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恢复高考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了
（原标题：社会学家：恢复高考40年最大的社会意义就是抵制了“”）
，恢复高考后的78级考生，著名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大学首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问题，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权威。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高考的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使得无法公平选拔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尽管我们说高考有很多缺点，不能综合性考察人才。但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巨大。
1966年，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大学、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同时，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所谓“推荐”，根本没有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这就导致了在很多地方，谁有关系谁就可以上大学，上大学更是成为干部子女的一项，当时流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了严重的形式化、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我的1977》这本书，记录了陈建功、周国平、等近二十位在77、78级参加高考的文化精英撰写的回忆文章，线年高考的个人入学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书中有这样一段：
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这年的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这其中，就有。恢复高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恢复高考前，全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的状态，人才怎么培养呢？整个社会非常迷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没有目标。我是77年底从下乡回到，因为没有关系，就在家里等着街道办给分配工作。我是78年初才知道恢复高考，特别激动，终于有了人生的目标。当年7月就参加了高考，考入了人民大学。恢复高考，实际上给社会树立一个目标，告诉大家，考试制度是一个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使得无法公平选拔人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考抵制了人情社会，学生凭自己的奋斗变成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否出生于穷乡僻壤，是否有社会地位，只要考分高了，就会被录取。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提出说高考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办法综合性考察人才，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的，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大。
“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经40年。从1977年高考录取率不足4%，到现在50%左右，这样的变化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反思，高考该怎样适应时代发展？我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并取消加分。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寻租或。”
近年来，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成为关注的话题。尽管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高校特别是重点院校中的农村生源比例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农村学生为何难上好大学？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学生？对此，说，在现实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因此，他高考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在全社会诚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加分猫儿腻太多。应该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让所有学生公平竞争。因为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寻租或。考察世界的考试制度，制度设计的核心都是公平竞争。在任何制度下，差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国家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到公平。
对此，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进行了一个调查数据。针对全国高校学生的基础信息，比如入学分数、家庭情况等，通过计算一个叫“优比”的指标，测量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学的概率。结果发现，如果不算高考加分等因素，农民的孩子总体竞争力还可以。但如果把加分等因素算进去，各类管理者家庭的孩子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的优比，要远远高于农民的孩子。如果再把自主招生的因素加进去，农民孩子的优比指标得分更是会出现骤降。
：党的报告中有三个词让我印象深刻：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如果高考用同一张卷子，大家都有同样的和机会，也都遵守同样的规则，那么考上好大学就完全要凭真本事了。美国公平竞争相对不错，SAT、托福等考试都是全国统一命题，但结果仍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更大。这不是因为寻租或者，而是富裕家庭孩子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条件更优越。
说，在教育体制上，要高考指挥棒。人才应该有多种选拔渠道，不能老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队伍，为什么在全世界技能大赛中很少获过好名次？为什么产品质量、工艺水平上不去？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忽视，技术工人不受重视。
：在、法国欧洲国家，高校毛入学率也就百分之五十几，年轻人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选择做技术工人，因为社会地位和薪酬和白领没有本质差异。职业技术学校与大学也是打通的，将来不想做技术工人了，再去考大学也没有问题。但反观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条从初中毕业后就基本分离了。要想上大学就得上高中，一旦上了职高，再想进高一级学校深造就较困难。其实这两条完全可以进一步打通。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中真正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其实我们可以搭建两个平台的互通，这也是高考面临的新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的多种人才。
大教育家皮基亚特提出，教育是有阶段性的，适当的阶段学习适当的知识。然而，很多家长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会接触各种课外知识、特长、竞赛比赛。即使在，如果没有进入附中等好中学，上名校的概率也会减少。整个社会都在为能上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拼的你死我活。
：高考虽然是最终端的手段，但最核心的是全社会的心态和家长的心态。首先，家长要摆正心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命让孩子学，恨不得没出生就开始胎教。填报高考志愿时，很多都不是孩子的兴趣，背后都是家长在选择。目前整个社会氛围不太正常。表面是高考，选拔人才，而前面的整个培养过程是全社会的心态。全社会要有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该学习学习，该考试考试。社会心态正常了，也就会梳理出更好的考试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