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从秦到清根本不是什么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的皇朝，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的，“废封建，立郡县”，由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性质。

　　官员经授权进行，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封臣的，如果国王契约，封臣的，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

　　主义的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了生命的。简言之，官员的是给的，封臣的来自契约保障的。

　　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的皇朝，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对庄园主承担忠诚、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于一尊的郡县制。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法、阶级和制度，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和官僚。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一尊主义时代。

　　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的根源。从方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和的总代表。明治维新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

　　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大将，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由于郭一向大胆假设和大胆立论，其观点飘移不定，不能保持首尾一致。

　　1939年发表有关文章，为中国社会正式定性，“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建立了主义的中央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此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相对沉寂，一些学者也相应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从学术界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分权，不可能与中央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竞争秦国进行，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马克思还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每朝都有一派。

　　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

　　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的一二。

　　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而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契约和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主义的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