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短缺背后的现实尴尬：常陷医患冲突漩涡

　　调查动机

　　“千分之零点五”。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这个数字频频成为媒体焦点。如此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关乎孩子:

　　目前,我国儿童总数为2.26亿,但每千名儿童仅有0.53名儿科医师,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儿科医生已经十分紧缺。

　　就在人们讨论如何解决儿科医生辞职潮,国家大力推动儿科发展之时,儿科里的“全武行”仍在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冷言恶语甚至拳脚相加,儿科为何躲不过医患纠纷?儿科医生短缺的背后有哪些现实尴尬?

　　本篇报道试图找寻这些答案。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见习记者　韩丹东

　　“裴奶奶”辞职了。

　　这名拥有40多万微博粉丝、公众号粉丝也超过了12万的儿科医生,在今年3月初在公众号上发布辞职文章后,阅读量便突破了10万,后台收到几千条留言。

　　或许在文章发布后的十几天里,裴洪岗仍有些焦虑自己的选择。

　　但同行遭遇的又一次“非人”待遇,让他觉得“走对了”。

　　一段摄于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平湖医院)门诊大厅的视频中,死亡患儿家属十余人,拉着“无良医生,草菅人命”的横幅,有人蹲在地上烧纸钱。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低着头跪在火堆前,一直被骂,时而被打,多人围观,无人制止。

　　曾经,裴洪岗只是在微博上做做白日梦:“等我有钱了,我要配一个保镖防医闹,配个秘书写病历,再配个律师审病历。”

　　在过去的几年中,和“裴奶奶”做出同样选择的儿科医生也有很多,仅其所在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在过去4年就有36名医师及139名护士辞职。

　　喊打喊杀的家长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骨科中心主任李明生活中,除了同事,最熟的人可能就是医院里的特警了。

　　为了保证这里儿科医生的安全,20余名特警保障这家儿童医院医生的人身安全。

　　“要请人保护,这让我们儿科大夫怎么想。”但现实告诉李明,这或许是“明智之举”。

　　在去年6月末,这里就曾上演“全武行”。

　　事发当天下午,一名8个月大的患儿因乳房脓肿被家长抱到医院。经诊疗,值班医生及住院总医生认为小孩乳房脓肿只有1厘米左右,到门诊输液治疗即可。

　　“可对方说他们住得远,来回前往医院不方便。”据当时在场的医生回忆,住院总医生不停给患者家属解释,一是患儿没有住院指征；二是医院确实没有床位,且医院规定不能随便加床。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住院总医生表示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安排一个床位。但患者家属却误以为是自己在医院没有“熟人”才会被拒绝入院,便对医生进行暴打,并用凳子砸坏电脑显示器,后被赶来的保安制止。

　　这是因为住院被打的,还有住院后询问患儿病情被打的。

　　在广东某儿童医院工作的夏医生就因此被患儿家长“临门一脚”。

　　两岁半的患儿因为摔伤,在凌晨一点左右被送到医院。经过诊断,孩子伤情较重,是肱骨骨折,需要立刻进行手术,否则孩子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当晚急诊值班的夏医生走到患儿床边询问病情和进食时间等情况。据他透露,也许是没有听到,一开始患儿家长并没有搭理他,他只好转而询问孩子的爷爷和奶奶。这时患儿父亲却忽然指责医生不找他问情况,夏医生只好解释因为他当时并无反应,以为他不清楚情况。随后,夏医生继续询问孩子的爷爷奶奶,并将情况写在备案记录上。

　　根据医院的监控录像,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名父亲忽然抬脚就踢向了夏医生,并且对其大声辱骂。

　　“我当时并未和他纠缠,转身走出诊室报警。十分钟后他冷静下来,主动找到我道歉。”至今回忆起这起事故,夏医生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调查,说这名家长当天动怒是因为孩子的病床被安排到急诊走廊。可问题是,在他们来医院之前,就已经有十多名病童因为病房爆满而安排在走廊了”。

　　夏医生的同事张韬告诉记者,要有“金刚不坏”之身以及“钢铁般”的心脏,“儿科愈演愈烈的医疗暴力,也是儿科医生逃离的重要原因。我自己也曾经遭遇过家长莫名的暴力,令人寒心”。

　　曾有儿科医生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这个数字还不够可怕吗?”

　　作为儿科医生中的资深代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面对喊打喊杀的家长已经习以为常。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疗危重症患儿,他们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患儿离世,家长甚至发短信威胁“要杀你”。

　　60小时“炼成术”

　　虽然没有遭遇过“毒手”,但患儿家长的种种责备,却压倒了她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救命!”在赵启云的执业生涯中,已不知是多少次在睡梦中被这种呼救声惊醒。

　　条件反射地爬起来,一看表刚凌晨1点。匆匆披上白大褂,跑到病房,却发现患儿好端端躺在床上,患儿家属正扯着值班护士的领子,大喊“救命”。

　　“见我来了,家属气呼呼地把护士推到一边,嚷着‘你看看,你们医院是什么水平,给我孩子扎针扎了两次都没见血’。我只能一边解释儿童血管细不容易找准,一边安抚着快被吓哭的护士。”赵启云向记者回忆着执业中最后一次被责骂,“低声下气,努力安抚,才让对方不再怒目而视我们”。

　　不愿总要低声下气和被尖叫惊醒的赵启云,在2015年8月递交了辞呈,离开了成都的这家儿童医院,很快在同城另一家医院的内科找了份新工作,这离她从事儿科工作不到5年。

　　早上6点起床,匆匆洗脸刷牙吃点早餐后,坐地铁40分钟直奔医院,基本上7点半前到达办公室。从早8点直到中午12点半,一般能诊治患儿60名左右,平均每3分钟看一个。一上午4个多小时,常常不喝一口水不上一次厕所。

　　这是赵启云在过去几年里的常态。这名年轻的医生告诉记者,像她这样的儿科大夫,下午一两点钟吃上午饭是常有的事,周末常常不休息,一年中有半年得值夜班。

　　一入儿科苦似海,从此休息成路人。

　　这是赵启云和同事们编的顺口溜。

　　“人人处在过劳状态中,基本已无潜力可挖”——其实,这是国内所有儿童医院内科医生的工作常态。

　　这样的常态,张韬已经坚持了8年。连轴转,对于这名35岁的医生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一个星期40个小时,对于一般职业来说,即使加班一周也不会超过50个小时工作。但作为儿科医生的张韬,每周的工作时间都会超过60个小时,上不封顶。

　　24小时值班,往往被急诊手术充斥。早晨的8点,却不是值班后的休息时间,因为还要做平诊手术。根据医院对外的时间表,张韬上午的出诊时间一般为3个小时,但挂号都会超过40个,面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张韬只有一个选择——加班,而且是在保证“三四分钟看一个病人”的基础上,因为有的病人需要做检查后再回来看病,所以相当于看五六十个病人。

　　这样的种种,让很多儿科医生到了40岁便有“干不动”的感觉,从而导致在成为资深医生甚至专家后,便有了出走的意愿。

　　四面埋伏的压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儿科成为医患纠纷高发地带的同时,也为儿科医生带来了过多的压力。

　　如果想要体验从早到晚沸腾着的至少80分贝的噪音,那么请到任何一家儿童医院的门急诊室。在那里,焦急的家长总是把诊室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一个患儿身边常常围着五六位大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现在一家一个孩子,家长们都希望医生护士做到尽善尽美,容不得一点差错。”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门诊负责人说,“每当发生争执,总是要批评科里的人,但说心里话,真的很心疼她们,她们压力实在太大了。”

　　儿科医生的压力除了来自儿科这个专业的特征,更来自患儿的家长。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多数,当家中唯一的孩子生病时,一家人便陷入焦虑中,家长认为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再加上就诊空间嘈杂拥挤,医生护士常常成为家长们宣泄焦虑的对象。

　　“儿科投诉特别多。”张韬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生病,有时候甚至来6个家长,大家的期望值很高,又希望一来就能看上医生,可医生不够呀,那就得等,一等几个小时,可轮到看病可能只有几分钟,家长就可能去投诉。

　　医院里有这么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吵吵闹闹小儿科”。

　　“儿科诊疗环境特殊,医患冲突隐患大。”李明说,基于病患身心特点、发病机制、患病种类的特殊性,在临床工作中,对儿科医患人员要求高,既包括专业的理论知识、技术技能,亦包括相应的沟通技能及心理素质。

　　儿科又被叫做“哑科”,小孩子很难描述自己的病情,全靠医生观察、检查,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

　　“但是我们这些儿科大夫多是在长期的嘈杂环境中工作,工作节奏快、劳动强度大,思想真的是高压状态、身心疲劳,如何在确保给予患儿最佳诊疗的同时处理好与患儿及家长的关系是有一定难度的。”张韬对记者说,“一般情况下,成年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哪里疼痛,疼痛的程度。可是对于一些语言能力还未发育健全的孩子而言,可能只会哭和闹,这就需要医生靠经验来判断病情,加上小儿病情发展变化快,使得儿科医生慎之又慎,压力山大。”　　

　　在张韬看来,儿科病患病情特殊,医患交往障碍多。

　　“以急诊为例,儿科病患多起病急、来势凶、变化快、危急病人多。危急症状如高热惊厥、中毒和意外伤亡,往往在孩子玩耍过程中突然发病或发生意外。”张韬的同事曹云说,家长在来院就医前已心急如焚,他们没有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思想准备,这是儿科医患容易触发矛盾的一个关键点。

　　不再逃离待支持

　　当儿科医生时每月收入四五千元,当内科医生后一个月能有七八千,“而且比儿科时轻松多了”。

　　这是跳槽后赵启云的薪金变化。

　　在记者的走访中,许多儿科医护人员也坦言,“儿科虽然不是待遇最差的,但绝对是垫底的”。

　　业内医生认为,一些综合性医院确实忽视了儿科,其忽视的原因不是因为儿科方面的人才不行、水准不够,更多是跟大的医疗环境有关。

　　“现在公立医院说是要体现公益性,但医院的运转主要靠自身创收,而儿科经济效益差,若总是需要医院‘照顾’甚至‘贴钱’,纵然社会效益高,也可能被综合性医院‘舍弃’。卫生主管部门同样要顾虑医院的效益,多少有些无可奈何。”1986年走上儿科岗位,目前已是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沈军向记者介绍说。

　　医生待遇低、工作强度大、患者就医体验差,从而导致医患纠纷频出。

　　相比外部的改革,多位儿科医生均认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还儿科医生以职业尊严,儿科医生的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尊重,不要单纯以科室的创收能力来评价一个专业的重要性,也不要把科室的经营效益完全与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相联系。

　　绝大多数儿科从业者也认为,经济利益关系制造了儿科医生的供求失衡,这才是最值得医疗管理部门反思。在公众增加医疗支出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希望的是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能够多一点行政手段的介入,需要公共财政的投入,以缓解医患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