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性化生产社会化协作渐成规模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马云日前在2017天下网商大会上提出，新零售时代将不会有“美国制造”“中国制造”“印度制造”，更多的是不同国家设计、生产、组装并销往全世界的“互联网制造”（made in internet）。“互联网制造”概念一出，立即引发热议。在推进供给侧过程中，“互联网制造”最大的意义在于，有望为处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低劳动成本“双重压力”下的中国经济开辟一条新。

　　今年初，习总在中央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段论述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有效”和“适应性”两个语汇更值得圈点和深思。

　　过往数十年，得益于体制变革、人口结构和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中国实现了经济迅猛增长。在红利和人口红利未能持续的背景下，粗放式增长方式的弊端越来越显著：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低端、同质化产品形成大量库存积压；不少企业效益低下，甚至沦为“僵尸企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消费者旺盛的消费升级需求迟迟得不到满足。

　　曾几何时，相互模仿推动了消费潮流；如今，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渐成为主流。近年来，每逢长假，国人在海外大手笔“扫货”，连马桶盖和陶瓷刀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日本、韩国带回。有鉴于此，国内部分企业特别是领先的家电企业，纷纷扑下身子，创造条件让消费者订制个性化产品，但大多只是在外观上做做文章，性能、质量并无明显提高。从更宽广历史进程看，在工业化接近尾声之时，福特式流水线上下来的工业产品，社会也不再有昔日那般巨大的胃口来消化。

　　“互联网制造”令人眼前一亮。它的基础是大数据，互联网可由此帮助企业凭借更加精准有效的合作和制造，来满足和拉动需求。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将用户的需求及时而准确地向生产商表达出来，用户的一切互联网“足迹”都被记录下来，通过信息的传输、储存和处理，企业对用户需求的了解更加精准。假以时日，个性化制造方式将取代大规模生产模式，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特征日益突出。互联网与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将显著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创造力。

　　当个性化生产、社会化协作渐成规模，制造业的小批量生产将变得更加划算，生产组织将更加灵活，劳动力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也有望下降。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应对用工成本快速上升这一“之患”的有效应对手段。不难看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供给侧要求，都有望在“互联网制造”中得到落实。

　　不过，对“互联网制造”也不宜作浪漫化想象，它绝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创造本地化的商业模式上，具有外资企业不可企及的优势，然而，互联网及相关的核心和创新技术仍然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在不少领域，中外差距甚至仍在拉大。这种局面不能不影响“互联网制造”在中国的前景。

　　供给侧有着丰厚的制度内涵，涉及与市场关系，涉及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它要求推进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营造更好的创新，城市化中的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都是任务清单上的“重头戏”。互联网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无疑会为完成这些任务提供助力，但技术进步却不可能使这些任务自动完成，更不能替代，有的技术进步只有在创新改善后才可能获得突破。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提出著名的命题“制度重于技术”，在“互联网制造”的问题上，这一论断仍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