围内公开，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在班级这个熟人圈之外，少有人能够对被公示学生的经济情况有更多更真实的了解。真正困难的是在名额较少的情况下，如何在不同程度的贫困生内部进行区分，而这一工作仅凭数字是很难衡量的。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评审负责人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了解，而这是简单的公开也不能解决的。

　　公开贫困生信息的初衷确实是好的，是为了在公开环境下接受监督，以保证资源的公正分配，但实际效果往往并不好。即使评出了“假贫困”，很多时候这也是在中国特有的人情关系下“集体沉默”的结果。为了防止弄虚作假，公开或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集体沉默”的作用下，又有多少人愿意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呢？漫画/陈彬

　　贫困生的心理问题需要系列机制解决

　　邓线平

　　大学校园里，确实存在贫困生的心理建设及保护问题。贫困大学生并不是天生就心理压抑和自卑，他们从本地出来，都是当地的佼佼者，在考上大学之前，基本不存在心理问题，但一到大学，怎么就存在心理问题呢？这与当今大学建设有关。当大学几乎所有事务都与贫困与富裕挂钩，并且总是富裕者占据优势时，贫困生自然感到心理压抑和自卑。

　　贫困生往往都比较注重学习，然而，在当今校园活动里，学习并不是最重要的，学习好也不一定被大家尊重。相反，一些大学活跃分子，他们学习并不怎么好，他们参加的一些社团活动，往往都是有钱学生的游戏，贫困生难以参与进去。要么进去花钱，例如摄影俱乐部，光买相机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要么就是从小需要钱来培养的一些兴趣爱好。面对这些社团活动，贫困生当然感到自卑和压抑。

　　如果大学更多地开展的是一些与贫困生生活有关的活动，贫困生的参与就顺其自然，能多参与群体活动，并为群体增光，他们的心理建设自然不是问题。譬如，贫困生多来自农村，可以组织他们参加一些与农村建设有关的活动，或者参加一些花费不高却有意义的活动。

　　更早前，大学不存在贫困生心理建设问题，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陷入到金钱衡量境地，大学校园也相对与外界隔离，学生更关注学习。面对贫困同学，班集体更多的是给予道义上的关怀和心理上的同情，而不是因贫困而鄙视。现在则不同，大学与社会完全连通，中间不再有“围墙”阻隔。社会上的各种纷杂，随时对校园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各种不好的影响，包括金钱至上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反映在学生心理上，也反映在校园建设上。现在的学生，各种社会活动也多了，他们往往也没有时间去关心关怀贫困的同学。从大学校园角度，与其说贫困大学生心理建设是某一项活动的内容，不如说是整个大学生建设的问题。单靠在某一项活动中关注他们的心理问题，难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有人会说，如果不关注某一项活动中的学生心理问题，怎么从整体上推进贫困生心理建设问题，包括贫困补助不公开贫困隐私？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关注贫困生心理建设，不能与违反公共事务的公开公正原则相违背。二是心理建设本就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靠单项推进的。在整个校园活动建设过程中，难免有某一项活动需要有钱者参与，但不能说，这就会破坏贫困生心理建设。这些活动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要抵消这种活动所带来的贫困生参与问题，不是要取消它，而是让贫困生有自己的参与空间。只有当人人都有自己的参与空间，有自己长处的发挥空间，才能让人人都不存在心理问题。

　　当校园活动整体上难以照顾到贫困生心理，而在某一项特别关注他们的心理问题时，不但不会解决问题，而且可能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贫困生会对自己的“贫困隐私”更加敏感，更加难以积极面对。贫困并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的，它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家庭造成的。把贫困当隐私，不是个人心理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

　　面对贫困学生，正确的做法是将他们的贫困从他们的生活学习中剔除出来，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学习，使他们的生活学习在日常中更有尊严，他们的能力更能得到发挥。这样做，一方面，贫困所带来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贫困生也不会因贫困而参与不到群体中去。久而久之，贫困生的心理压抑和自卑就会逐渐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