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乡土中国：一些年轻人开始远离赌博

　　核心提示

　　“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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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年轻人平时都在外地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打工地点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家相互间很少见面，也不大联系，到了过年时节，久别重逢的年轻人，总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寻个热闹。赌博一时风行山村，但今年的春节有了变化：一些年轻人开始远离赌博。

　　我的家乡位于湖南省西部，怀化市西北部，夹在雪峰山和武陵山脉之间，全县地势以丘陵为主，平原、山地散落其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贫困县。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地农民普遍形成了一种“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人在家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收入模式”。我们村有四个自然村，而且田姓占了百分之七十，其他姓氏或多或少都与田姓存在或远或近的姻亲关系；田姓的宗族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经十分淡薄了。

　　赌博风盛行

　　前几年过年，年轻人聚在一起，总是想寻找点刺激。最刺激的当然是赌博，比如扎金花、推牌九。每个人发三五张牌，按照一定规则比大小。这期间需要用钱下注，下注是一个考验个人的经验、观察能力和胆量的斗智斗勇过程。由于每一局的时间很短，一个晚上的输赢竟有几万乃至十多万元之多，因此充满了刺激性和趣味性。村里的年轻人中，会玩的往往对它乐此不疲，而不会玩的人也大都很感兴趣，积极围观，然后很快就学会了。

　　由于赌博违法，不少年轻人就跑到乡镇或县城的宾馆里偷偷赌博。赌博期间，吃喝都在街上解决，赌累了就去卡拉OK厅唱歌，甚至找“小姐”，于是拉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娱乐乃至色情业的消费。

　　春节期间，各个酒店爆满，而且酒店越大、越豪华，就越是早早满客；街上半夜三更还有一群群年轻人吃宵夜，吹口哨，压马路。有些酒店平时门可罗雀，靠过年这几天就赚到了一整年的利润。还有些人，平时在家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到了过年就拉着不知深浅的年轻人赌博，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把他们口袋里的钱一点点地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好维持下一年的游手好闲和不务正业。而那些不知道深浅的年轻人，抹不开乡里乡亲的面子，被拉进了这个水很深的赌场里，输了钱却还天真地以为是自己的运气不好。

　　毫无疑问，这些钱大都是年轻人或者他们全家在外打工挣来的，一夜之间很有可能输得精光。正所谓“辛辛苦苦一整年，痛痛快快两三天”。痛快了两三天之后，便又不得不出去辛苦一整年。更有些头脑发热、被人怂恿下不了台的，甚至还借了高利贷。而且，躲在宾馆打牌输了钱，家里人终究是会知道的。父母、妻子、儿女就有可能会说几句。年轻人在外赌博输了钱，回到家里又要受气，心里不爽就很有可能会吼父母、打老婆和骂儿女。这样一来，父母、儿女闹分家，夫妻闹离婚。于是，一个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拆散了。

　　每每听到这样的家庭悲剧，都让人觉得惋惜，但这些悲剧并没有能教育人们，甚至这样的消息反而还比不上“某某一晚输了十三万”“某某赌钱借高利贷跑路了”等故事更让人觉得惊心动魄。正所谓“铁打的赌场，流水的赌徒”。人们普遍认为，钱输光了是运气不好，这样的悲剧肯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大家继续在赌博中寻找刺激，在争吵中继续赌博，等到过完年，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然后便不得不背起行囊，奔赴外省，继续下一年的打工生活。

　　初涉聚会：江湖规矩还是村庄传统？

　　正是因为知道过年时村里年轻人的惯常活动，对于他们的偶尔邀请，我基本都是回绝的。

　　但我还是参加了去年的年轻人聚会。有两件事让我觉得应该参加。

　　一是祖屋重修。我们村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老村，田姓的祖先最开始就是在这里落地，于是那间房子也就成了全村人的祖屋。可惜，祖屋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了很久，正所谓“没有祖屋就没有现在每家每户自己的屋”，重修祖屋，兹事甚大，商议此事，必须参加。

　　二是新造龙船。2014年夏秋之际的一场大水，冲走了村里的两艘龙船。在我家乡，端午节比过年还要热闹和隆重，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龙船，龙舟比赛关系到全村人的声誉。对于我们这个老村和大村来说，龙船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说一次端午节灾难，我们村一船人全部溺水而死，从此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村的年轻人们都要穿上黑色的衣裳，举行复杂的祭祀仪式，然后才能参加比赛，村里的龙船也从此被称为“乌龙船”。龙船没了，全村人都像丢了魂一样。村里的年轻人过年回来，打算商量建造新龙船的事。

　　但是去年参加聚会的情形让人失望。最关键的是缺少得力组织，挑头的组织人员没有经验和计划性。吃过年夜饭之后，年轻人倒是来了不少，但是却发现没有合适的一个去处。于是几个人匆匆商量了一下，就把大家拉到了镇上的一个KTV里唱歌喝酒。嘈杂的歌声、炫目的灯光和浓浓的酒气让大家忘记了聚会的目的，浓厚的江湖气息取代了村内公共事务讨论。

　　快到新年钟声响起时，大家才恍然想起此次聚会的目的。新年钟声敲响，大家点了凑钱买了礼炮。仰望冲上天的礼花，大家相互祝福，许诺明年再见等等。首次年轻人自发组织的新年聚会，就这样草草结束。

　　新年再聚：篝火边的谈话

　　今年过年，我还没到家，就有人跟我说要搞新年聚会，据说是要在村部的礼堂搞篝火晚会。

　　想起去年的凌乱场景，我心生凉意，积极性和期待都不高。吃完年夜饭，有人邀我一起去礼堂聚会。想想反正就在村里，去去也无妨，于是就跟着去了；并且暗下决心，要是还去镇上唱歌喝酒，我就坚决回家。

　　很遗憾，今年的组织还是不得力，来了不少年轻人，却不知道要干什么。搞篝火晚会，连必要的柴火都没有，怎么搞？有些年轻人来礼堂看了看，见没有什么动静，就又回去继续打牌去了。

　　等到晚上8点多，终于有人运来了一车木材。这时在哪里烧火又成了问题。村部礼堂是水泥地面，烧火不方便，于是我们留下的三十几人又转移到隔壁村小学的操场上。

　　整理好柴堆，从摩托车上引一些汽油，大家便在操场上生起了火。

　　年轻人是最爱热闹的。围着篝火，那些性格外向的年轻人相互调侃或拿那些内向的年轻人开涮，“对手”的机智回应或不能接招，都能引来大家的欢快笑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聊家常，问问近况，叙叙旧情，时不时一起举瓶共饮、相互祝福。

　　其间，组织者提议选几个人出来给大家讲几句，于是篝火晚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环节。

　　发言中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位老大哥，他其实已经快50岁了，不算是年轻人了。但他是位很热心的哥哥，听说年轻人要搞聚会，十分支持，便忍不住跑过来跟我们说上几句。

　　他说，他年轻时，还不流行去外面打工，大家都在家里，所以村里总是很热闹，大家相互也很熟悉。“到了你们这一代，大家都在外面打工了，分散在全国各地，平时没什么往来，甚至都不认识。过年大家都回来，趁此机会认识一下是很好的，所以聚会很有必要。往年也有聚会，但都是到街上喝酒赌博唱歌，尽是些歪风邪气，不仅浪费钱，而且还祸害人。这一次大家在操场上搞篝火晚会，一堆柴、几箱酒、几包瓜子花生就足够了，既省钱、又健康，是个很好的模式。这个模式要坚持搞下去，要争取把村里年轻人一到过年就赌博的不良风气改过来。”

　　“你们要向村里的妇女们学习，往年过年她们都在打麻将，但这几年她们坚持跳广场舞，现在已经成队伍、成习惯了，晚会的组织者一定要有公心，不要想着自己当了‘官’可以指使别人，而是要自己带头亲力亲为，也不要想着从里面弄到点好处，要能不怕吃亏；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服你，事情才能办得好。以后聚会争取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各自发挥特长，办成真正的文艺晚会。”

　　老大哥的话虽然质朴，却很打动人心，引起了共鸣。赌博之害，其实谁都知道，有些人虽然深受其害，但到目前都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赌博之风盛行与农村的公共文化衰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以往过年忙忙碌碌的情形不一样，现在过年所需的一应事物基本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农民们过年期间有大把的闲暇时间。农民闲下来了，都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些闲暇时间，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没有因为闲暇增多而丰富起来，反而越来越凋敝，大家真是“闲得蛋疼”。于是，农村的公共空间便很快就被赌博之类的不良活动牢牢占据。实际上，很多人内心里并不想赌博，但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别人来叫你、你不参加，那就是清高、就是不给别人面子。于是，只能“哑巴吃黄连、舍命陪君子”。

　　赌博风气在村庄形成强大的磁场，把很多年轻人都吸附在它的周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不能逃离。大家一年又一年地重复同样的悲剧而难以自我拯救。

　　但最终还是要从自己做起，要从村里的那些觉悟了的年轻人开始做起，要围绕着新年聚会一点点地做起。

　　发言后，村里这三十几个年轻人逐渐达成了以下四点意见：

　　一是每年举办新年篝火晚会要形成惯例，长期坚持，杜绝赌博和奢靡浪费行为，改变村庄社会风气；二是要成立正式的新年聚会筹备机构，指定专人分片负责通知宣传，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三是要积极关心村庄公共事务，比如端午节龙船比赛、修路架桥、祖屋建设、祠堂重建等，尤其是要关心村里发生重大变故的人，扶弱济贫，与他们共渡难关；四是要想办法促进村里发展，规划村庄公共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在家门口创业，让大家共同富裕。比如，有人提出要争取把村里已经承包出去的水库收回来，由年轻人集资一起搞开发。

　　大家热烈讨论，对前面三点没有意见，但是在第四条上存在很大争议。收回水库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收回水库之后怎么办？怎么集资和投资，怎么寻找市场或客源等问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集资都很困难。村里的年轻人现在压力大，没有结婚的人要准备结婚、买房子、买车；刚刚结了婚的人就要开始准备小孩子的读书钱了；而那些小孩大一点的人，他们的父母已经进入需要照顾的老年阶段。哪里还有多少钱可以用来集资搞开发呢？其次，建成后的市场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村既不靠近大城市，也没有什么风景名胜、名人古迹，单单靠开发一个水库，搞点农家乐，真的能够吸引到大量客源吗？本地人谁没见过这里的山山水水，根本不会来消费，而外地人又有多少会来呢？年轻人最不喜欢被反驳，最不愿意听泄气的话。但这一条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让大家都很无奈：难道我们这些年轻人唯一出路仍旧是外出打工干苦力吗？但现实是残酷的，村里能够建起楼房、娶上媳妇的人，大都是靠全家人在外面打工挣的钱；很少听说有人在家干正经事能够直接发财。目前来看，打工是农民完成家庭再生产的最可靠的出路，而读书则是改变个人命运成本最低的渠道。

　　有了上面这些议题，整个晚会就显得很充实，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没有感到空虚和无聊。

　　其间，虽然也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议题，说出来的时候令大家很激动，分析了之后又让大家很丧气，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哪个年轻人的心里没有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冲动呢？更何况，对于这些涉世未深的农村年轻人来说，社会不应该过多地苛责他们，而是要相信他们，在实践乃至在错误中逐渐地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把年轻人组织起来过年聚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象征意义。当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赌博逐渐走到村庄公共舞台的时候，曾经是主流的村庄公共生活却被步步逼到了边缘；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处于边缘的健康力量开始觉醒并起来抗争，自发地挑战那些强势的不正之风。(田孟 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